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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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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睡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几乎出大问题了！”郭子良感激涕零，一个劲儿地向毛人凤表示谢意。
另外，毛人凤还精于“人走运时，托一把不知道；背运时，拉一把忘不了”的门道，喜欢在逆境中“扶危济困”，让人一辈子记住他的好处。比如前文提到的原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渤，以戴罪之身奉召回重庆接受“精神处分”。他去小巷子局本部报到时，总以为挨训作检讨肯定免不了，想不到毛人凤非但什么都没说，还彬彬有礼地为他安排了食宿，当场就给陈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好印象。后来，陈被安置到第三处任代理处长，因为从来没有干过内勤，犯了愁，“不得不去请教毛人凤先生”。据他多年后的回忆，当时“毛人凤先生很照顾我，就拿服装来说吧，因为大家都穿中山装办公，而我却没有，想做一套也做不起，他看不过去，就把自己穿过的一套送给了我，虽然屁股上有一个不大显眼的小窟窿，可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份不薄的人情了。说到处理公文也是一样，他指教我该怎么签，怎么批，怎么办，同时把他伺候长官如何得体的那一套诀窍，和如何应付下属的许多要求的对策，也多多少少传授了一些。可惜太玄妙了，很难学到好处”。尽管如此，对毛的好感仍大大地加重了一层。
重庆时期，军统对外的形象不佳，毛人凤曾着力加以改善，不管效果如何，多少也为自己结了不少善缘。比如有一次，军统的一笔公款失窃，秘书室的秘书郭宗尧多次催重庆警察局前来侦破，均无下文，心中非常愤懑。总务处长沈醉因在重庆警察局干过，便自告奋勇地提出，陪郭秘书前往促成此事。谁知道，这位原先一直干外勤的郭秘书，受“戴笠风格”影响太深，一到警察局，三句话不顺，张手煽了对方的传令兵两记耳光，由此惊动了主管长官，只见他疾疾地从楼上走下来，上前询问，话还没说出半句，郭秘书又是一记巴掌，打得人家捂着腮帮子，半晌不敢出声。沈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小小的秘书，竟然如此霸道，羞恼得他别转身子就走，耳朵里还时不时地听到郭秘书训斥人的大嗓门。回到罗家湾，沈醉向毛人凤作了汇报，10分钟后，毛人凤便下达了免去郭宗尧秘书之职的命令。消息传到外厢，至少警察局方面对毛人凤的“禀公”办事有了好的口碑。
俗话说，多一尊菩萨多一柱香，多一个篱笆多几个桩。自从娶了向影心为妻，毛人凤的善缘越结越多，越结越广。这对夫妇确实搭配得合丝合扣，一个示人“婆心”，一个极其热情。据当时在军统本部行动处任处长的徐远举回忆：“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当时的想法是：依靠戴笠向上爬……未去钻毛人凤的门子。不过，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同我是旧相识，对我很好，经常对我挤眉弄眼，还常常拉我去她家中吃饭，与毛人凤、何芝园、潘其武一道赌博，她总在毛人凤面前说我好。”
如果换了一些不够档次的小角色，只要去毛公馆，向影心也总是以好烟好茶款待，一回生两回熟，短不了还能同毛太太说笑一番。向影心天生有勾男人肠子的本事，大小特务每每从毛公馆出来，心里总是无比地舒畅，比之“老板”，简直别如云泥。年终一过，春节来到，处长主任等高级干部，一大早照例要赶往罗家湾19号戴公馆内给“老板”拜年，戴笠受过礼拜，年糕招待，众人大气不出，连吞带咽地吃完，如同过堂一般。然后，再结队到毛人凤家，气氛顿时变得松弛融和，大家谈笑风生，纵情恣意，向影心早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餐，酒足饭饱之后，再摆一场牌局，弄到尽兴方归。于是，毛公馆就成了机关职员人人愿去的地方。
另外，向影心还非常善于交际，天长日久，替毛人凤敛了不少极为重要的人缘。当时，他们寄居在杨森的“渝舍”，进进出出的大多是党国权要，诸如何应钦、陈诚之类。毛人凤不彰不显，谁会正眼瞧他？比如陈诚，几乎每天早晚进出都要碰面，毛人凤固然忘不了恭恭敬敬地打声招呼，但陈诚总像没听见一样，随随便便地点点头就过去了。然而，不出多久，内线有了进展，向影心与陈诚夫人谭祥交上朋友，时不时地拖上男人搓几圈麻将，方城之下碰了个脸熟。陈诚与戴笠关系不和，经常在公开场合辱骂军统和戴笠，但从来没在蒋介石面前说过不利于毛人凤的话，这里自然有向影心周旋的功劳。
