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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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这一计划的急先锋。

8月10日，戴笠正陪着梅乐斯在浙江淳安一带视察，坐镇罗家湾大院的毛人凤责无旁贷地负起了全面的责任，忙里忙外，事必躬亲，每天几乎只睡两三个小时，通宵达旦地出演“连台本戏”。一方面他要有效快速地实现老蒋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他又要把各项工作的考虑与实施情况及时通报戴笠，在“老板”的支持肯定下全力落实。

首先，兵贵神速，未等日本天皇发布全体“皇军”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毛人凤便遵照戴笠的指示，向周佛海、任援道等汪伪政权的要人发出委任状，给以“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南京先遣军司令”的名义，让他们用现成的汉奸武装替老蒋看住南京、上海的地盘，以防新四军进入。与此同时，急命毛森迅速组成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集中各种杂牌的军统武装向上海挺进。当时，中共华中局已谋定而动，准备举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接管上海。后来，这个计划被迫放弃，其间因素很多，毛森的行动迅捷，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其次，根据戴笠的指示，毛人凤调精兵遣强将，加强第一线，包括采取建立“先遣组”，授予主动权等紧急措施，以确保军统在“接收”过程中的王导作用。这一点，在“捍卫”首都的对抗中尤为突出。早在日本人投降之前，中共地下党曾通过内线，对驻南京一带的伪军进行过策反，以争取他们发动起义，配合新四军接收南京。俟日寇投降后，周佛海接受重庆的指令，决意投靠国民党；但伪军政部长萧淑宣、伪南京市长周宪文等则主张投降新四军。双方僵持不下，形势陡落变局之中。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未及请示，抢先行动，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总队南京指挥部”，声称已接管南京。接下来，又立即对萧、周实施监禁，一场混战，萧被当场击毙，周成重伤，事实上堵死了伪军向新四军献城投降的道路。事后，戴笠不知是囿于亲用的惯例，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不但不奖赏，反而以擅自行动，不经许可地动用“国府军委会”的罪名，把周镐关了起来，直到戴笠死于飞机失事，才由毛人凤将其开释出来，重见天日。

再就是，确保“华东工作”优先的同时，毛人凤还积极有力地开展了对华北、华南地区的抢夺。就在日本人宣布投降的当天，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门致中，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以及早与军统接上关系的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孙良诚等大大小小的伪军将领，都收到了由罗家湾本部发出的派令和指示，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即抢先以“国军”的名义，接管“沦陷区”，武装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等待正牌“国军”的到来，一夜之间“伪”字号翻成了“国”字号。但伪军将领们对个人前途毕竟捉摸不定，心内忐忑。

他们为了向老蒋索取进一步的“保证”，一方面按令行事，另一方面又纷纷派出代表前往重庆摸底，罗家湾大院顿时成了接待处，毛人凤不厌其烦，来一个，见一个，来两个，见一双，忙得没钟没点。如果碰上身价高一些的，还要亲自陪同面谒“最高当局”。如此一番春风休浴般地排忧解难下来，终于使那些伪字号“国军”，心甘情愿地扮演起了“马前卒”的角色。

对国民党于大接收中的作用，当时在所谓的“光复”区域，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即天上飞来的（指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不如水上漂来的（指美国人用军舰运输登陆的“国军”）；水上漂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指所谓“地下工作者”）；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摇身一变的（指委以各种名义的翻牌汉奸），而后两种人的作用，恰好是军统独领风骚的实绩。为此，于8年抗战中几乎没有为民族立过一个大功的“毛座”，因为接收中的“大功劳”，又得了两枚勋章：一枚是青天白日胜利勋章；另一枚是忠勤勋章。

建立“肃奸会”

勋章的授予，通常要经过军统局请勋，军令部审核，铨叙厅议勋，再报请“最高当局”批准，由国民政府盖印颁发的繁琐程序，周转得快一点、也要个把月。毛人凤要务缠身，顾不得在消受愉悦心情中慢慢地等待，马上紧锣密鼓地操持起夹袋中的预谋来。

事情还得从5月份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说起，当时会议确立了一揽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反共建国的方针。联系军统的实际，戴笠制订了相应的独拔头筹的目标和方式。目标很明确：从敌伪的武装力量、军事物资，直到不动产业、金银珠宝，乃至汉奸太太，都要抢夺，毫厘不让。方式却颇费周折。按照戴笠原先的想法，随着抗战的结束，那些本由军统控制的公开机构，诸如缉私处、交检处等等，很可能要自行萎缩，取而代之的常规机构，即警察部门的职能一定会大大增强，大凡立案侦讯、扣捕人犯、查封财产等，无一不是警察部门的操持。因此，心须把这张牌攥在手里。戴笠也考虑过促成此事的把握：早在抗战前，国民党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把警察系统作为特工控制的公开单位。如果顺沿旧规，再竭力争取一下，手到擒来是完全可能的。出于这样的考虑，戴笠责成毛人凤尽快会同人事部门，拟出一份未来各大中城市警察局长以及主要班底的人选名单，俟“最高当局”议论此事时，呈报核准，一举确立军统在这方面的优势。

