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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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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听着部分站组头头的“诉苦”，心里把徐志道恨得牙痒。当初，搞“真假保密局”，所有底细都交代清楚了，徐竟仍敢出尔反尔，看来，蒋、李之争已经在真假保密局之间展开了。
毛人凤的估计不错。自从释放杨虎城受阻后，李宗仁便萌生了拉拢徐志道，拆散毛、徐双簧搭挡的念头。1949年2月5日，行政院长孙科宣布行政院南迁。国防部属行政院，保密局自然要跟着去广州，李宗仁认定，这是个好机会，便把徐志道召来，对他说：“徐局长，希望你能当一个真正有职有权的保密局长，我全力支持你！”听着李宗仁充满蛊惑力的话音，徐志道怦然心动，半个月来的傀儡局长，已使他暗生不满，但自忖在保密局的影响，还构不成与毛人凤分庭抗礼的气候，一时语塞，不知是答应李代总统好呢？还是拒绝李代总统好。李宗仁何等精细，一见徐志道的模样，便知堡垒有了从内部攻破的可能。不久，保密局迁到广州，不知事先有人鼓劲，还是南方的气候激人躁动，一班麇集在羊城的老军统局广东派人士，纷纷前来煽风点火，怂恿徐志道摆脱毛人凤的羁绊，并且拍着胸脯表态：“大印在你手里，你就是正牌的保密局局长，我们都支持你！”徐志道经不起撩拨，心旌摇动，先去找舅老爷，现任的总务处处长钮殿臣商量。钮一听有自立门户的好事，当然持赞成态度。因为每次从国防部领来经费，手上过一过，大部分落到毛人凤的口袋里，心里挺难受，如果有一天，钱袋子就是自己的，那该多好！
徐志道不再犹豫了，第二个月领来经费，全部扣下，用来招兵买马，真的摆开了分庭抗札的架势。这时，“徐记保密局”的主任秘书涂寿眉和业务处长黄逸公，本是毛人凤安插的亲信，目睹腋下生变，颇为踌躇。跟着干吧？
对不住毛人凤；不跟着干吧？万一李代总统立稳脚跟，毛人凤受池鱼之殃，不就跟着完蛋了吗？涂寿眉灵机一动，索性做个两面人，既不跟老徐闹翻，暗里又向毛人风透些风声，黄逸公不擅玲珑，为了一把处长交椅，终于“附台”，替徐志道摇起了鹅毛扇，第一个大主意，就是让徐拿着国防部给的经费，去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匪霸武装，重新成立保密局的外勤组织。
毛人凤拿不到经费，又惊闻广州那边传来的消息，十分生气，特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奉劝徐志道不要上外人（指李宗仁）的当，分裂团体，继续跟毛先生合作。这时，站在一旁的黄逸公插话说：“毛先生应该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志道多少还有点怕毛人凤，不急于马上闹翻，于是，缓了缓黄逸公的话锋，表示同意“合作”，但请毛先生多多体谅，今后两个保密局分经费时让自己多分些，招兵买马也是为了团体的利益。
廖宗泽拿着徐志道吐出来的一小部分经费回上海，毛人凤立即着手策划两件事。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否则“毛记保密局”就无法维持，弄得不好，让徐志道反客为主就糟了。于是把潘其武、张冠夫找来，张冠夫说，我们不是受总裁之令，正协助汤恩伯抢运大批金银和物资去台湾吗？何不就此重操“三有”旧业，利用转道香港的机会，赚它一票？毛人凤一拍桌子叫好，立即要张冠夫和刘方雄着手实施。刘方雄过去在香港当过站长，人头熟，关系多，持起裤腿下商“海”，果然有了发财致富的兆头。第二件事是确立正宗，重申“毛记保密局”在特工系统中的领导地位。于是便有了3月的重庆之行。
站组负责人会议准时于3月17日召开。3月17日碰巧是戴笠的“殉难”日，借着三周年的祭奠，激发一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团体”精神，体现了毛人凤的良苦用心。果然，煽情伎俩诱发了与会人员的怀旧情绪，“诸侯”们纷纷指责徐志道自挖墙脚，动摇了几年来形成的制度，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接着，毛人凤提纲挚领，在大会上宣布：“总裁引退了，我和大家一起随总裁引退，但总裁的领袖地位不变，我们大家是领袖的耳目也不变，我们不再是国家公务员，所以代总统的一切行政命令对我们也无效。今后我们的团体名称是‘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以会长身份向总裁负责，也对大家负责！”毛人凤的政治交底，等于宣告了“真假保密局”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毛记”、“徐记”，其实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特工系统，一个忠于蒋总裁，一个归属于李宗仁。因此，对“徐记保密局”的领导地位非但不予承认，而且必须把自己内部，不忠实于蒋总裁的动摇分子，清除出去，以确定蒋介石的绝对权威。
“换马”的警示
三月会议期间，有一个变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湖南站站长黄康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北逃回来的夏松，这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
