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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无兵-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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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的叙述,仅为事变的大势,有一个必经的过程需要在下面补充交代。简言之,即统一思想的过程。

拳民虽众,与国家全民相比,还是少数;仇洋者众,与不仇洋者比,也是少数。如何将少数人的情绪扩展为全民族的意志,顽固派们是动了些权谋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庙堂,控制舆论,钳制正言,栽赃陷害,抢班夺权,经过一番综合治理之后,最终推出的是弥漫朝野的血色恐怖。钢刀高悬,血流遍地,问你还有什么个人意志呢?

制造血色恐怖的,是以端郡王载漪为首领的“铁帽子王爷”集团,“王爷”们之外,是刚毅、徐桐、赵舒翘、启秀、董福祥、毓贤等人为中坚的朝廷文武大僚。他们的恐怖工具,一是义和团,一是武卫军,一是刑部大狱。

义和团进京,并非史家们宣传的“大进军”的胜利,而是“工具化”的起始。

进京后的义和团,首先有了“中央”的直接领导。“诏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而以英年、载澜为之副”。这等于给造反派队伍派去了司令员与副司令员。其次有了“铁饭碗”——“月赐太仓粟,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发米”。第三有了赏银,“予帑银十万两”。 第四,首领们有了功名,“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輩·輶·訛

名利双收,义和团成为铁帽子王爷们的利器,利器在手,操刀必割,想收拾谁,只要吆喝一声。这儿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得到慈禧太后与载漪的允许,义和团首领可以自由“出入禁中,日夜无期度。扬言将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谓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 试想,连光绪皇帝都成了他们威胁的对象,惶论他人。“一龙二虎”之号发明者还是载漪,据《崇陵传信录》披露,“载漪讼言上奉天主教,宫阉多入教者,率大师兄入宫大索,几及圣躬,卒无佐证,追坐荫桓罪赐死”。张荫桓参与戊戌变法,因此流放新疆。从杀张,可知载漪们的狠毒。

还有一次,载漪竟领着义和团头领闯入慈禧太后正在养息的颐和园,要检查太监中是否有教民,方法很可笑,即验看太监头顶有无“十”字,而这“十”字,又是别人看不见,只有义和团首领才可发现的。结果,义和团首领用此法指认两名太监是基督徒,要带出杀掉。慈禧太后大怒,高声说:没有我的许可,谁也无权把拳民带入宫中。而载漪则说,这首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后来,慈禧拗不过载漪,两太监被杀。

这个例子说明,义和团已在载漪掌握之中,成为他要挟太后与皇帝的工具。

武卫军五军虽属荣禄节制,但武卫后军的董福祥甘军一部,因为是载漪举荐进京屯扎的,所以也成了载漪的工具。董军完成了杀害日、德二国使节的任务后,载漪又向慈禧太后建议“用兵攻使馆”,这才有四天的御前会议,决定宣战。会上,载漪扬言“请围攻使馆,杀使臣”。 而主攻任务,当然交给了董福祥。这时候,载漪已经羽翼丰满,不但他“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兵权并在掌握”,他的哥哥载濂、弟弟载澜也都“深被宠任,附和拳匪”。 一门三王公,手握生杀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一思想,越发变得简单起来:不听话,杀无赦!

本节开始所述许景澄、袁昶等五人的被杀,即肇祸于四天的御前议政会议。载漪的专横,也达到极点。

如五月二十日议论第一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奏:“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这乱民,即指义和团。话仅说了一句,端郡王载漪便抢过话头,伸出大拇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而当仓场侍郎长萃夸赞义和团为“义民”时,载漪与其弟载澜均言长萃所言极当,“人心不可失”。此时,光绪帝按捺不住,便问:“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善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倖全。”载漪不识趣,复言董福祥善战,剿回时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惧也。光绪帝又说:“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可比。”·輪·輲·訛 从这针锋相对的对话,一见光绪帝之清醒,二见载漪之嚣张,人臣之礼,无复存在。所以当他听到袁昶说“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拳民断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大背公法”时, 在他心里,早已腾起杀机。而到会议第三天,载漪亲自提出了“攻使馆、杀使臣”的方案,遭到内阁学士联元的反对。联元力言此计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人入城,鸡犬皆尽矣”。听了联元的反驳,载漪恼羞成怒,竟然诬蔑联元因刚从使馆回来,里通外国,其罪当诛。慈禧受了他的蛊惑,亦大怒,立命斩联元。群臣伏地求情,慈禧才收回成令。

