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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樾饔肴纤览淼木笄刻�度，不知要顶到什么时候！这种方生方死，否极泰来的感觉，毛人凤还有着更切肤的个人体会。最直接的就是经费问题。军统局摊子庞大，不算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之类的武装特工部队，单是内外勤人员不下5万，其中有一半在军统局吃饷。过去，戴笠为造就家庭式的内聚力，推行了铁饭碗、终身保障的制度，非但于“待业”期间照发薪水，就连家属的生活、小孩子的教育也统统包揽下来。为此，军统局经费上的缺口也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后，毛人凤做过一个统计，军统局平均每月的花费已高达1500万元，月月入不敷出。郑介民刚来重庆接任军统同局长时，毛人凤曾经就此请他想辙，吓得“冒脑根”连连摆手，不敢再听下去。后来，唐纵履行协助之责，毛人凤又向他讨主意，唐纵非但拿不出主意，而且还批评了“胡乱花钱”的作风。

他说：“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刚成立，我当第一任书记，那会儿编制只有145个人，工作却搞得有声有色。现在呢？人马成了几万的巨数，可是从抗战开始以来，递呈委座的情报每年递减。以1942年那一年为例，我坐在侍从室里算过，24575个人从军统局领薪水，平均每10个人仅有二至三件报告，人均情报报告率仅占0。68％，假使以已经开销的经费和临时费算，一个月是1487。6万余元，那就是说，每一件情报的代价，就是花去政府1。3万元。你说说，都是干什么吃的？”随后提出一句口号：“不乱花一分钱。”这等于是把毛人凤逼到了绝境。其时，恰逢改组风紧，人心动荡，万一闹得小特务们悬起嘴喝西北风，一个个挺而走险起来，毛人凤这个“内当家”可就无法向上峰交待了。于是整日里搜索枯肠，榨出脑汁想办法。张冠夫不知怎的，想到了杜月笙，建议毛人凤求求他。毛铺纸执笔，拟了一封谦词连连的信，让秘书郭旭带往上海去找杜月笙。杜果然爽快，一出手就是2亿法币的支票，惊得郭旭脑门子冒汗，颤着声音问利息怎么算？杜月笙佯装不高兴地说：“毛先生看得起我，我怎么会要利钱呢？以后还得出本，就交给南京通商银行。

再有啥困难，只要帮得上忙，总归是闲话一句！”就这样，毛人凤靠着杜月笙的“输血”，维持着军统局最低水平的开销。

然而，化缘不比拨款，院里的老杏树，年年有收成。万一哪天脸面薄了、享用不到别人的慷慨怎么办呢？毛人凤正为此事犯愁，军统分家的工作搬上了日程，这对他来说，等于是大释放，大解脱。今后的保密局，讲究人少精干，筹措经费一事自然好办多再一桩好处，源于人员的分流。郑介民入主国防部二厅，唐纵公干于警察总署，一个个都从黑牌（指秘密特工）翻成了白牌（正规的职官），继而在军统局高中级干部中也刮起了一股抢着换牌的风，不少人吵着闹着要跳出秘密圈，干类似海陆空三总情报署的署长，各“剿总”和“绥署”、“绥靖区”分管情报的处长，以及各警察局的稽查队长的职务。毛人凤干此表现出了特有的冷静和忍让，坚决要求浙江派人士不去图谋公开。这样一来，湖南派、广东派以及其他的实力派，阵容再强，经不起稀释，力量反而分散了。

浙江派虽呈弱势，但聚合得紧凑，捏成一个拳头，反而显得结实了。如果不是大局上的后退（指军统改组撤并），不是谋官上的忍让（指军统中的争抢翻牌风），浙江派要求得险处逢生，由弱转强谈何容易！

