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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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行动计划拟准，毛人凤责令保密局第一处处长赵斌成全权负责（在张平宜的谷正文专访文章内，此人被写成“周斌成”，但在其他有关军统的史料中，均为赵斌成，不知是音讹、笔误，还是化名？）。（W//RS//HU）此人平时沉默寡言，极工心计，特训班出身，曾是戴笠欣赏的学生，戴笠死后，赵追随毛人凤，当过香港站的站长，对那里的情况相当熟悉。

根据掌握的情报，“克什米尔公主”号从曼谷飞抵香港，中间有一个多小时停留在启德机场，补充燃料和检查引擎，这是唯一可利用的机会，因此，选择恰当的行动员，放置定时炸弹是全部行动成败的关键。赵斌成仗着关系多，很快物色到一个叫周驹的家伙。此人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20来岁，未婚，有一个嗜赌如命的老父亲，拉下一屁股“饥荒”（指债务），促使周驹极有逐利之心，是重金可买的“勇夫”。于是，在60万港币的悬赏下，周驹同意涉险。

一切安排妥当后，赵斌成返回台湾向毛人凤汇报，毛听罢连称“大有可为”。据谷正文自述，起初赵斌成还怕60万元赏金数目定得太大，不敢向毛人凤开口，特央请谷正文代述，毛人凤却说“值”，60万元港币换周恩来一命，“真是太便宜了”。

4月10日，赵斌成拿着60万元港币到香港，按照谷正文的指使，把周驹及其父亲弄到宾馆，一边交钱，一边就把周老头子扣为人质。当天晚上，周在赵的调教下，反复演练安置使用定时炸弹的全部细节，直到完全掌握为止。第二天（即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去启德机场上班，顺利地通过了例行检查。原来，赵斌成交给周的炸药是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为了对付机场的安全检查，特制成牙膏的模样。按照惯例，机场职工允许携带简易的盥洗用品，于是，炸药也就混进了启德机场。

中午，“克什米尔公主”号按时飞抵香港，乘客们下机后，机场负责加油和检修的工人立即进入工作现场，有查看引擎的，有测量机油的，一辆米黄色的加油车驶到飞机跟前，跳下几个穿戴整齐的中国工人，熟练地打开软管，给飞机加油，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周驹身材瘦小）闪进了机舱……

一个多小时以后，全部地面工作完毕，乘客一个接一个回到机舱，引擎轰鸣，“公主”号发着巨响，冲出跑道，直入云端，不久便在沙捞越上空爆炸，同机殉难的有中国代表团成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沈建国、黄作梅、杜宏、郝风格以及越南官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和奥地利记者弗·琼逊。所幸，敌方情报有误，周恩来、陈毅不在机中。但毛人凤哪里知道，骤闻飞机被炸讯息，片刻间他屏息呆立，竟跟痴了一般，那神情就像输惨的赌徒突然赢了大注，不敢相信是真的一样。直到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身份致电世界气象组织代理秘书长的新闻见诸报端，才知“公主”号失事是真，周恩来同机遇难是假，再细想昨夜兴奋，辗转反侧的徒劳，顿觉索然无味。于是在向蒋介石汇报时，大降其调，一边叙述谋杀行动的全部过程，一边对周恩来的幸免于难深表遗憾。蒋介石毫无责备的意思，相反还觉得就此给大陆一个下马威，效果仍然不错，并且当场签下一笔9000美元的奖金，以示犒赏。

然而，就是这么一桩人所共愤的罪恶勾当，有关方面却做了大量欲盖弥彰的报道，其中尤以美国的新闻媒体为甚。事故发生不久，《纽约时报》记者从孟买发出报道，声称是援引机上幸存的维修工程师卡尼克先生的声明，认为“这似乎更像是一次普通事故，而不像是有意的破坏事件”。卡尼克先生看了类似的报道后，深表不满，立即写信给《印度时报》编辑部称：“我否认曾在任何时候发表过类似的声明。”一个月后，即5月14日，美国新闻社又从马尼拉发出类似的报道，称印度尼西亚调查小组组长伊马旺博士否认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系被人破毁的指控。他说迄今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证明“情况良好”，飞机坠毁是由于一次普通的事故。对此，伊马旺博士通过新闻媒体对上述说法予以否认，并于5月26日以调查委员会的名义正式作出结论，认为飞机失事是由一枚放在右翼尾轮升降道中的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

为什么美国新闻媒体要对事实真象极尽掩盖之能事呢？维修工程师卡尼克的一段回忆颇可玩味——卡尼克先生清楚地记得：这时，（指飞机在启德机场检修，机务人员在用餐的这段时间），有个年轻人冲进餐厅，从外表上看像个西方人，带着典型的美国口音发问：“你们要载中国代表团到万隆去吗？”大家皱起眉头没理这个鲁莽的家伙，于是他冲着狄克希特机长道：“那些中国佬想保守秘密吧？大概他们什么也没告诉你？”机长愤怒地说了句：“我不知道。”但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仍然问个没完：“你们一定要马上起飞了，是吧？”“你们什么时候到雅加达？”就在这时，印度航空公司货运组的一个组员来通知机长说，飞机加油完毕，乘客的行李已经送上飞机，准备起飞。“干得真快。”机长说了句。“他们都是外交人员，不受海关检查哩。”货运组职员解释道。