一个多月以后,袁昶、联元等五大臣还是被载漪集团送上刑场,御前会议,已见杀机。

朝中的大臣,违者皆杀。黑名单列好了,有大学士王文韶、尚书廖寿恒、侍郎那桐等人。因为联军入京太快,当权者未及下杀手,得免。

而外省大吏,相对较为安全,因而也敢于上书进言,反对恃拳民、攻使馆。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丁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地方大吏联名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其言至痛切。山东巡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

鞭长莫及,慈禧与载漪们不高兴,也只有听之任之。

宣战诏书发出的那一刻,清政府便犯下了一个低级的、无可挽回的、自毁神器的错误。

袁昶的话,简单而明了:“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一个内政,一个外交,双双都错,谁能救他?

清政府的决策层群体,都疯了。

一个疯狂的政权,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仍以被人称为“袒拳中坚”及“祸首”的载漪为例,在其大权掌握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盖得意甚矣”。

中国近代史的庚子之变一章,没有认真剖析载漪的决策作用,当为一大失误。所谓“伪造历史”,不一定指生生造假。颠倒了轻重,隐瞒了关节,模糊了是非,回避了责任等,都是“伪造历史”的常用手段。读史上当,不可不防。一个人,因为私利,因为愚昧,又因为权倾一时,误了一个国家,载漪为一显例。大清朝的庚子灾难,人多归于慈禧,于今思之,载漪之罪尤大。

还有一个疯狂的大吏,德行不可遗漏,此人即毓贤。从山东巡抚调任山西巡抚时,他在北京做过短暂逗留。时间虽短,他却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宣传义和团的“义”及“扶清灭洋”。“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统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

毓贤赴山西巡抚任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初春。这年春天,正是义和团由直隶城乡奔聚京津的时候,朝廷谕各省督抚,拳民与教民应无分畛域,一视同仁。但毓贤承载漪、刚毅私意,置朝旨不遵,而以纵拳仇教为务。

他与载漪、刚毅相通密函,自言“阃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輪·輷·訛 他的“无愧”,即是除洋教,杀洋人。

刚到太原时,他便听到了李莲英对他的一句赞语:“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闻言,毓贤喜不自胜,“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环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

如果说山东的义和团是毓贤收编的,那么山西的义和团完全是毓贤缔造的。

山西义和团因为官办、官助、官褒的背景,平地起雷,烈焰遍地。“各属教民,富者皆为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后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匪势蔓全省”。

死难的“数千人”,都是中国人。

毓贤是用“挑动群众(拳民)斗群众(教民)”的手法,无中生有地掀起仇杀。因而,他就是山西拳教矛盾的制造者、激化者,是山西屠杀教民的元凶。

事情至此并未刹车。毓贤的最终目标是杀尽山西洋人。当年五月,北京拳乱趋于白炽,载漪、刚毅密函至晋,饬毓贤“力庇团民,痛除洋贼”。六月,毓贤命义和团焚烧太原大教堂,驱戮教士。毓贤登高观火,叹曰:“天意也!”营官欲施救,毓贤不许,斥曰:“汝何人?敢违天乎?且非有吾命,胡仆仆为?”

毓贤屠杀山西教士,还耍了一个阴谋。他先是将朝廷“保教”谕旨,行下各县,做个样子,换得教士的信任。后又发下通告,说因各县兵力单薄,防范疏漏,传谕各县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以利保护。教士闻讯,心怀感激,先后至者七十余人。教士被骗入彀,毓贤开始实施他的“灭洋”阴谋。《清史稿》本传所载较简单,略谓:“乃扃聚一室,卫以兵,时至蔬果。一日,毓贤忽冠服拜母,泣不可止,曰:‘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问之不语。剧出,坐堂皇,呼七十人者至,令自承悔教,教民不肯承,乃率出斩之。妇孺就死,呼号声不忍闻。”

七十多个外国传教士及其亲属的生命,就这样被轻轻一笔带过,毓贤的“为国尽忠”倒留下了一个哭天抹泪的巨影。

且看公私史家的补叙。

《凌霄一士随笔》载:

庚子六月十三日,毓贤大杀外人及教民,计中外男女老幼共七十余人。令下后,藩司李廷箫谒毓,劝勿孟浪。毓曰:“吾已熟计之矣,吾以一颗头颅换数十颗异样之头颅,亦大值得。”迨行刑毕,复谓李曰:“吾头当稳被洋人砍之。”将来大祸盖亦已虑及,其志固拼一死以报国矣。

