大国无兵-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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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号八百英烈的悲剧，是大清国最高当局战略失误所致。简单表述：错在“守”牙山，错在“援”牙山。

先说“守”之错。中国军队驻守牙山，是“高升”号沉没前四十多天才形成的事实。出兵，是为了“援朝”，是为了“平乱”；牙山的地利，利在据此而便于进击乱党。果然，大兵一到牙山，朝鲜的乱党由全罗溃如鸟兽。因而叶志超将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圆满完成了“援朝”任务。至此，牙山便不可久留了。其实，在叶志超援军抵达牙山的第二天（五月初十、即6月13日），朝鲜政府就函告“通商委员”袁世凯，说“不敢再劳天兵前进”，理由是匪人散伏，“似非上国士卒堪执此责”。訛这等于下达逐客令。袁得函，转电李，李得电，转命叶，曰：“若再前进，殊无趣味，应即速调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如果知道“无趣味”，真的“订期内渡”了，此后的一切悲剧原不会发生。可惜，李鸿章举棋不定，一不派轮撤兵，二又命叶志超部“坚忍约束”，“切不可移近韩都挑衅”，这就将中国1500名援军钉死在牙山孤城，失去了调度、进击的有利时机。甚至在日军迫近牙山时，他仍电告叶志超：“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輥·輱·訛愚于料敌，一厢情愿，这等于捆住猛虎，专待猎人射杀。

再说“援”之错。照常理，一军受困，一军相援，无可非议。但“援”牙山又当别论。牙山驻军，是为“援朝”；任务完成，理当撤军。不撤的理由，是因为日本军队进入了朝鲜，如此，牙山驻军的任务便急速地由“援朝”转为“抗日”。若为“抗日”，不但驻军有理，增兵亦有理。但看由大沽连发三船增兵，总计不足三千人，加上牙山叶部，共四千五百人左右，仍然不到日本兵力之半。不论从战略看，抑或从战术看，都是劣招。以少击多，以劳攻逸（日人已先登陆），除自取败绩外，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这还是就援军全渡的状况而说的。在不能掌握制海权的背景下，在护航不尽责的情况下，让手持轻武器的陆军乘坐商船，千里渡海，这种增援，又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这两错的核心，在于李鸿章的错误估计：日人“断不能无故开战”！用“和平”思想指挥“战争”，不亦惑乎！

百年之后，重新拨弄旧算珠，在下之意有二：“援朝”完成，急速退兵；若要“抗日”，应发大兵。

“大兵”既调不出，又开不进，扯旗放炮派去三船增兵，只是做做样子而不是为了真的“抗日”。这是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会见中国招商局会办盛宣怀时，盛氏向日本人透露的政治机密。

李鸿章做样子，日本人来真的，胜负即分。

“高升”号的沉没，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护航力量薄弱。其实，运兵轮出发之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早就有一个派北洋主力舰队护航的计划，声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李鸿章复电曰：“叶号电，尚能自顾，暂用不着汝大队去。”　接电，丁汝昌撤销了主力出海的计划。假若在丰岛海面是北洋水师主力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遇，结果肯定不是“济远”败逃、“广乙”搁浅、“高升”沉没、“操江”被俘，鹿死谁手，尚在两可。因而，我辈可以断言：“高升”号的八百官兵，是死于军机大臣李鸿章的战争误测。

二、“内战”常胜军，“外战”走麦城

后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常有错觉，认为那是一场“海战”的失败。其实，“海战”的失败是由“陆战”的失败引发的；在“海军”显现无能之前，最先是“陆军”表现了不堪一战。

本节标题之“常胜军”，所指为“淮军”。

“淮军”是继“湘军”而起的一支由招募形式所组成的国家军队。它试办于咸丰九年（1859），正式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二月。就在同治元年三月，新编淮军由安庆分乘七艘英国商船顺江东下，移师上海，参加了守上海、收苏杭、配合湘军消灭太平军的多次恶战。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不久湘军裁撤，淮军在平定太平军余部及捻军战斗中一枝独秀，所向披靡。故被人赞为“支持同光间三十年国防”　的雄师劲旅。