1948年“国大”期间，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到湖南当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不放心，暗嘱毛人凤对程加强监控，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保密局湖南站站长黄康永的头上。不久，湖南出现反战运动，趋势日渐走旺。毛人凤有意遏止，便命黄康永选择一个既激进又有影响的人物开刀，以儆效尤。黄康永列出名单，左挑右选，觉得省参议员陈云章比较对号，此人四处呼喊“要民主，要自由，反对内战”的口号，还大骂国民党背信弃义。为了确认选择无误，黄康永专门去请教张严佛（原名张毅夫）。张本是资深特工，现为绥署中将高参兼湖南党政军办公室的负责人，在特工系统的湖南派人士中很有威信。也不知什么原因，张严佛态度含糊，弄得黄康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致毛人凤的指令没有能迅速地得到执行。
这多少也是引起毛人凤对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表现在监控程潜的问题上，开始采取防范性的补充措施，即委托张严佛监督湖南站的工作，谁知，张严佛此时已追随程潜，秘密策划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借此机会将毛人凤交待的任务告诉了黄康永，随后又作了煽动性的试探，大意是形势转变，越来越于党国不利，识时务者，当断即断，不可犹豫，我们都是湖南人，应以乡梓为重，千万不可辜负3000万湖南同胞。黄康永当场心领神会，表示决不与颂公（程潜字颂云）作对。
黄康永起了异心，反过来开始蒙蔽毛人凤。当时，程潜的“叛”蒋活动正处于紧锣密鼓的阶段，他们有意让陈明仁（武汉警备司令）重新带兵返回湖南，支援起义，于是布了一个疑阵＇。 ＇，让陈明仁先在湖北高唱反共调门，诱使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向毛人凤报告，以加深老蒋的印象。接着，再由黄康永的湖南站呈送报告，把程潜描述成老迈昏聩、虚度光阴的傀儡。随后，通过刘斐去找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回湖南，加强“反共”力量，结果白崇禧、蒋介石全部上当。
1949年2月，陈明仁率29军和71军回到湖南，此时，黄康永领导的湖南站，已在暗中担负起了保护程潜的任务，这包括继续向毛人凤提供假情报，迷惑老蒋，并且再把蒋介石、白崇禧、毛人凤的动向告诉程潜。然而，万事抵不过一个顶真，不久，毛人凤便有了猜疑：一方面是湖南特工系统中，部分忠实分子报告了黄康永与程潜“亲密”交往的情况；另一方面凭着职业嗅觉的提醒，毛以为，生逢多事之秋，愈是“平静”的地方，愈不平静。决定采用逼蛇出洞的办法，派毛钟新去长沙，督促黄康永制造流血事件，对象就是陈云章。
毛钟新到了长沙，向黄康永传达毛人凤的指示，黄当即表示为难。理由是：现在搞暗杀，很可能激起风潮和动乱，得不偿失。毛钟新一听，似觉有理，决心也不如来时那么坚定了。黄康永见毛钟新犹豫，趁热打铁，唆使副站长宋世杰连夜造访，对毛钟新说：“湖南人个性刚强，对特务搞暗杀最为痛恨，如果知道是你来长沙推动暗杀，你的性命就难保。”毛钟新默默无语，第二天开溜毛人风把对湖南的忧虑，及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老蒋当即指示：
“不能再让湖南出一个傅作义。”秉承老蒋的旨意，毛人凤决定对湖南站动手术，凡是对总裁不忠诚的动摇分子，坚决予以调换。于是，原先在东北铁路局任警务处长的夏松，走马上任，取代了黄康永，为湖南站的站长。三月会议期间，夏松接受了毛人凤的指令：严控程潜，如果发现他与中共有联系，立即拿他身边的人开刀（杀人），必要时，可以请湖北站的余克剑带人来长沙“执行”。夏松信誓旦旦地表示效忠，作为一个示范，所有的与会人员，都从湖南站的“换马”中，看到了毛人凤整肃内部的决心。
执行“应变计划”
1949年3月，国民党政权迫于节节败退的劣势，同意重开和谈之门，为此，李宗仁请出何应钦组阁（此前，孙科与李宗仁闹翻，内阁总辞职），主持与中共方面的谈判。当时，李主张与共产党划江分治；蒋介石以为，这是白日做梦，中共肯定要过江。
1949年4月1日，由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京，第三次国共和谈拉开帷幕。会谈中，张治中强调了南京方面划江分治的意愿，立即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中共代表明确地指出：同意重开和谈，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政治解决只是解决的一种方式，不影响解放军过江的计划。解放军是一定要过江的，谁也阻挡不了。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到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国民党代表团，限定20日前答复，如不接受，人民解放军便打过长江去。4月16日，国民党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返京，请示签字的问题。李宗仁不敢作主，同意按照何应钦的提议，派人将《协定》的最后修正案送往溪口，让蒋介石过目。4月16日，李宗仁派的代表抵达溪口，老蒋看完协定，气急败坏地痛骂：”文白（张治中的表字）无能，丧权辱国。”当时，毛人凤正在溪口，见老蒋如此发怒，估计和谈不会有名堂。果然，李的代表前脚走，蒋介石后脚便把毛人凤召去，下达了按“应变计划”采取行动的指令。老蒋的应变计划，第一步是坚守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得到美国人的保护。落实到“毛记”特工系统的任务，概括为十二个字，即大转移、大破坏、大潜伏、大逮捕。