《拳变余闻》载:

六月,焚毁教堂,毓贤登高楼观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英教士逃出,号于众曰:“昔晋省大饥,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妇挟儿出,跪言:“吾施医,岁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语未绝,一兵以梃击之,仆,推置火中,复奋身出,仍推入,与其子同烬焉。毓贤以兵守城门,禁教士出入。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复驱入抚署,毓贤坐堂皇,命行刑,杀英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二十余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掠数十人去,皆不屈,死焉。

《十叶野闻》载:

先下令守城门,禁教士出入。行道者皆检其身,有无佩十字章,佩者皆捕之。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团守,绐言将送之都,众以为有生望也。无何,复命驱入抚署。毓自坐堂皇,历声数教士惑众之罪,命即日行刑,凡杀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者二十余人。枭首悬城门示众。卫兵之与教民有私仇者,任意剖心弃尸,积如丘山,毓勿问也。毓自上奏,言彼设一巧计,将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惟有一洋女,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及查得,已死。此等丧心病狂之词,公然见于奏折,可谓一时之戾气。又抚署杀教士之翌日,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士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獭祭,见者莫不惨伤……·輫·輴·訛

《龙夫人:慈禧故事》引用一个目击者的描述,略谓:

首先被带上来的是法辛先生。他的妻子紧紧地抱着他不放,他轻轻地推开了妻子,走到士兵的面前,一声不响地跪下,刽子手的大刀一挥,他的头就被砍下了。很快,接下来的就是霍德勒先生、贝农先生、罗维特先生和威尔逊先生,他们都在刽子手的挥刀之下而身首异处。巡抚大人毓贤显得有些不耐烦,吩咐他的卫兵,让他们全都拿来长柄大刀,帮忙砍杀其余的人……男人杀完之后,女人被带来了。法辛夫人被她的孩子们紧紧抱住,士兵分开了他们,一刀将他们的母亲斩了首。刽子手砍下了所有孩子的头,技法娴熟,只需要一刀……罗维特夫人戴着眼镜,紧紧拉着她小孩的手,即使被杀的时候也是样……当新教徒被杀了之后,罗马天主教教徒被带了上来。主教……质问巡抚为何滥杀无辜。我没有听到巡抚大人给予他任何回答,只见他抽出自己的佩刀,照着主教的脸重重一击,鲜血顺着他花白的胡须倾注而下,他就这样被斩首了。

很惭愧用文抄公的伎俩摘引了一串资料,私心很怕遗漏了毓贤的“爱国”事迹。

毓贤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权力者一旦“丧心病狂”,其害至大,其孽至深。中国人无须一百年后站在“现代”的视角审视他的凶残,即便站在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墨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五行、旁门左道……任何一种人的、理性的立足点上,都不能理喻毓贤式的“灭洋”。

记录下毓贤的事迹,是为了给中国留一份极端化的耻辱符号。

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因为被侵略的屈辱,中国人经常记错帐,讨错债:洋兵杀人,找洋教士赏命;洋政府签约,找洋教会挑衅;人有罪衍,向上帝兴师。那杀人的刽子手,就是中国的“兵”。在同样拿武器的人(不论洋人、非洋人)面前,他们是孬种;在手无寸铁的人面前,他们是屠夫。一百年后,我们已不必再分辨他们在太原城杀的是洋教士、洋女、洋娃或中国教民、中国修女了。他们杀的是平民百姓!仅此一点,足可证明这支军队决然担负不起任何崇高的使命。

面对1900年的太原屠杀,我们有权叹息:中国的官德丧尽了!中国的军魂死亡了!这样的官与兵,只有等着惩罚。

上帝睁着眼睛。

政治恶贯满盈。载漪们推着慈禧,拖着国家,向黑暗走去。“五大臣”的死,是黑暗的序幕。

本来,战争离中国很远,可是铁帽子王爷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硬要将国家拖入战争。义和团这时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其“点火”的任务,而退到边缘。'奇…Q…i…s…u…u…。…c…o…m…书'直面八国联军的,是中国的百姓,中国的山河,中国的无价珍宝……

载漪们留下的教训只有一条:一个国家,为了转移国内斗争方向,而激化对外矛盾,或试图将内部破坏力,转化成对外抗拒力,那是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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