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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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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纵见魏大铭偏于激动，劝他不要失去理智，并答应为此向戴笠求情。魏期望的就是这一点，当下表示感激后离去了。
唐纵果然有信，瞅了个机会跟戴笠说起魏大铭的婚事，劝戴何不明为训斥，暗中结纳，以示恩威并用呢？戴笠不领唐纵的“好意”，马上说这般勾当自己干不来，让唐纵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唐纵说情不成，魏大铭决计一意孤行。旧历春节刚过，唐纵就接到魏发来的帖子，说是婚礼既然在违背军统“家法”的情况下举行，故不宜于“老板”眼皮底下张扬，所以移至江北乡下。这一天，唐纵夫妇光临，想不到毛人凤也去了，令魏大铭格外高兴。一些原本怕惹麻烦的本部同志一扫忐忑，放开了胆量和肚量，猛吃猛喝，场面好不热闹。俟酒足饭饱、闹够之后，毛人凤忽然向唐纵和新郎提议，一起去戴公馆看看“老板”。魏大铭反正豁出去了，凭着酒壮人胆，爽快地答应下来。于是众人一行向戴公馆走去。
到了戴公馆，戴笠指着魏大铭一顿臭骂，直到骂倦了，才回头问唐纵：
“你看该如何处理？”唐纵想帮魏大铭的忙，又必须顾忌戴笠的威信，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建议给魏处长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戴笠听罢连连摇头，直面垂头丧气的魏大铭说：“这样吧，我特准你结婚，并发给你一万元！”一席话听得三人中倒有两人（毛人凤除外）如雷炸耳，目瞪口呆，等到回过神来，魏大铭惊喜之际流下了眼泪，唐纵却如同闷棍击顶，一口气堵在了胸里。当晚，灯下冥想，反复思忖，恍然明白，自己中了戴、毛的圈套，于是便以《权诈可畏》为题目，在日记中叙述了此事的全过程，并把毛人凤抱怨了一番，他说：“……乃便追问人凤，彼对大铭事何以要我同来？岂非故意使我为难！是否有意破坏我与大铭的感情，而故意示其权威”？最后的结论针对戴笠而发，“其权诈令人可畏！”遭此一挫，唐纵对军统局“帮办”的差使益发意趣索然，而那些原以为附骥帮办能够扬眉吐气的老同志、“墙头草”们，见魏大铭已与戴笠重叙旧好，生怕缺了呵护，成为断奶的孩子，僵旗的偃旗，沉默的沉默，反戴势力终于受到了全面性的遏制。
面谒蒋介石
1942年秋某日，是毛人凤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戴笠去老蒋在黄山的官邸，汇报筹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情况，他特意带上了毛人凤，并把他向蒋介石作了单独的引见。过去，蒋介石来军统参加类似“四一”纪念大会这样的活动，照例有接见高级干部的程序。逢到这种场合，戴笠总是把郑介民、唐纵、周伟龙这班“黄马褂”先引到台中间亮相，平时显得权力很大的毛人凤反而落在了后面，以图给老蒋留下一个重用黄埔生的良好印象。现在，经过了整肃平“叛”，戴笠觉得让毛人凤公开出头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碰上有重要的汇报场合，他就把毛人凤带上，甚至包括面谒蒋介石。
毛人凤这是第一次近距离地单独谒见“领袖”，平时不好吹嘘的他，回到罗家湾后竟按捺不住兴奋，破例地找一些好友来分享得意。据他说，蒋在办公室接见的时候，态度非常随便，完全没有平时的那种庄严气息。他还叫人端来一盘甬式点心，一面吃一面同戴、毛谈话。“这是领袖对我们亲切和信任的表示”，毛人凤一脸崇敬相，感动不已地说。
凡是了解蒋介石接见部属习惯的人，都不怀疑毛人凤的结论。据一些侍从官员回忆，蒋介石接见武职和文职部属的态度确实大为不同。凡武职，要么是黄埔生，有学生见校长的性质；要么是部属，有下级见长官的性质，均以军礼仪节行事，所以这时候的老蒋显得很威严。对于文职，蒋要摆出礼贤下士的样子，通常会请人坐下。但要随便到吃着点心谈话，却鲜有可见。说来这里还有毛夫人向影心的一段功劳。
