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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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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段时间里，毛人凤居偏不闲，于大陆方面的工作，仍然采取了有所作为态度。比如西南、西北的三张游击“王牌”，他仍然抓住不放，联络和空中支援一直没有中断过，然而由于各种因素，手中的王牌数量越来越少。
比如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曾出动包括军区警卫二团（原先是贺龙在晋绥时的部队，骁勇善战，十分厉害）在内的几支精锐部队，趁一个雪夜，全线出击，重创周迅予部，使之一蹶不振，被迫钻进了卓斯甲和黑水的深山老林里。顽抗到当年的秋天，这股匪徒大部分被消灭，只剩下周迅予、何本初等几个光杆司令，加上马良残部百余人，流窜于川西高原一带。
1953年3月份，毛人凤配合“反攻大陆”的公开化，想搞一次影响大一点的“行动”，特派张祗山以少将中央特派员兼电讯大队长的身份，代表“中央”去周迅予部，协助周扩大川西游击根据地。毛人凤跟以往一样，亲自陪张到桃园机场，目送飞机升空。这次空投的地点是川西高原松潘县郎母寺。周迅予按照事先的约定，半夜里在郎母河畔点燃十堆大火。空投十分成功，“周总指挥”不仅迎来了“中央特派员”，还得到大量的银元、武器和食品。唯独张低山暗暗吃惊，原来号称几万大军的“西南游击一○一总指挥部”，竟是百把人的散兵游勇！于是，此前酝酿的“堆心壮志”大受挫折。没多久，由于当地土司的通风报信，解放军于郎母寺内将这股匪徒全部擒获。至此，毛人凤引为得意的“王牌”只剩下缅北一张了。
然而，“好景”难长，蒋经国突然又提出要抓这支部队，毛人风不敢与其争锋，只能“自觉”地让出指挥大权。好在小蒋“领情”，从顾及毛人凤的利益出发，对这支残军实行政治和情报的分治，部队的特工和谍报系统仍旧归保密局“滇缅边区情报总站”领导，给毛人凤留足了面子。这样一来，毛人凤手里的“游击武装”事实上已丧失殆尽。
“美援”带来的烦心事
“反攻大陆”闹得轰轰烈烈，岛内形势却阴云重重。近来，老蒋心情乖戾，或喜或忧，忽晴忽雨，这是什么道理呢？说到底还是陈仓烂谷的霉味不除。早先，老蒋苦于孤立，一心指望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如今盼来美援，却又陷入了前隙纠缠、后路受制的磨难之中。日前，偶有小恙，夜来头沉如铅，信手拈过一本“闲书”，伴灯而读，一则悬梁鬼索命还魂的故事，撩动心肠。说是某县城有一吊死的女鬼，结绳为环，诱人观看，亭台搂阁，美妙如画，观者若是贪恋，将头伸入环内，绳索骤然收紧，顿成新鬼，女鬼便可还阳了。这类故事，蒋介石小时候就听说过，玩味的意义就是自警莫要贪恋，真正以为自投罗网的，还是眼前的尴尬，说白了也就叫：没有美元（援）想美元（援），求来美元（援）多美元（怨）。
怨在哪里呢？老蒋们心而问，觉得越来越无法容忍的是车辙易轨。初入台岛，他己有城府，决定扶植小蒋，并且积极创造条件，促成顺利交接，这也是当时岛内开展“整肃”运动的一个目的。然而，“韩战”爆发以后，美国军舰驶入台”湾，同时也带来了美国政府的颐指气使，岛内的亲美势力由此崛起，并且占据了军政要位。先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孙立人跃居陆军总司令，亲美色彩浓厚的吴国祯当上台湾省政府主席。孙、吴二人背景相近（美国人欣赏），私交甚好，舆论谓其曰：文武双星，最佳拍档。接着，亲美派人士俞大维和王世杰又分别当上了“国防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如此气象壮观，着实令人瞠目。
如果说这只是交易，那么蒋介石可以把割权相让当作是对美援的一种补偿。①可事实上，政治交易并不是市场交换，仅仅遵循等价的原则，而且还蕴藏着更长远的战略图谋，这也是老蒋与美国人的分歧所在。在老蒋这里，美国人的价值在于帮助他光复大陆；在美国政府那里，台湾的价值在于它是全球战略的一个方面，尽管反共的共同立场使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但不同的战略目标，又决定着他们各行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强行制定“台湾中立化”的政策，与老蒋明里“配合韩战”，暗中加紧“反攻大陆”的举动，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典型例证。这样一来，分歧就会演化成新的矛盾斗争，亲蒋与亲美自然也成为台岛政坛上的一种分野。
看着亲美派的“茁壮成长”，蒋介石心里是不悦的，客观上他是自己属意的蒋经国时代的一个障碍。但托庇于美国人的保护，又迫使蒋介石尽量采取妥协容忍的态度，一张一弛下，亲美派日趋嚣张，亲蒋派积怨日甚，就拿“整肃”中的清算“罪臣”来说，老蒋希望通过湔雪错误，开创新的历史，同时也为蒋经国的脱颖而出，开辟道路。但亲美派却趁机大肆削弱蒋的羽翼，孙立人拿黄埔系开刀，力度之强，手段之硬，看得不少亲蒋派人士颤栗。纷纷跑到老蒋那里诉说唇亡齿寒的忐忑心境，表现出了对孙立人等权势倾天的强烈不满。对此，老蒋除了苦笑，还是苦笑。因为，目前他离不开美国人。
其实，凭过去的经验，蒋介石何尝不知老美的援助历来是附有条件的！
①美国方面曾通过郑介民传话，要蒋介石把陈诚的台湾省主席的位置让给吴国祯，老蒋同意了。