那个美国口音的年轻人听到这句话，立即把椅子往后一挪，冲出了餐厅。

当时机组人员都猜测，这家伙是个爱管闲事的新闻记者。其实，正如我公安部负责人对这次行动由美方“提供情报”，“蒋介石的特务动手”的判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它的直接恶果，不仅使这一丧尽天良的罪行逃脱了国际公论的谴责，而且还使“空难”血案成了“历史之谜”，整整推迟了40年①，才被彻底揭露。

①“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40年之际，台湾《中国时报》（周刊）发表了署名张平宜的采访文章，当时参与执行的“国防部情报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内幕，指出：这是一次蓄意的谋杀事件。

“孙立人事件”

查处“孙立人事件”是毛人凤涉足“岛内工作”的一个“杰作”。

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称：“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请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报候核办。”随后，中央成立了以陈诚为主任委员，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为委员的九人调查小组，负责对此案进行调查。两个月后，即1955年10月21日，蒋介石又发布“总统令”称：“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须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视后效。”与此同时，媒体发表了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结论有二：第一，“郭廷亮为匪谍，并利用其与孙立人将军之关系执行匪谍任务，阴谋制造变乱，其本人业已承认不讳”。第二，“孙立人将军对于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未觉其为匪谍，且因孙将军企图利用郭廷亮在军队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堕人郭廷亮匪谍活动而不自觉”。

这就是所谓的“孙立人事件”，它由两个案子组成，二个是“郭廷亮案”，要害在于利用孙的信任与重用，执行“共谍”任务；另一个是“孙立人案”，要害在于利用郭在军队中的关系扩张势力，间接为“共谍”提供方便。于是，继吴国祯之后，台湾军界最富有实力的亲美派分子——孙立人彻底倒台，由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软禁生涯。

据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所述，“郭廷亮匪谍案”是证据“确凿”，脉络“清楚”的，具体事实如下——郭廷亮是孙立人的老部下。1929年，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成立由财政部缉私处指挥的税警团时，选中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孙立人出任团长。1938年，税警团发展成为税警总团，还办了干部教练所。郭廷亮于1939年考入教练所学员队第二期，毕业后留所任区队长等职。1941年11月，税警总团奉命改编为野战新编38师，孙立人出任少将师长，郭廷亮被其选中，出任中尉排长，自此一直追随孙立人前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按三国军事协定，38师编入中国远征军，于1942年进入缅甸抗日，郭廷亮在缅北两次战役中被提升为重炮营上尉连长。抗战结束后，孙立人以军长资格率新一军开往东北“剿共”，郭廷亮升为榴弹炮营少校连长。

1q48年1月，新一军奉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命令驻防沈阳，郭廷亮与连部驻地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老板白经武来往密切。1948年4月，郭廷亮部奉命开注前线作战后，白经武以“共谍嫌疑”罪名遭逮捕。1948年初冬，郭廷亮所在部队被解放军消灭，当时孙立人已奉调台湾主持新兵编练事务，郭从前线化装逃出，潜入已被解放的沈阳，找到获释出狱的白经武，请他帮忙搞一张路条逃离“敌占区”。

11月3日，白经武把郭廷亮引到沈阳铁路局饭店会见其兄，即解放军东北铁路护路军（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白经文。白经文先后与郭谈话四次，得知郭为孙立人老部下，在“国军”中关系甚多时，有意发展郭为“共谍”，从事兵运工作，要求郭“长期潜伏，掌握部队”，“设法制造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变乱，同时俟机策应解放军进台湾”。郭表示愿意为中共工作，并填写了自己的详细履历及有关表格。白经文又介绍一位马科长，当面与郭约定，以沈阳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白经武先生收为通讯地址，今后中共派往台湾的联络人员以“白先生要我来看你”为接头暗号。

1948年11月12日，郭取得路条一张和十两黄金偕妻子一同逃往天津，途中遇见新一军的同僚，结伴于年底来到台湾，由孙立人派往陆军训练司令部储训班第四队任副队长与第四军官训练班入伍生总队少校营长。

郭抵台湾后，曾向沈阳白经文、白经武兄弟写过一封信，报告到台湾后的情况。1954年9月，一位姓李的“共谍”联络员来到台湾，要求郭展开工作，联络友人同学。恰巧，此前已交卸陆军总司令一职，调任“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也秘密召见了郭廷亮，要郭协助陆总第五署督导组中校组长江云锦联络从第四军官班毕业的学员，搞成一种“横的联系”。于是，郭廷亮便利用孙的名望和关系，从事“共谍”联络员布置的工作。不久，郭廷亮便在某部上尉情报官田祥鸿、刘凯英等人的协助下，搞成了一个愿意保持联络的校尉军官网络，一共有100多人，在部队中形成了组织。