若视曾国藩为淮军之父，李鸿章则是淮军的直接经营者与第一领袖。淮军以将领立营，将雄兵勇，名扬国中，如刘铭传之“铭”字营、张树声之“树”字营、潘鼎新之“鼎”字营、吴长庆之“庆”字营、周盛波之“盛”字营、郭松林之“武毅”军、周盛传之“传”字营、张树珊之“珊”字营、杨树勋之“勋”字营、郑国榜之“魁”字营、吴毓芬之“华”字营、王永胜之“开”字营、王可升之“升”字营、董凤高之“凤”字营、刘士奇之“奇”字营、唐仁廉之“仁”字营、李昭庆之“忠朴”营、戴宗骞之“绥巩”军等等。

从建立到甲午战争爆发，淮军都是中国重镇、雄关、边隘、海防的主要力量。

朝鲜有事，清政府首先想到的可用军队便是淮军。这即是上一节提到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淮军。在国内，叶志超、聂士成都是常胜将军。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小同乡。入淮军，从小卒子干起，在刘铭传部一级级往上爬，靠的仅是轻伤拼命，重伤不下火线。捻乱平，积功升任总兵。光绪十五年（1889）擢直隶提督。做了“从一品”的全省最高军事长官，叶志超革命意志不衰退，似乎还是很能打硬仗的。如光绪十八年（1892）热河教匪李国珍倡乱，叶志超率军征剿，平建昌，连克榆林、沈家窝、下长皋围，攻乌丹城，一路连捷，仍然保持着平捻的气势。·輥·輵·訛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初从袁甲三讨捻，补把总。同治初改隶淮军，从刘铭传分援江、浙、闽、皖，累迁副将。东捻平，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在中法战争中曾渡海援台。还师后，统“庆”军驻旅顺，又调统芦台诸军，晋头品秩，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輥·輶·訛

叶、聂二人，均为淮军中的佼佼者。派他们联手东渡援朝，李鸿章应该说胜券在握了。但日本人在兵力上占着优势。这两位长胜将军能否利用他们的战争韬略、战争勇气，变被动为主动去创造另一次战争荣耀呢？

答案让人失望。

先说牙山之战争。加上两船的增援部队，叶、聂麾下的牙山守军已有三千三百多人。总体上虽弱于日本侵朝军，但在局部上，三千劲旅，仍是虎狼之师。

鉴于牙山无险可守，聂士成向叶志超建议道：“海道梗，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聂士成所说的公州，在牙山东南。而在公州北面、牙山东北五十里，尚有一险要之处，名成欢驿，为公州门户。二人商定，由聂士成率五营兵力驻守成欢，叶志超则率一营移驻公州。

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聂部在成欢布防完成，次日，日军即分两路大举进犯。一路从下面大道，一路从东面迂回，侧击聂军右路。聂部先设伏击敌，杀伤不少。后因日军占领成欢东北山头，炮击淮军各垒，故聂部不支，向公州退却。成欢虽失，聂部却也表现了顽强斗志。尤其是武备学堂学生军的于光炘、周宪章、李国华、辛得林诸人，英勇杀敌，誓不后退，全部力尽而牺牲于异国他乡。作为统帅，聂士成虽处险境，倒也从容镇定。撤退途中遇日本伏兵，又加迷路，众军惊恐，面无人色。聂士成见两鹤立于山头，遂对众人说：“彼处无伏兵，可以突围。”

