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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第1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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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领袖服务。他的罪过,就是你的问题!只是非常遗憾,吕惠卿之所以进入王安石的视线,完全是一位君子中的君子的推荐。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公元1032年,泉州晋江人。出身于官吏世家。宋史里记载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见了面,两个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了变法集团。

也就是说,王安石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真正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失明了。

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他有一篇上报给朝廷的奏章,名叫《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把吕惠卿说成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

当时王安石在常州做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个普通的属吏,欧阳修的信里称赞吕惠卿这样不凡,那样奇妙,要王安石特别对待,才有了两人初步的接触。说到这里,就要谈一下历代大事件的参与者之谜。那些貌似与众不同的人,在历史里留下了印迹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出类拔萃的能力、高雅脱俗的品行,才脱颖而出的吗?

公开的结论是对,真实的答案是错。

以吕惠卿为例,他到王安石身边时,他本人、欧阳修,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后来会有如此波澜壮阔、无所不至的变法,那么何来有意为之?

再举一例,当王安石不久前从江宁府到京城的路上,曾经回临川老家一次,在那儿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历史发展的大规律涵盖一切,只是推动这个大规律的,却往往是一件件突发的小事情。其中领导们近乎偶然性质的赏识,更是一大因素。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前面说过苏轼在东京城的夜晚里迷醉流连,可惜时光非常短暂。没多久,他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了,父子三人只好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这是三苏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就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别说明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才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那就是被前宰相张士逊讥笑为失心疯的吴育。

到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已经去世了,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这时,苏轼在史馆上班,有自己的变法主张。注意,他是主张变法的,只是怎样变,有他的一套理论,和王安石截然不同。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它对北宋的历史进程无关,对中华诗词史有一定的影响。

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故去了,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很贤惠,无才之女天性仁厚,对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苏轼的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谈笑度日,也没法在夜深时抹去的隐痛。10年之后,终于凝聚成了一首传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苏是个奇特的人,说实话,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说法,三苏中只有东坡才名副其实,其余两位都只是因东坡而显。但要是论到政治才能,小苏才是最强的一位。他清宁安静,不浮不燥,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尤其心性极其坚忍,平静到能让人忽视他。

这一点让小苏的官场成就远远高于老苏、大苏。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王安石的亲信手下开始。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说来是吕惠卿的同乡。这是个让人提起来,就掩卷长叹的人。他太有争议了。前面我提过,从神宗时起王安石、司马光直到北宋亡国,还有一位决定国家命运的人。

是章惇吗?差一点点,如果他真的像宋史里说的那样坏的话,他就一定是!

章惇,生于公元1035年,比苏轼大一岁。在熙宁变法之前,是官场中一个默默无闻,缓缓上升的小人物,留下的印迹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赶考,考中了,却宁愿放弃。为什么呢?只因为他的侄子是当年的进士第一名。

身为叔叔,居于侄儿名下,他无法忍受。但要注意的是,他的侄子比他大10岁。

后两件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的恶名,有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对方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呢,有宋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怎么会有错?这都是后话了,在他们初相遇时,都是才气纵横,俊爽一时的青年。

章、苏曾结伴游玩,地点在凤翔府仙游潭。仙游潭下有万仞绝壁,只有一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用手推了推苏轼,请子瞻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儿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踏虚临空,逍遥自在。到对岸之后,他攀山藤上绝壁,在石面上写下了一行大字

——章惇、苏轼来游。

回到岸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这时苏轼拍了拍了他的肩膀,说,你日后一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何以见得?苏轼说,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别人的命怎么会放在心上?

章惇哈哈大笑。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山林里。两人游玩,偶然在一座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

真遇到虎了,数十步远,马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走。这时苏轼勒马就回,章惇却叫从人拿来一面铜锣,在山石上砸响,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我们现在看来,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意气激越,这是一位胆气豪壮的爷们!

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苏子瞻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更何况以苏轼的理论,漠视自己生命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比如说现在敢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的话,是不是像苏轼这样珍爱自己的人,也会同样珍爱别人呢?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像我小时候总能听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说这种话的人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一个人要是太爱自己了,绝不会再去爱别人,那是典型的自私!

章惇先介绍到这里,他的事会随着变法的深入逐渐浮出水面,真假善恶,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个好朋友,一个实干家,什么都好,只是不能惹他。

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时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之后,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动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位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一个理论的奠基者说起。

周敦颐。

这个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我们在学生时代都读过一篇清丽高雅的小文章《爱莲说》,就是他写的。俗话说文如其人,想来他也是一位“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君子。

不,他不是君子,那不足以涵盖他,他是位教主。甚至在当时就流传着一些说法,他的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比如说,王安石少年的时候,曾经带着自己的名片,到周敦颐的家去拜访。可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

于是后来才有了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的教育啊!其实哪儿跟哪儿,无论是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把周、程两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所以才改名“敦颐”。

他幼年丧父,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在舅舅地推荐下,他走上了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

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简直是不知所谓。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从南宋时起,元、明、清、民国甚至现在,一直都有市场,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叫道学,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他的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于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真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怎么定性的。

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发现了他的秘密。

南安通判程太中。

一位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可对他非常的客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来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四位圣人的开端。

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轻时,比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成果。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比如文彦博。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都大大地改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非常的痛苦。

他们当官了,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在变法开始时,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该出场的大人物们也简单地介绍这些。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项非常考验智力的游戏。

请问像北宋这样的大国,国事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问题。说声改变,要从哪里改?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最容易见效、也最稳妥的突破点?

这是一个在历代史书里都被忽视了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为什么王安石要从均输法开始动手,那与北宋的国情有关,与官场的安稳有关,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

说官场,在熙宁二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他在变法竞选中,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

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官场,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了魔力的脑子变出来。这是多么的诱人啊,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长。可郁闷的是,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第十一章 千年疑团说青苗

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开了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古代国家最大的命脉。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很简单,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城市,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的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由它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的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权力不足。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某些东西,而决定运什么的,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好,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浪费吧,别急,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鸡毛蒜皮?

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为什么呢?稍后才说。

针对于国家具体负责部门的无能,王安石变法的头一步就是改善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归根结底一句话——人治。

法治与法治社会,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不管王安石的心底里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张,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具体做法,给发运使增加权力。

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其间朝廷就要花钱,同时也要考虑到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运费也要打进去。运回京城之后,由官方原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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