所谓大转移，就是把中央银行现存的黄金、白银、银元等，全部运往台湾，其他类似棉纱、布匹、设备、车辆等军需物资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尽可能地不留给共产党一丝一毫。
所谓大破坏，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即“战场上打不过共产党，就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为此，毛人凤专门筹建了一支在“国军”丢失防区前搞大规模破坏的队伍，名曰“技术总队”，由保密局的爆破专家社长城当总队长。杜长城走马上任，蒋介石朱笔一挥，给了两千多人的编制；陈诚也表示在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支持。随后，毛人凤又委托叶翔之，在苏州举办爆破训练班，鼓励各公秘单位动员所属特工及其家属报名参加，训练班设在苏州阊门外，借用交警总局的一所大院，训练内容主要为炸毁工厂、桥梁、车辆，以及埋设地雷、布设水雷等等。
所谓大潜伏，就是把特工人员隐蔽起来，以便日后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开展活动。为此，毛人凤专门开了两次特工系统的会议，一次在年初，地点是洪公祠保密局的新大楼，参加的有南京站站长钟贡勋、浙江站站长毛万里、上海站站长刘方雄等华东区的特工头子。另外，该地区所有归保密局控制的公开单位的首脑也都来参加了。会上，毛人凤强调了搞好潜伏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对潜伏人员的条件提出明确的要求：即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忠实可靠、愿为党国效力、身份没有暴露，或者有相当的公开职业掩护、能够立足；有相当社会关系，能够开展活动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毛人凤还就潜伏的组织形式，提出了搞双层布置的构想。
一层是组合潜伏，力争混入中共的政府机关，最好能混进共产党的组织里。
每个大城市都要有一个或两个这样的潜伏组合。组长由没有暴露身份的专业特工担任，这些特工，现在就可以表现得左一点，为日后的潜伏创造条件。
另外，每个潜伏组合应配备一到两部电台，必须伪装得巧妙，可以装在办公室抽屉的后半部，也可装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里面。另一层是个人潜伏，不结成小组，不与潜伏组发生横向联系，也不配备电台，专门从事寻机破坏、造谣等活动。同时，为鼓励潜伏人员勇于赴任的积极性，会议规定待遇从优，薪水一律以黄金计算，一般组员黄金三钱到六钱不等；组长兼电台报务员，每月包括房租可得黄金二两左右，相当于同级特工收入的几倍。
第二次会议于3月召开，也就是本书前面提到的重庆“3。17”会议。其间，布置潜伏是一项重要内容，跟一月份的南京会议比较，会上又提出了“复线潜伏”、“乡村支援城市”的新构想。发明者是徐远举，他认为一月会议构想的潜伏，基本上属于单线潜伏，这不管用。在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体系面前，要想在丢失的城市里立足，必须与活动在乡村郊野的游击队武装配合，必须以乡村支援城市，尤其是西南这片地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绝对有打游击的条件。当时，毛人凤十分欣赏徐远举的新构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经过“3·17”重庆会议，“毛记”特工系统大潜伏的计划更趋具体周密，当毛人凤得到蒋介石按“应变计划”行动的指令时，大潜伏已在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实施阶段，比如苏南成立的“太湖游击纵队”，湖北站搞的“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广西站把十万大山的土匪拼拢来，号称“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等等；都是“复线潜伏”的具体实施。
所谓大逮捕，就是对国统区进步力量与主张和平解放的力量进行镇压，主要着力点是剪除那些暗通中共，或者准备投靠共产党的“党国”军政要员。
这一部分行动，跟大潜伏差不多，也在蒋介石发出指令之前，进入了实施阶段，其间，于3月份侦破的“京沪暴动案”，就是“毛记”特工系统的一个“杰作”。
“京沪暴动案”
蒋介石下野不久，一批在南京、上海军、政、警、宪界的民革成员，酝酿于京沪两地举行军警起义，采用兵变的方式，将李宗仁、何应钦等高级军政人员一网兜捕，迫使他们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兵变的主要发起者有：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葆真（民革中央常委、华中军事特派员）、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孟士衡、国史馆主任秘书胡勤业（国大代表）、国史馆庶务科长田绥祥（国大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内政部简任秘书秦荣甲（立法委员）、内政部人事室主任刘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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