待聂士成率军退到公州时，叶志超听到前方不利，早已弃城遁走。聂士成无奈，知牙山不可去，故绕走朝鲜东部山区，北上平壤，追赶叶志超军。

叶志超不战而弃公州，做了一次逃跑将军。

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叶部至平壤。二日后，聂部亦至平壤。

从牙山至平壤，绕行一千五百多里，历时近一个月，叶志超、聂士成经历了一次境外“小长征”。公正地说，敌强我弱，战略转移或战略撤退都是可行的。况且，他们选择的战略目的地是朝鲜旧京平壤，放弃新京，占据旧京，这在精神上也算与日本人打成“平手”。问题是，叶志超不敢实话实说，却又将狼狈的逃遁铺张成“抗日”胜利，吹嘘“成欢一役，杀伤相当”。事闻于朝，李鸿章大喜，嘉奖叶氏，并赏银两万两犒军。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上谕下，任命叶志超为平壤四路驻军的“总统”。加官晋爵的“圣旨”是这么表述的：

总署来电，奉旨现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亟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著，坚忍耐劳，即著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剿，所有一切事宜仍随时电商李鸿章妥筹办理，钦此。

出于礼数，或者出于自知，叶志超接到任命后确曾复电力辞曰：“惟超望浅才庸，实难当此重任。”但朝廷还是根据他牙山突围报告，认为他“孤军御敌，冒险突围，督率有方，堪胜总统之任”。

叶志超铺张军功，惟一可以称说的善念便是他并没有埋没聂士成部的战功。这则勉强告慰成欢保卫战中牺牲的一百多名官弁勇丁了。

朝廷说平壤驻军“较多”，是确实的。这支联军包括叶志超部六营二千人左右，卫汝贵部十三营六千余人，上十九营为淮军；另有左宝贵部奉军六营三千五百人，丰升阿部盛字练军六营一千五百人，马玉昆部毅军四营二千人，这十六营皆非淮军体系。淮军与杂牌军相比，理所当然是这支部队的主力。统帅这三十五营一万五千多人的一支大军，面对任何强敌，都可一决雌雄。更何况平壤城依山带河，城垣绵亘，固若金汤呢？

据罗尔纲《淮军志》勾勒，平壤实为大同江边的铁城雄关。大同江自东北流向西南，正好流过平壤的东门长庆门和东南门大同门，以江为池，天然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城墙南北绵延十余里，另四门（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西为七星门，西南为静海门）分别与大道相接。尤其是玄武门，跨城北牡丹台山而筑，由于该山与城墙相连，便自然成为居高临下的防御要塞。牡丹台山外，复有三山环抱，迤逦而西，内屏平壤城，外屏平壤通义州大道。背靠岗岭，面向大河，对日军来说，不要说攻城不易，抢渡大同江都是困难的。·輦·輮·訛　史书说叶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诸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致命的是他根本就拿不出合乎军事科学的、知己知彼的守战之策。他的拙招是：除远征途中留驻平壤后方交通线上的六营部队外，二十九营兵力全部用以婴城自守。这等于龟缩一团，被动挨打。其具体部署为：

叶志超居城中，调度全局；

左宝贵部奉军、丰升阿部盛军、江自康部“仁”字两营，防守城北玄武门一带；

叶志超部芦榆防军防守城西七星门一带；

卫汝贵部盛军防守城南迤西南隅朱雀门至七星门一带；

马玉昆部毅军防守城东大同江岸一带；

另以左宝贵部之聂桂林，率队策应城东与城南两面。

虽然四面设防，其重点则放于东南。

但狡猾的日本人并不盲目强攻平壤。他们在侦知了中国军队的防务状况后，于八月十四日（9月13日）分四路向平壤逼近，其中的元山支队从上游偷渡大同江，进占平壤北面四十里之顺安，切断中国军队退往义州的归路后，复以顺安为依托，南窥平壤。其朔宁支队亦从大同江上游横渡，与元山支队联络后，于八月十五日（9月14日）合兵攻平壤城北玄武门、牡丹台山一带阵地。另两路，一为日军混成第九旅团，攻平壤东南大同江防地；一为日军第五师团，攻平壤西南阵地。