毛人凤照单全收，一方面按照戴笠的指示加紧工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他根据久历专区、县府两级行政的经验，认为沦陷区光复以后，中央对接收工作一定有个通盘考虑。相比而言，张群、吴鼎昌、翁文灏等新政学系头头，精于行政的路数，如果趁着眼下邀宠之际，提出对口交代的方案，很容易得逞。接着毛人凤用自己的经历作了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和善高当年随周启祥去黄陂公干时，事先按财税、土地、建设、教育、公安各口搭好一套接收班底，启祥按印的同时，我们就各自对口，让前任照档册办交代。尽管有花钱买高抬贵手的暗事，但跨跃界限，不对口径的情况却很少发生。比如，当时有一批建筑材料是前任县长以修建县政府房子的名义买下的，准备给自己盖公馆，没等图样打好下台了。照理，这批材料应由建设科接收，但查找存档，发现是挪用了教育经费，于是教育科和建设科两家争执起来，直闹得面红耳赤。一堆木料砖瓦尚且这么争法，遑论沦陷区那么多人力财物？

毛人凤一席话说得戴笠警觉起来。“果真按对口交代的行政惯例实施接收，警察局顶个屁用？充其量不过是拿下伪警局的人马枪枝、房子汽车，再就是拘留所里的小偷乞丐，妓女毒贩，还得给他们弄饭吃。”戴笠混过下三流，知道局子里的事，想到这一茬，恍然大悟，才明白毛人凤的“补充”意见，其实是个不敢苟同的暗示，于是重打算盘，认真地倾听了毛人凤的新构思。

毛人凤新构思的要点是：抓注“肃清汉奸”的题目做文章，向“最高当局”建议：凡是曾经沦陷于敌伪的地区，一旦光复后，迅即成立肃奸委员会，凡检举拘禁汉奸，侦讯获取罪证，认定查封“逆产”，一概在肃奸委员会统一指导下进行。这个委员会不受接收班底的统属，直接听命于该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毛人凤的新构思可谓老谋深算，因为军统长期工作于对敌伪斗争的前列，很可能以熟悉情况、经验丰富、耳目灵通的优势，担当各地“肃奸委员会”的主任，真可谓：摈退旁人，独自出见，请也是我，不请也是我。

主意拿定，毛人凤多了一项差使，除却会同龚仙舫斟酌各警察局长的人选名单外，还开始拟定组建“肃奸委员会”的计划和组织章程。具体由周念行牵头，纠合几个学法律的专才，先草拟出一份文件，交毛人凤过目。毛人凤忽觉仅有“肃奸”两字颇有歧义。前不久，中共在七大上驳斥国民党以“奸党”、“奸军”相称的污蔑之词，这就很可能被舆论误解为反共的特务机关。

眼下，团结对外，反对内证的呼声颇高，不要因此给“领袖”增添麻烦。另外，“肃奸”之“肃”，过于强调行动，看不出与侦察审讯、查封敌产之间的关系，于是提笔一改，成了“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随后再作些补充修改，连同那份警察局长人选的名单，一并交给了戴笠。

这时，已近7月，戴笠估计到“胜利下山”还有段光景，便陪同梅乐斯先去东南地区“视察”了。谁知，稍一耽搁，马上出了纰漏。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新政学系那班先生跟着就拿出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的章程，路数与事先的估计一样，即对口交代。

在陆军总司令部之下设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分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外交6组，然后按口接收。主任由何应钦兼任，谷正纲、肖毅肃为副主任，秘书长是李惟果，一看就是“黄埔”、“CC”分红，各占半边。

再往下，委员、组长一级，宋氏家族、新政学系又一家得了一半，根本没有军统的份。

毛人凤探知底细，暗暗叫苦，戴笠不在重庆，连个临时的佛脚也抱不到。

接下来，老蒋突然宣布宣铁吾为上海市警察局长，此人是戴笠的老对头，一旦入座，那个把持全国警政网络的计划岂非要大打折扣？毛人凤开始出冷汗，渗得脊沟里，额头上、手掌心潮乎乎的，挺难受。恰在这时，打入宪兵司令部的眼线，又有消息通来，说是宪兵司令张镇已向蒋介石保荐他的参谋长韩文焕当首都（南京）警察厅长。听完禀告，毛人凤再也耐不住性子，马上向戴笠拍出告急密电，同时忙着去会郑介民、唐纵，请他们拿拿主意。商议了半天，觉着还是请雨农兄速回重庆，直接跟“老头子”讲为好。

毛人凤看看窗外，天色如墨，将近半夜，叹了口气与郑、唐告辞。回到家里，向影心还没睡，正心急火燎地往四处打电话，一见毛人凤，扔下话筒就说：“你总算回来了！”毛人凤觉得语气有异，心想：又出了什么事？向影心一开口，果真让毛人凤心惊肉跳。