原来，蒋介石有个嫡亲外甥竺培风，从小和蒋纬国一起读书玩耍，一起长大，极讨娘舅蒋介石的欢喜，后来年龄渐大，一直没有遇上合适的女子完成婚娶大事，蒋介石十分关心。当时，毛人凤夫妇借居杨森的寓所，向影心凭着一手交际功夫，与房东婆、杨森最宠爱的四夫人田蘅秋打得火热，不知她从什么地方获悉老蒋关心竺培风讨老婆的事，便通过俞济时夫妇成功地做了一回大媒，把杨森与田蘅秋生的三女儿杨郁文介绍给了竺培风，由此爱屋及乌，连带着对毛人凤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再加上毛人凤的一口浙江话，为人又态度恭敬，见面便有了人生情分熟的感觉。
蒋介石谈完公事，有时候喜欢拉拉家常，问问对方的父母、家庭、籍贯等情况，三言两语就从江山的毛氏谈到了奉化的毛氏，引出了一线渊源。当年奉化石门的毛氏宗祠大门上有副对联，上联是“江山衍派三千里”；下联是：“宋室开基八百年”。说的正是奉化毛氏从江山迁去的历史。宋朝时，江山有个叫毛旭的进士去奉比，看到那儿景色优美，便定居下来。蒋介石的原配毛福美，就是奉化毛氏。这样七拐弯八抹角，老蒋与毛人凤就沾上了“亲”字。可见，毛人风力“亲切和信任”而深受感动的话语，并非言过其实。
打这以后，戴笠有事离开重庆，就直接对老蒋禀明，局本部的工作交与毛人凤了。对此，老蒋非但没出过异议，而且还逐渐养成了戴笠不在重庆，有事直接找毛人凤的习惯。对于这个演变过程，沈醉的回忆是：“最初蒋介石并不重视毛人凤，有什么事还是找郑介民和唐纵，当面告诉他们，由他们转告毛人凤去办。戴笠每到一地总有些报告送给蒋介石，往往是用电报发到重庆后由毛人凤派人抄得端端正正亲自送去。毛人凤去时，最初大都是先见唐纵（当时唐纵以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身份主管各方面送蒋的情报），由唐引见。一般性的东西，则交由唐纵代转。以后时间长了，蒋介石看他办事稳重，业务也熟练，便开始直接找他。约在1943年春间，戴笠不在重庆，有天毛人凤正和我们几个处长谈问题，突然接到蒋介石秘书的电话，说蒋介石叫他马上去一趟。他高兴异常，立即换衣前往，回来还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谈到蒋见他的情况。以后蒋时常在戴笠出门后找他，他也习以为常，不是那么感到紧张了”。
不过，毛人凤一直没有利用面谒“领袖”的机会显山露水，照沈醉的说法，“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一直到戴笠死的时候，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守成有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材。因为几年间在戴出门时，他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过自己对工作的意见”。恐怕这也是毛人凤心计过人的地方，否则就做不成戴笠身上的一根毛了。
登堂入室
1943年夏天，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郊区磁器口正式成立，经蒋介石批准，戴笠以军统局代局长的名义兼中美合作所主任。按照国民党陆军编制，军统局局长应该是中将军阶。然而，由于受到名额的限制，陆军中还通行另一个惯例，即对一些新近提升的军职，可以先用“叙阶”。比如授阶陆军少将，提升后称叙阶陆军中将，意思是一有名额空出，再予以扶正。“叙阶”阶段允许挂中将领章，享受的待遇却只能是少将一级。眼下，戴笠的局长前面按个“代”字，能否叙中将阶，似乎在两可之间。不过，于中美所正式成立的典礼上，他还是给自己佩带上了中将领章。