日军的四路总攻，开始于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拂晓之前。因为前一天的北门之战，日军已占城北山顶数垒，取得了居高临下、炮轰平壤城的优势，所以吓得“总统”叶志超坐立不安，随即召集诸将，提出当天（八月十五日）便应弃城突围。闻其言，左宝贵大怒，斥其误军误国，并派亲兵监视之，防其弃师先遁。所以到了十六日清晨大战打响时，左宝贵这位回族将军依回礼，早已沐浴净身，服黄马褂，著二品顶戴，披挂整齐，亲临玄武门指挥退敌。部下劝他，这副装束易于被敌人发现，遭受袭击，而左宝贵则答道：“吾服朝服，欲士兵知我先，庶竞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

士兵见左宝贵朝服临阵，士气大振，奋力迎击，日军死伤涂地。自清晨战至上午九时，日军破外围东垒。此后，日军在重炮掩护下强攻，左军援绝不支，相继失外围中垒、外围西垒、内围西一垒，日军遂全力围攻牡丹台。上午十一时，左宝贵先是身中两弹，不下火线，大呼杀敌，后中炮牺牲，日军占牡丹台，进逼玄武门。

就在这时，平壤城头飘起了白旗。

这是叶志超的命令。

白旗是停战旗，白旗是投降旗。

同一时刻，马玉昆部激战半日，已经在大同江东岸击退了日军混成第九旅团的三路进攻。肉搏近战，日军死伤满地。

同一时刻，卫汝贵部激战半日，已经在平壤西南方向击退了日军第五师团的进攻，日军寸步难进，伤亡严重。

就在马、卫二部将要组织反击时，叶志超下令撤兵。二将率军回城后，才知叶“总统”已树白旗乞降。马玉昆不解，卫汝贵却表示了支持。

事后有人评说：如果马、卫二部向北反击牡丹台，亦大有可能夺回城北高地。

四面守城，一面不利，即丧失斗志，俯首乞降，这在当时解释不通，百年之后，吾辈亦理解不了。

依据国际公约，日军见城上竖起白旗，也便停止了进攻。下午，有日本军官入城，协议停战、降顺事宜。叶志超又来了精神。他向日军谈判代表提出：放开包围，令我率兵回撤。

日本人当然不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放下武器，束手投降。

谈判无果而散。

叶志超的如意算盘是：白天不走，天黑可行。日本人的常识判断是：逃与不逃，只在今夕。

果然，天一黑，叶志超便下达了弃城令。清军五路人马拥出平壤西门，跌跌撞撞，急急慌慌，向北逃遁。有两股兵力，给清军造成次等杀伤。一是朝鲜兵，他们痛恨清军驻防期间的奸淫掳掠，飞扬跋扈，故乘其退兵，背后开火。二是日本兵，他们伏于隘口要道，排炮轰击，清军大队人马无可回旋，死伤累累。天明，清军虽逃出日军包围圈，但一夜功夫即死二千余人，伤三千余人，兵力损失十分之四！又因为是弃城而逃，所以平壤城中的一切军储物资，如大小火炮四十尊，快枪并毛瑟枪万余支，并所有粮饷、军资、器具、公文、密电，尽行委弃于敌。·輦·輰·訛

入朝三个月，叶志超当了两次“逃跑将军”，其恶果，一次比一次严重。

在此，我们要插叙两个人的情况。一是支持、追随叶志超逃跑的卫汝贵，一个是成欢的抗日名将聂士成。

卫汝贵，字达三，安徽合肥人。从刘铭传征捻，积功累迁为副将，晋总兵。李鸿章很赏识他的“朴诚忠勇”，留统北洋防军，虽先后授河州、大同、宁夏诸镇总兵，一直未之任，统防军如故。朝鲜事起，率马步六千多人赴平壤。一过鸦绿江，卫汝贵早把李鸿章临行诫语“屏私见，严军纪”丢于脑后，放任兵丁，胡作非为。在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