同道相亲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正式举行“五·五”还都大典。

典礼于上午9时在中山陵举行，军乐声中，礼炮轰鸣，蒋介石亲率文武大员和各界人士约5000余人，拜谒孙中山陵墓。随后，“党国要人”们纷纷乘车赶往长江路国民大会堂，参加10点30分举行的“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其时，中央各机关大多各就各位，新成立的保密局因在建大楼尚未竣工，暂时落脚马台街22号。

新版的保密局跟全盛时期的老军统相比，人数不足从前的1/3，骨干中，类似徐人骥、徐业道、魏大铭、程一鸣、李肖白这样的干材，大多跑出去干公开了，已呈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局面。于是，江山派的子弟一个个都成了出芽的韭菜，长出来就是好苗。何芝园荣任第一处（情报）处长，下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等科：第二处（行动）处长由叶翔之当了，下设行动、侦防、策反、心理作战等科；第三处（人事）处长是郑修元，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第四处（电讯）处长，第五处（司法）处长分别由杨震裔、李希成担当，一个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一个下设审讯、狱管两科，以及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渣滓洞”和西安、上海、北平、上饶、息烽、南京等地的看守所、集中营。再就是分管经理、后勤的第六处、第七处、分管经济、监察的督察室、稽核室、预算室，处长主任都是清一色的毛派分子，诸如郭旭、沈醉、廖华平、张冠夫、朱光斗等等。另外，根据工作需要，毛人凤还成立了机要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和特种技术研究组，主要是搜罗中共的叛徒。总之，综观这清一色的阵容，毛人凤是满意的。如果说还有点缺憾，那就是让潘其武落巢主任秘书的图谋未能实现，郑介民仗着地位优势，硬把自己的亲信张纪勋塞了进来。

有了将军还需兵，接下来垒砌“基础”的工作迫在眉睫。过去戴笠组建特工系统，人员的来路十分庞杂，主要有军校学生、警校学生、部队谍报人员、现职特务、各种进步力量的叛变分子，以及特工的家属亲友等等。戴笠为了扶植自己的势力，曾大肆招募失学青年，加入特工训练班，自己亲兼班主任，并且仿效蒋介石于黄埔军校的样子，开学、毕业典礼，必亲自到场，平时也常去训话，并对每个学生都进行过单独谈话，以示关怀，毕业后，工作分配他也亲自过问。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3年，这类大规模、综合性的特工训练班先后办了5个，人数上万。就是这些人，以后成了戴氏王朝的基本力量。

当时，论及军统的用人惯例，有两句话可以蔽之，一句叫“非澧勿用”，另一句叫“临黔一家”。

“非澧勿用”，指的就是1938年戴笠在湖南省临澧县办的特训班，学制一年，受训者千余人。结业后大多平步青云，一两年功夫，便攀到了上尉或上校的军阶。戴笠平时也有意怂恿他们的骄横作风，除了自己，谁也不摆在眼里。于是，在一些资格老、资历深、得不到重用的军统人中，便传出了牢骚，即“非礼（澧）勿视，非礼（澧）勿用”。

“临黔一家”，是指1939年戴笠在湖南省黔阳县办的特训班，学制一年，受训者900余人，结业后的境遇跟临澧的差不多，统称“临黔一家”。

后来戴笠摔死荒山，他留下的遗产，即训练班学生人数已达一万七八千之多，他们分布在特工系统的各个单位，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毛人凤作为戴笠“遗产”的唯一继承者，从戴笠那里学了很多，包括用人之道。因此，他要想扎牢根基，重振雄风，除了依靠江山小同乡和既成的毛派分子外，没有什么资源比特训班学生更现成、更丰厚了。这里至少有三条顺理成章的理由：第一，戴、毛不分家，与特训班学生本属一脉；第二，特训班学生跟元老派针尖抵麦芒，有着天然的对立；第三，戴笠在世时，郑介民、唐纵从不过问特训班的事，彼此关系疏冷。于是，当保密局吸纳成员时，毛人凤尽力把各特训班的学生网罗进来，以作日后的“群众基础”。