至于代价多大，倒是估计不足。他一直有个希望，总以为通过顽强的表现，可以改变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印象，从而获得支持，但从目前的情势来看，他觉得希望近似于奢望，至少在民主党执政的美国政府中很难实现。这几天，他正在考虑改变方向，把做美国人工作的重心移到共和党身上，促使他下这个决心，除了岛内的亲美派势力得势不饶人外，再就是美国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支持，已从毛人凤呈送的报告中得到了确切的证实。他把这个想法跟蒋经国一讲，小蒋举双手赞成，并说这件事由自己去办，不获成功，决不收兵。
所谓“第三势力”，说到底也是华府（指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摆布国民党政权的一个伎俩。早在1950年，美国国务院曾经召开过对华政策会议，会议的主持人，就是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菲利普·杰塞普。当时，会议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派表示反对，司徒雷登建议折衷，于是国务院出面成立了三人小组，负责拟定一个临时的对华政策。这个三人小组研究的结果，仍旧认为蒋介石没指望，从而提出了策划扶植“第三势力”的政策。这里的第三势力，其实就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旧官僚班底。
这批人既不去北京，也不去台湾，因此相对中共和国民党而言，简称为“第三势力”。美国人认为，挽救美国的在华利益，最好的选择是扶植小党派或自由主义者。于是，他们跑到香港，那里窿集着许多旧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一经怂恿，个个血热，首先由原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和老改组派头目顾孟余出面，组成“自由民主大同盟”，欲举李宗仁为党魁。李宗仁似乎无意抛弃名存实亡的正朔地位，表示暗中予以支持，暂不公开亮旗。美国人生怕奇货不居，“友好”地把老李接到美国，以“总统”待遇奉养起来，留待后用。与此同时，他们还拉拢了旅美华侨组织“民宪党”的伍宪子、李大明和“民社党”的张君励，共同结成“第三势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重新合作，但出于取代老蒋的图谋，美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第三势力”的扶植，尤其是随着岛内的政治分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斗争不断公开化，美国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扶植也加大了力度。这都促使老蒋反省“美援”，丢掉幻想，重订对策。
居“闲”不闲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政治分野的划线无可避免地波及到了特工部门。
从1951年开始，美国方面就露骨地向蒋介石示意，要郑介民代替毛人凤主持“大陆工作”。老蒋乍得美援，自然不愿与老美顶撞，于是郑介民顺顺当当地走上台湾对大陆的主角岗位。为此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机构，叫“国防部大陆工作处”，郑介民以“国防部次长”兼任处长，副处长由钮先铭、何龙庆、叶翔之担任。钮先铭原来是老郑搞“军调”时的军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有同僚之谊。何龙庆则因为成都时的逃命劣迹，遭毛人凤的冷落，挂职在设计委员任上。这次投靠老郑，以图东山再起，十分主动。至于叶翔之，说轻了是郑介民挖毛人凤的墙角，说重了是叶翔之叛主求荣。
叶翔之在保密局向有“重量级行动专家”的称谓，评功摆好，不是居冠，也是屈亚，时日一长，傲气便超过了和气，常常与毛人凤、潘其武唱对台戏。
这一点毛人凤当然有所察觉，但他生性隐忍，不露声色。这时，恰巧由叶翔之领衔的二处出了一桩贪污舞弊案，牵涉到副处长侯定邦。毛人凤一道命令下来，将侯副处长投入大牢，后经讯问，祸水似乎有了往叶翔之身上引导的迹象。老叶一看毛人凤要整自己，暗叫不好，忙去老上司、原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那里求援（叶原在王的手下当过科长），湖南“三李”中的李崇诗（他是叶的妻兄）也在场，三人一合计，叶翔之便被推荐给了郑介民。郑介民筹划“大陆工作处”，正担心挤兑毛人凤后的负面影响，是否会带来诸多工作上的不利？一见有叶翔之前来投靠，大慰心怀，郑介民知道叶是毛人凤的一员大将，收入麾下，等于是把毛的“大陆本钱”掠走一片，既削弱了对手，又强壮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大陆工作处”成立以后，传统的“猪猡”风格涂了一层美国“奶油”，机构编排也无例外。工作处设一个办公厅，下有作战、情报、总务三个组，再加上位于台北市郊区的“中美办公处”，大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来这里工作，美其名曰：掀开美台情报合作新的一页。其实，老美并没有改变控制操纵的本性，这也是他们压毛（人凤）抬郑（介民）的原因。
相对过去，毛人凤已偏离“大陆工作”的中枢，被郑压低了一头，但此刻的心情远没有戴笠去世后的那种惶恐。一年幼畜，十年老狐，百炼成精，且不说老蒋的绝对信任，就是特工系统徒子徒孙的繁衍，亦是桃李芬芳，瓜瓞绵绵，树大根深，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摇撼的？为此，对眼前的“贬黜”，毛人凤以平常心待之，不暴不跳，静则旁观，动则有为。恐怕这也是毛人凤老道的地方。一年多来，主持“大陆工作”的经验不少，教训也多，使毛不得不正视一种现实：随着中共政权的稳固，有利于开展“大陆工作”的条件越来越少，如果此前是失败多于成功，那么此后只能是小失败连着大失败。