戴笠一跃而为代局长，副局长的位置自然由郑介民填补。依次推移，主任秘书非毛人凤莫属了。于是，在中美所成立庆典前，蒋介石亲自允准一批人事任命状，戴笠加个“代”字，毛人凤减个“代”字，一增一减，都得了实惠。毛人凤尤为感慨，想想此生颠簸仕途，长期以来名实不符，直到今天才博得个堂堂正正的地位，真可谓：一身汗水，半世辛苦啊！但他谨慎成性，不喜张狂，升官毋忘形，依然注重保持谦虚的“本色”，在中美所的庆典仪式上，穿着一身中山装出场，与诸多身穿军礼服、佩戴少将领章的同仁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里头自有毛人凤的考虑：首先，平时不着戎装，偶尔为之，容易扎眼，落得个自鸣得意的印象。其次，叙阶少将，算不得荣耀，佩上少将领章吧？
成色不足，恐被人奚落为冒牌货。不佩吧？美国人又只以军阶论高下，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一身中山装含蓄。这其实也是毛人凤的精明处。
庆典结束，毛人凤邀潘其武小酌，互道恭喜。因为潘其武也在这一轮升迁中大大获益，当上了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书，由此从毛的副手跃为独挡一面的大员。两人喝着喝着，想起了“四一”纪念大会前找“马半仙”算命的事，竟然一一应验，止不住地感佩，决定要好好酬谢他一番。第二天清早，两人踱到朝天门老地方，居然没有找到“马半仙”，一打听，才知这位先生得罪了几个侦缉处的小特务，早被撵出了重庆城。
乌龟“毛座”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以后，戴笠陪着梅乐斯往全国各地转悠，建情报站，设指挥所，办训练班，替美国海军陆战队物色登陆地点，顺便再视察一下军统局各外勤区站以及公开机关的工作，时常忙得几个月甚至半年不回重庆，“家里”的日常事务基本上都由毛人凤作主。
这段时期（1943年夏至1946年春），郑介民、唐纵的地位仍在毛人凤之上，但超脱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老郑自从正式叙阶陆军中将、当上军令部（由原参谋本部改称）第二厅厅长后，对罗家湾的虚衔愈觉索然无味，要不是老蒋指派的副局长兼职，要不是老婆贪图军统的物质待遇，早就想拔腿开溜了。眼下，碍着甩不脱的牵扯，每周硬着头皮来一两回，或是主持总理纪念周活动，或是过问有关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因为按照国民党谍报部门的分工，郑介民主管的军令部第二厅和戴笠领衔的军委会调统局，都有负责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由于涉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材料侦获不易，特工们常把一些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传闻，附会成情报，蒙骗最高当局。戴笠好大喜功，明知有假，也不阻止，只求上报的材料不与军令部二厅的袋袋出格太多、引起上峰的怀疑就行。所以特别关照毛人凤在呈报此类材料之前，让郑介民看看，他点头了，再送。郑介民主管二厅，对这类情报也感兴趣，每次到局里，毛人凤及时地送上事先备好的材料请他审阅。
唐纵每周也至少去一趟罗家湾，但办事的风格与老郑大相径庭，凡是过问的事，都要认真研究推敲，说出自己的见解，时时令毛人凤心生佩服。为此，凡是戴笠或自己形成意见的文件，毛一般不让唐纵过目。有些比较难办或是还没有形成意见的材料，就主动地就教于唐纵，落得个公私两利。
郑介民体格魁梧，肤色黝黑，粗俗有余；唐纵清癯白净，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上去一派斯文相，两人比之戴笠的悍狠猖狂，毛人凤的隐忍深沉，别具风格。有些喜好评头论足的处长、主任们，私下里议论，说罗家湾里四个头儿，酷肖动物：“老板”肖狗；郑长官肖猪；唐帮办肖白狐狸；毛人凤肖乌龟。
说毛人凤肖乌龟，不乏影射毛夫人向影心招蜂引蝶、让老公戴“绿帽子”等艳闻的含义。但更具想象力的，恐怕还是这段时期他以“柔软”之体，负重在肩的形象。