不过，毛人凤心里也清楚，真要这些学生像效忠戴笠那样来效忠自己，还须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深化关系。他当即决定：以自己拿手的伎俩，结合戴笠的经验，再用特殊的组织加上特殊的待遇把他们重新捏合起来。为此，特为请出潘其武、袁寄滨、毛钟新、沈醉等与特训班学员有师生之谊的亲信，出面成立了一个叫“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的组织，要求凡在抗战期间参加过军统局特训班的毕业生全部参加，并且选在洪公祠新建大楼竣工的那一天举行成立典礼。毛人凤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会长。潘其武、胡靖安、沈醉等有先生资格的，大多被聘为顾问。

这件事，毛人凤思虑精细，准备充分，手段高明，出手麻利，等到郑介民、唐纵获悉，惊呼失算已是不及，尽管成立典礼前他们分别收到了荣任名誉会长的聘书，仍然托故不去参加，以示不满。

接下来，毛人凤巧施管理才能，迅速使同学会准专业化，进一步趋以致用。具体的做法是，把同学会挂靠在保密局的人事处，由李葆初、徐风等人以总会干事的名义，主办各种工作，下面设有联络、登记、福利等组。随后再于各省设立分会，枝蔓深入地方。这样一来，此派，彼派，无论何派，都不及“同学会”的阵容壮大。匍匐其上，毛人凤等于抓住了上万名干部。如果说日后能有大作为，这便是立于不败的基石。

设立“两级制外勤站”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除旧、布新、兴业，轰轰烈烈图个好气象。

毛人凤心气极高，心机幽深，三把火不会不饶。但要学戴笠的模佯，仗着气势，凭着猖狂，硬压人一头，自觉底气不足。慢工细活，随风潜入，软刀子割肉倒是他的道行。他不急求杀机，不冒无把握之险，不具备正面冲击的力量时，他能等待机会；如果能减少自我损伤，宁愿走曲折迂回的道路，哪怕时间长一点，总是瓜熟蒂落的妙。因此，旁人（包括蒋介石）轻其不锐，常常低估他的力量和能耐。

有句话叫：看低了别人自己遭殃。毛人凤就是在这种以有备对无备的情况下，点燃了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即从加强管理入手，设立两级制的外勤站。

所谓两级制的外勤站，有甲种站和乙种站两级。确定级别的依据是：管辖区域的大小，距离内战前线的远近，中共隐蔽活动的疏密，以及特工秘密活动任务的轻重等等。通常，甲种站站长的军衔定为少将，副站长为上校；乙种站站长的军衔为上校，副站长为中校。从分布的状况看，基本上是一个省区一个站，部分“重要”地区可以设立两个站。这样一来，细密的分解，基本上破坏了过去那种大区中心的格局，使一部分敢于同局本部抗衡的“诸侯”势力受到了削弱。为此，毛人凤率先撤除了诸如上海联合办事处、华北办事处、西北办事处、重庆留守办事处等“大碉堡”，冠以新成立的两级制外勤站为“国防部保密局××站”的名称。凡是不称职的，心怀不满的，或是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人员，在自愿与组织安排相结合的名义下，统统调往公开机关。

另外，甲种站，或是乙种站，相对属下来讲，也是一个小内勤机关。就拿湖南站来说，编制的构成是：少将站长1名，上校副站长、中校督察、上校会计主任、中校总务站员、中校人事站员、中校司法站员各1名，中校情报编审4名，少校情报编审2名，上尉事务员、上尉会计、上尉泽电员、中尉译电员也各1名，上尉文书2名，中尉文书、中尉收发、中校电台台长各1名，报务员3名，此外还有司机、警卫、勤务、伙伕等等。尽管规模比戴笠时期的军统外勤区站要小，五脏六腑倒也齐全。