再就是何应钦、俞济时、胡宗南等要员，她全部拉拢得很牢，“内眷路线”是惯用的伎俩。尽管，胡宗南当时还没有结婚，但可能成为胡夫人的女士，照例颇受向影心的注视。她知道胡宗南与戴笠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宗南又看中了戴的“生活秘书”叶霞翟。未雨绸缪，便开始接近叶小姐，不出几月，调弄得叶秘书亲得直把她叫“姐姐”。等到戴笠正式决定割爱，把叶小姐转给胡宗南时，向影心的热情又陡升十倍，每次约会前，亲自替叶小姐选择服饰，为她化妆，还唆使叶向“老板”提出留学美国的要求，弄个“博士”身份，再与胡司令“组阁”。后来，叶小姐如愿以偿，更把向影心看成了“骨肉”至亲。由此及彼，连锁反应，胡宗南跟毛人凤也有了诸多的亲近。
慈悲为怀
在军统局里，毛人凤替人通融求情已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军统局第二处发生了部属要联名控告上司的事件，慌得科长叶翔之直冒冷汗，气咻咻地跑到毛人凤那里求助化解。毛人凤一打听，才知是当官的犯了众怒。
早先，第二处所属的党政科科长沈介人，因与国际科科长谢贻徵在办公室出演全武行，被撤了职务，叶翔之有幸接任。此君是军统高干李崇诗的妹夫，自恃有靠，放纵情性，一上台便与一位姓张的女科员演练“楼台会”（指男女暗合），绯闻传到戴笠耳朵里，叶当即挨了一顿臭骂。然而，猫馋难抵鱼肠腥，未久又瞄上了侦缉大队的女特工杨吉昌，着意编排出种种理由与她接近，终于得手。说来也巧，猫儿吃食狗眼红，杨吉昌的顶头上司，侦缉大队的队长谈荣章早就有意于这位部属。如今让叶翔之占了先手，顿时变得心急火燎起来，于是匆匆上阵，大马金刀，喝起了“二锅头”。如此双龙戏珠般地乐呵了一阵，杨小姐发现自己已怀上身孕，急找两位“耕夫”理论。想不到耕耘时争先恐后的两个男人，面对收获却互相推诿起来。叶说孩子是谈的，谈说孩子是叶的，谁也不肯负责。杨小姐无奈，只好自己找人堕胎，结果因流血过多送了性命。
杨小姐是军统息烽特训班的毕业生，重庆军统本部机关有不少同学，他们得知杨屈死的原委后，非常气愤，决定联合起来向戴笠控告。戴笠虽然自己渔色成性，管束部属却主张严格，闹出这样的“家丑”，自然不会甘休。
想到这一层，叶翔之和谈荣章片刻间成了“盟友”，结伴来求毛人凤。毛人凤同意帮忙，但考虑到自己与息烽那班人没有特殊关系的缘故，亲自去搬动沈醉。沈醉曾在特训班兼过课，多少有点“师长”的资历。于是奉命出面，把十多个为首人员召来，一起吃顿饭，讲了不少“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宜外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类的道理。看在“老师”的面上，学生们答应不再控告，但必须盛葬死者，并由叶、谈两家出人送殡，以后每年须去杨小姐坟上祭扫两次。叶、谈满口应允，事情就此罢过，心中都对毛人凤感激不尽。
有时这类关节必须找“老板”通融，毛人凤往往是独一无二的蹊径，换了别人既没面子，也没胆子，更谈不上乐于助人了。军统局汽车队里有个叫马福玉的驾驶员，曾为戴笠开过小车，兢兢业业，忠心耿耿。1940年冬，马福玉奉命去浙江金华出车，为军统局运回一批贵重药品。出发前，汽车队的队长黄四钦托他从金华买一箱文具用品回来，在重庆赚个差价。马福玉答应了。没想到返程途经衡阳时，被宪兵查获，一见文具用品没列在货运证明单上，就把车扣了。后经军统局衡阳站站长李人士出面斡旋，才得以放行。当时，戴笠的侄子也搭乘这辆卡车，目睹宪兵对军统的不敬，十分恼火，回到重庆后，便向戴笠说了前因后果。戴笠听罢，勃然大怒，认为马福玉给军统丢了丑，立即下令送军法处审理。
起初，马福玉还以为夹带一箱文具是豆大点事，不以为然，索性摆出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模样，没有牵带出汽车队队长黄四钦。谁知，小事捅出了大题目。当时，戴笠正在查办蒋介石娘家亲戚王世和（曾任蒋的侍卫大队长，时任74军副军长）的外甥的走私罪，并向老蒋呈送了案情和处理意见。为了标示自己的秉公无私，加大查办走私案的力度，决意拿马福玉开刀，拟成死刑，上报蒋介石。这下子惊动了毛人凤，忙拽着和马福玉有旧交的张冠夫一起去见戴笠，苦苦劝谏，拦阻此事，乃至声泪俱下。
还有一次，原先在军统供过职的缉私署文书科长解鸿祥，为了讨好新主子宣铁吾，主动将军统的档案拿出来，一下子挖走了戴笠两部新式别克轿车。
戴笠向有喜好名牌车的怪癖，抗战期间，进口这类汽车困难，戴笠仍然挖空心思，他除了用军统局的名义采购外，还利用兼管的几个公开机关的名义购车，其中便有利用缉私署名义买的两部别克牌轿车。后来，蒋介石命宣铁吾接任该署的署长，办移交时，戴笠有意把两部轿车转到了军统的名下。不料，解鸿祥挺身揭秘，让宣铁吾抓到了证据，气得戴笠要以“恶奴卖主”的名义，把解鸿样调回本部查办。毛人凤得知马上出面通融，劝戴笠不要这样做，总算让解鸿祥躲过了牢狱之灾。