消息是向影心从俞济时太太那里挖来的，说的是军统局的老对手中统局，正在“肃奸”的题目上做文章，已由叶秀峰起草了一个计划，建议立即成立由中统牵头的“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职能有三：一是检举捕捉汉奸，为公审创造条件；二是吸收各种熟悉共党活动的分子，增强反共力量；三是没收敌伪产业，为“党营事业”奠定基础。毛人凤是会家子，一瞅内瓤，便知狗屁“检讨会”与自己那个“肃奸委员会”如出一辙。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叶秀峰制于机先，军统的有利条件就比不上中统，少说也有三条：第一，中统上有陈果夫、陈立夫的支持；第二，从3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司法系统一直是中统的地盘，就像警政系统是军统的地盘一样，更何况“肃奸”少不了检举、立案、侦察、起诉、审判的环节；第三，抗战胜利，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甚高，如果老蒋被迫在政治上作出让步，那么“党”的经费就难以从国库中全额支出，中统通过接收敌伪产业，为党营事业奠定基础的做法，很可能打动“最高当局”。想到这里，毛人凤倦意顿消，抓过电话，拨通机关本部，关照立即把潘其武、张毅夫、何芝园、周念行、姜绍谟等找来，有急事商议。

会开到天亮，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火速把详细情况电告“老板”，让他回重庆直接跟老头子理论。然而，如何促成此行呢？解铃还须系铃人。

戴笠的东南之行，本是奉了老蒋的指令，如果他老人家不开口，”老板”怎敢自说自话地跑回重庆？即便来了，会有好结果吗？为此，毛人凤犯了愁，思来想去，觉得只有再找郑介民、唐纵。上次虽说商议过一回，但出于利害私情诸方面的原因，郑、唐显然未尽全力。眼下，只要摊开底牌，讲明利害，毛人凤相信他俩是会同舟共济的。

毛人凤言简意赅地讲完了“肃奸会”与军统的利害关系，郑介民随即张开了厚重的眼皮，显得眸子发亮。谁都知道“接收”是块多么肥的肉！“冒脑根，冒脑根（广东话“没脑筋”），这么大的事，不早点说。”郑介民一个劲地责怪毛人凤，接着一拍自己的“脑根”，有了主意。“今天上午俞先生（俞济时）找我去询问接待美国军官的事，透了口风，很可能中共会派出高级代表团到重庆来谈判，他说雨农兄不在家，要我安排好调统局的力量，协助宪兵司令部做好警卫治安工作。否则出了岔子不得了。我们不妨抓住这个题目，让委座把雨农召回来，负责安全保卫卫作。”郑介民的话一说完，毛人凤连连叫好。唐纵也当场表示，尽量利用接近“领袖”的便利，促成此事。

毕竟是“智多星”有招，不知下了什么药，未等中共代表团抵渝，毛人凤便接到了火速召回戴笠的“委座”手令。几天后，毛人凤便去了珊瑚坝机场迎接戴笠。戴笠一下飞机，顾不上寒暄，一头钻进汽车里。毛人凤没有故作惊人之语，但把问题的严重性都说清楚了。戴笠一向擅斗，见形势严峻，反而来了精神，回到家里，第一桩事就是面谒”领袖”，把准备好的两套计划一并呈上。蒋介石倒也爽快，当场表示：同意建立“肃奸会”，并要戴笠找何应钦，商议具体落实的办法，再呈报上来。但对军统局保荐警察局长的要求打了回票，不赞成撤换宣铁吾、韩文焕。

戴笠有了“进帐”，未曾空手而归，总算是不幸之幸，于是把全副精力扑到了建立“肃奸会”上。9月下旬，经过“最高当局”批准的《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实施细则等，正式颁行。根据这个文件，各战区长官司令部和中心城市，凡属光复区的，一律成立以军统成员为主体的肃奸委员会，集中行使“肃奸”大权，最高一级的“肃奸会”设在军统局本部，由叶翔之出任主任委员，同时，在行政院敌产管理局内，专设逆产组，由军统局内的“经济专家”邓葆光任组长，明确肯定“逆产”的处理大权归军统掌握。接下来，便是手捧上方宝剑，南下京沪，北上平津，生杀予夺，威风八面。军统俨然成了口含天宪的第一号钦差大臣。

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其实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次全面性的大搜刮，明为国事，暗为己利，中饱私囊，滥发横财，“五子登科”①的丑剧一幕接着一幕，实实在在地把一场“接收”运动弄成了“劫收”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军统占先手之利，以“肃清汉奸”和“查抄逆产”的名义，究竟获利多少呢？闷葫芦里埋药，谁也说不清楚，随意搬几个例子，足以咋舌！

先说明帐，单是上海一地，邓葆光以“敌产清理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就替“团体”接收了企业40余家，房产逾万幢；这还不包括捷足先登的前进指挥所主任毛森和军统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至于暗帐，藏在袖里，揣入怀中的不说，露在面上的，连吃心十足的戴笠看了也心惊肉跳。有一次，戴笠在上海杜美路召集500多名军统特工开会，人人都乘着自备小汽车而来，停满了附近的三四条马路。偏巧那天会议开到一半，戴有急事先行一步，出门见了这般光景，惊诧不已，连忙返回会场，当堂宣布一条纪律：以后凡有集会，除少数负责人外，余者所乘汽车一律不准停在附近，以免别的单位眼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