先说负重在肩。抗战后期，戴笠兼职越来越多，不在重庆的时间越来越长，替戴笠看家的重任，便无可推卸地落到了毛人凤身上。与此相应，权力也伴随着责任的加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自1942年搞成上海实验区试点并予以推广建立实验区制度以来，整个军统外勤工作的线头，事实上已绝对地捏在了戴笠及其代理人毛人凤的手中。不要说局本部那些相关处室的头头脑脑，即便郑介民、唐纵，若非主动过问，亦成局外之人。比如以毛万里为头子的上海实验区，要向上海地区布置新的工作，只要事先拟出计划，经戴笠或毛人凤批准，就可分别通知人事、经理、电讯等处。接着，管人事的便立即提供经毛万里审核认定的人事档案，移交给上海区人事股。至于这些人派往哪里，担负什么工作，人事处一概不知。经费问题也是如此，先由实验区的会计股出面一次性领取、用不着通过经理处履行手续，只要直接向戴笠或毛人凤核销就行了。这样一来，诸多相关的处室就成了聋子耳朵样子货，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哪怕有些处长来头再大，名气再响，也无可奈何。比方说经理处处长徐人骥，身为军统局八大处中唯一由老蒋“钦点”的角色，专门是派来控制戴笠经济命脉的。谁知，戴笠自有搞钱的门道，并让亲信张冠夫做成了“大银行”中的“小银箱”，不怕徐不给钱。后来，实验区制度推行，徐人骥连审计这一手也插不进去了。又如魏大铭，原先领导的第四处是个独立系统，实验区制度一实行，外勤的电台由他派，业务却管不着，所有的情报往来，全部通过姜毅英主持的机要室译电科统一译码分流处理，而机要室的直接领导是戴笠和毛人凤，魏大处长便搁置起来，成了“顾问”式的人物。
毛人凤权力大到这个份上，“墙头草”式的人物，说什么也要在尊称上改一改口吻，当面恭敬地称他为“毛座”。这是国民党军事系统里的一种风气。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称“委座”；往下，总司令、部长之类就叫“总座”；军长、师长的就叫“军座”、“师座”；厅长、局长的就叫“厅座”、“局座”。毛人凤是主任秘书，难以称呼，奉谀者们便以姓氏冠首，创称“毛座”。
毛人凤由贱而贵，深感荣耀挣来不易，如今到了这个份上，倍加珍惜，因此不弃恭敬态度，依旧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范。而且随着权力增大，做“好事”施惠于人更加方便。比如，有时戴笠亟需经费，迫得毛人凤把发工资的钱挪用了，只能在会计室门口贴张纸，写上：因故工资迟发若干日的字样。
可有些人急着用钱，等不了，就写个借条夹在呈报“毛座”的公文里。对此，毛人凤总是有求必应，爽快地批个“可”字，然后去会计室换钱。
相比而言，对上的谦恭更为突出，尤其是对戴笠。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过去，戴笠在重庆时，除了借一月一次的“总理纪念周”大放厥词外，还爱在各种场合向特工们训话，都算是“教导”、“指示”。如今陪着美国人四处转悠，没机会讲话了，便大写其信，内容多是任劳任怨、努力工作、通力合作、完成使命之类的老套。对此，特工们早就听得耳朵起了茧子。偏偏毛人凤百读不厌，不仅在军统局的内部刊物《家风》月刊上，连篇累犊地予以发表，还亲自动手，把戴的厚信一页页地贴在大食堂的墙上，要大家饭前食后，好生阅读。戴笠写信喜用毛笔，字迹歪斜粗大，一封信动辄十几、二十页，于是墙壁上的“老板”来信就成了罗家湾的一大景观。有人犯嘀咕，说是既在《家风》上发表，为何多此一举？毛人凤以为，学习原稿，观摩手迹，更能体会先生的良苦用心。到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从广播里传出，罗家湾大院内正在开饭，满厅人齐声欢呼，饭盆菜碗被抛来掷去，致使墙壁上的“老板”来信溅满了汤水、菜汁、饭粒。毛人凤心疼不已，连呼惋惜，一些“黄马褂”见此不无嘲讽地说，“大毛”对于“老板”之尊，已超过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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