毛人凤替人通融，虽然不专注于花钱消灾的俗套，但也从不着意无名无状的空头人情，总是想着法子让人感恩知德。沈醉说：“我曾留心观察过，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他这种讨好人的手段，也不止一次地用到我的头上，我也很了解他这种用心。我当时反正给戴笠骂惯了，多一次少一次也不大在乎。但他总是有意让我了解他常常在暗中帮助我，这便是我以后成为‘毛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人凤由此博得的“好感”究竟大到什么程度？看一看每天照例的“工作午餐”的气氛，便可略知一二。
重庆时期，戴笠兼职很多，但又不肯放松对军统的控制，于是想出一个办法，规定每天中午在罗家湾19号戴公馆内搞一顿“工作午餐”，由各处处长、各室主任参加，边吃边谈工作，这样，无需多少时间，他就能了解每天的主要情况。但由于戴笠平时为人悍狠，脾气暴躁，享受午餐待遇的处长主任们丝毫没有荣幸感，一个个提心吊胆的，心境就像赴鸿门宴的刘三。这时，毛人凤以代主任秘书的身份入列其中，总是先讲些笑话，松弛一下大家的情绪，等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有时，戴笠因故不能参加，事先打电话告诉毛人凤，指定由毛人凤来主持“工作午餐”。一到时间，处长主任们赴宴的劲头就高了起来。毛人凤这时也特别能够迎合大家，有意把伙食办得好一点。等到大家坐定，应景的套话简简单单地走过，余下的大部分时间天南地北地胡扯一通，真是吃得满意，聊得开心。后来，军统译电科升格为机要组，原科长姜毅英由上校科长进阶为少将组长，也有了参加“工作午餐”的资格。一样是江山人，谁也不防范毛人凤，而姜毅英一来，大家都认为是戴笠的“午餐督察”，专门趁“老板”不在的时候，搜集材料打小报告。
于是，互相扮个鬼脸，打打眼色，嘴巴便上了锁。有个别气粗胆壮的，甚至一唱一合地说刻薄话，奚落姜毅英，气得这位“红粉”少将，哭了好几回鼻子。
“公道”与“婆心”
戴笠在军统力行独裁，习惯于一个声音发号施令。照理，是容不得旁人在眼皮子底下取悦众望的，万一裹带大了，扼制不住，家天下还成什么体统？
然而，毛人凤却是个例外。其间固然有“老板”笃信他忠诚的因素；再就是“公道”为主，“婆心”辅之的原则他能坚守不渝。
毛人凤做“好人”有个比喻，破屋子里点灯——里外亮，既让得到好处的人知道，又从不向“老板”隐瞒。比如叶翔之、谈荣章与杨小姐的情海风波，他就事后向戴笠作了如实的汇报；再如慰问因筹办“四一”纪念大会不力、而被打伤的本部职员，戴笠也是知道的。为此，有个把明眼人，甚至怀疑戴毛之间是否暗中有约定，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行“霸道”，一个行“王道”，玩的是一硬一软、刚柔相济的把戏。不管这种猜测如何，毛人凤尽量不让戴笠怀疑他的忠诚，以示明人不做暗事的方式确实是十分机巧的。
另外，毛的头脑十分清醒，在展露“菩萨心肠”的时候，能够摆正主从关系，力所能及，从不逾矩。比如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于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于是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门来，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襄助。【wＷw。wＲsＨu。cＯm】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老板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风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那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老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宋三小姐（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临走前，他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甭提有多高兴。谁知，许忠五居心不善，当晚便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
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后来，戴笠随着蒋介石的重新上台而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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