两级制外勤站设下属机构，甲种站有甲种组、乙种组、丙种组三个等次，甲种组组长的军衔定为上校、副组长是中校；乙种组组长军衔定为中校；丙种组组长或是中校，或是少校，各组均设有文书、电台台长、报务员、通讯员等编制。乙种站统属乙种组和丙种组两个等次。通常，外勤站统属的组，工作面是大中城市或地区中心城市，再往下，比如府县一级，只设通讯员，由站本部领导。后来随着特务功能的加强，分工进一步朝精细化方向发展，各站统属的组也逐步增多。比如南京站，除了设置按行政区划建立的综合性乙种组外，还有按任务性质设置的学运组、党政组、工运组、社会组、文化组等等。又如湖南站，单是长沙工运组下面，又分设10多个组，基本上都与行业工会对口，其中有泥木工会分组、粪码头工会分组、成衣业工会分组、印刷业工会分组等等。戴笠在世时，毛人凤曾经通过制订“新家法”，帮助并促成了戴笠“家天下”统治的实现。因此，如何利用制度的约束力，把对手纳入预设的政治轨道，是毛人凤老谋深算的惯伎。建立两级制的外勤站也是如此，其中很主要的目的，在于解决外勤组织有恃无恐、难以驾驭的顽症。

为此，毛人凤给各下属站、组规定了严格的工作原则，即所有内外勤人员，均不准与保密局所掌握的公开机关或其他秘密机关人员发生横向联系。必要时，在得到本部同意的情况下，只有站长可与其他单位的负责人秘密接触，积极体现出隐秘潜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暴露身份的要求。比如，和保密局本部同处一城的南京站，相互之间就从来不公开来往，毛人凤有指示下达，均通过机要交通转送。依次类椎，站长与组长、组长与组员之间，也是如此。

包括发展通讯员，成熟一个，向直属领导申报一个，凡任用、运用、试用、停用，都须局本部核准，各站长只有吸收试用3个月的权限。核定批准以后，给一份少尉津贴，随后，发展人与被发展人之间不再发生关系。这种制度，看上去是围绕着特工秘密化的主题做文章，其实还通过单线联系的规则，消弥了下属站互相勾联、沆瀣一气的条件，形成了一头抓多头，多头单线走的伞形格局，上面“神”得很，有权有势；下面“鬼”得很，隐隐绰绰，以至那些从前耀武扬威惯了的高、中级待工无从适应，抱怨不迭。于是，毛人凤掮着“关心照顾”的牌子，为他们另选高就，同时从“同学会”中派员出任各站站长和直属组长。这一把火，真可谓烧得不徐不疾，烧不到的不察觉，烧着了的躲不及。最后，内外勤的人事关系渐趋一体，可谓“成绩斐然”。

推行“特种会报”制度

毛人凤的第二把火，是延续戴笠生前强调的“秘密控制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为保密局的秘密单位与公开机关的会同协商解决问题，形成了“特种会报”制度。

所谓“特种会报”，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一定级别上的党、政、军各机关就“特种问题”，即反共事宜等举行的联席会报。参加人员为行政长官、党部主任、书记长、三青团分部主任、干事长、警察局长、保安司令（或宪兵司令、警备司令）、警宪督察长，加上中统外勤机关首长、保密局外勤机关首长（站长或组长）。“联席会报”中，保密局外勤头头的实际任务是带上耳朵，听取各方面的情况，然后根据一定的要求或重点，整理综合，逐级上报。整理上报的材料不提出任何要求协商解决的问题，甚至连会议出席人的名字都用化名，以便让其他参加会报的人摸不清楚来历，有利于情报工作的开展。

有时，因为工作的需要，参加联席会报的外勤站头头，需要跟相关的党政军机关发生联系，为此，毛人凤设计了一种只发给站长、副站长、督察和组长的“外勤职员证”，并制定相应的使用规则，有七条。一、本局为证明派驻各地负责同志之身份，特制发此证。二、领证人于绝对必要时，方可将此证作为身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