毛人凤号准了脉，退而旁观就是要看郑介民如何收场。另一方面，毛人凤手里有“王牌”不放，不可能在“反攻大陆”的主战场上毫无作为，而是选准时间，伺机而动，这就是动则有为。事实证明，他的策略是不乏机智的（郑介民主持“大陆工作”两年，果然充满了失败的记录，详见第二十章“大陆工作”一节）。为此，有人把毛人凤化被动为主动的应对方式，称之为居“闲”不闲，其实骨子里还是“沙蟹哲学”忍、等的翻版，不同点在于存乎一心，运用之妙，更见火候，更为老道而已。
当然，居“闲”不闲，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接受老蒋的秘密使命，把脱出“大陆工作”的精力，投到对付“第三势力”之上，而且很快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美国人要在菲律宾拨一个小岛作基地，为“第三势力”培训军政人才。那还了得！毛人凤震惊之余立即着手破坏，他先用重金收买了伍宪子，然后安排伍“秘密”访问台湾，并让伍出席了一个有美国官员参加的集会。集会中，毛人凤不顾双方预先说好“严守秘密”的约定，将伍介绍给参加集会的美国官员，存心造成与伍早有沟通的假象。美国人果中圈套，以为菲律宾训练基地的事已经泄露，于是为了避免激怒蒋介石，只得忍痛放弃。对此，张发奎、顾孟余遗憾不迭，仇视老蒋的情绪更见激烈。不久，在整肃内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组织——“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并选定1952年10月10日，即台湾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发表“反共反独裁”宣言，公然与老蒋对抗。接着，又在美国人的支持下，重新开展军政特工干部的训练，总部设在日本的神奈川，下属总务、情报、干部、作战、后勤等处，基地放在塞班岛，全部费用由美国人承担，各机构都派有美国指导员。
面对日趋严峻的挑战，老蒋不能跟老美翻脸，只得求助于特工的力量，对“第三势力”进行破坏。方式上，不搞大张旗鼓，实施时却应十分有效。
由此，毛人凤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他让许多特工混迹于招募人员中，钻入“战盟”，有的甚至钻进了塞班岛的训练基地，一边窃取情报，一边从事瓦解组织的勾当，真可谓：千奇百怪，无所不用。比如，当时港英当局禁止各类组织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一些混入“战盟”的保密局特工，便故意向港英当局匿名举报该组织秘密集会的时间地点，最后弄得顾孟余到处碰壁，无法在香港立足。再往后，毛人凤利用“战盟”增选中央委员的机会，让自己人混入该组织的“中央”机构，逆向发挥作用，致使“第三势力”因苦于内耗的烦恼而锐气大减。
毛人凤忙碌于居“闲”不闲的奔波中，收获颇丰——单是涉外的地盘和力量就足足扩充了一倍不止。这相对于“大陆工作”的失落，算得上是得失相抵，还有进帐。就拿香港来说，原先的一个站，扩充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香港综合情报站，按甲种站编制，设站长，派遣业务官、情报业务官、行动业务官、无线电台台长，以及译电、文书、交通、联络等专员，站下有情报组、行动组、交通组等；第二个部分是大陆文书研究组，专门负责搜罗大陆出版的报刊书籍，从中获取情报；第三个部分是直属本部的情报组。另外，在东南亚各国，也广设网点，延伸耳目，南越有“西贡情报组”，泰国有“曼谷情报组”，反正“第三势力”足迹所到之处，毛人凤都有理由布设眼线，就这样，一直把秘密的情报网络铺架到了美国，由此也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烧身之“祸”。
“烧身”自省
195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蒋经国为完成父亲交办的大事，加紧了对共和党议员的收买，在美国国会附近搞了一个乡村俱乐部，专供争取对象们吃喝玩乐。当时，共和党为大选取胜，正以“谁丢失中国”的问题向民主党发难，其问育个叫诺兰的参议院议员，”亲蒋情结”特别引人注目。这里除却反共立场的顽固外，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也是一个隐衷。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诺兰就有了花钱找老蒋的习惯，作为回报，他一手操持成立“院外援蒋集团”，攻击民主党政府的中国政策，认为国务院对国民党怀有偏见，没有给蒋介石以积极的支援，致使中共取胜而损害了美国利益。民主党为辩明是非，维护执政形象，专门由国务院出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申明：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是咎由自取，白皮书的结尾部分，还引用了李宗仁干1949年5月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证明蒋介石并没有正当地使用美国政府对他的巨额援助。然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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