为了有效地开展联络工作，孙立人为郭廷亮等提供种种方便与经济上的资助，并且通过郭廷亮的安排，多次接见联络员。1955年5月，台湾军方计划在台南举行军事会操，其中有一项活动是干屏东机场接受蒋介石和美国顾问团检阅。郭廷亮遂策划，趁检阅时采取行动，活捉总统。为取得孙立人的同意，5月15日那天，郭去见孙立人，称：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因部队中存有一股不良现象，拟向总统呈递意见书，并说准备借某部于5月中旬由营级教练结束转向团级教练之间的10天内为采取这种“呈递意见书”行动的时间。这次谈话没有提出“兵变”概念，孙立人没同意，但表示：同学勿轻举妄动，如有意见，等自己于5月25日左右到屏东再说。

但郭廷亮决定行动，并对自己联络的对象假传是孙立人的意见，行动时间定在5月底6月初，在南部某地设立指挥部。然而，临发难前，不少被联络者得知要搞兵变，分头向上级和特工、特勤部门报告，旋有毛人凤突然乘飞机南下，统一指挥行动，将孙立人在各部队中的联络员一网打尽。

综观九人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不难看出，“孙立人案”的实质是在军队内搞宗派，图谋不轨。与其相关的严重性，却在于被“共谍”利用，客观上成了制造变乱的帮衬。因此，“郭廷亮匪谍案”的罪证“确凿”，其实是孙立人咎由自取的前提。另外，“报告书”也突出了毛人凤在平息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果真如此吗？九人调查委员会的“官样文章”其实作了很大的隐瞒。

根据若干年后披露的内情来看，孙立人的倒台涉及到美蒋关系的演变，他和吴国祯一样，完全是这种演变的牺牲品。

早在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美国人欲拉拢陈诚叛蒋，没有成功，便开始垂青孙立人，同时还出台了一个倒蒋扶孙的计划，有三部分内容：先是以李宗仁代总统的名义免掉陈诚东南军政长官的职务，以孙立人取而代之；接着，美国以长期租借台湾、澎湖海军基地为条件，支持和援助孙立人；并且通知蒋介石，只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留居台湾。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主持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派出曾与孙立人共事过的莫瑞尔到台湾，就此征询孙立人的意见，孙以未置可否的方式婉拒了美国方面的计划。据知情人分析，当时老蒋在台的势力强大，孙有顾忌，不敢冒进。

美方见孙立人退缩，便决定自行其是，由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出面，对老蒋施加压力，要么离开台湾，要么不干预台湾军政，两条中允诺一条，美国就给台湾以武力保护。蒋介石大愤，断然拒绝。表面无从对美国人发作，暗中却把孙立人、吴国祯等亲美分子恨到了骨里。1950年春，麦克阿瑟派飞机来台湾接孙立人，招呼都不跟老蒋打一声，那神情好像是挑战式的宣示：不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军政大权早晚是孙立人的。这下，把老头子刺激得厉害，自此埋下了于孙立人不利的祸种。

1950年春夏之交，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分别拟定了一个政变计划，目标都是用孙立人取代蒋介石。做法上，国务院主张鼓动孙立人发动政变；中央情报局认为，孙已经在策划政变，重要的是给予有力的支持，促其成功。

不久，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得到印证：孙立人两次向驻台湾以及前来台湾的美国官员表露了想采取“剧烈行动”的意图，这使美国务院大为兴奋，但计划一经讨论，立即遭到了美国防部的强烈反对，这当然和美国会“院外援蒋集团”的积极影响分不开。

美国政府的这些动向，通过“友好”的共和党议员以及毛氏特工系统驻美情报人员的“通道”，让老蒋了然于胸。只是苦干无奈，被迫采用一边示弱容忍，一边另谋它途的方法。为此，老蒋曾向法国政府放出试探气球——中共一旦渡海作战法国能不能帮助保卫台湾？法国拒绝了。接着，老蒋又与韩国、菲律宾秘密接触，准备去那里建立流亡政府，甚至还派人向麦克阿瑟建议，愿意接受麦帅以盟军总司令统辖整个远东地区（包括台湾）防务的事实，但绝不把权力交给孙立人。同样遭到了拒绝。

1950年6月19日，美国务院在总统的支持下，正式制定出了一个在台湾实施政变的机密计划，要点与程序是：第一，美国如要达成防卫台湾的协议，必须迫使蒋介石及其党羽离开台湾，将所有的权力交给由美国人支持的中国人领袖。第二，完成上述步骤后，美国海军驻防台湾海域。第三，如果蒋介石抵制，美国就派出密使以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愿意发动政变，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