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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7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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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谖鞣揭病！�
诸人面面相觑。
就事论事，不管与韩琦有什么过节，对的就要支持，错的也要反对。又道：“朝廷不仅要同意，并且回批，自筚篥城至古渭州中间仍然存在许多空隙，仅是一筚篥城仍不足以自保。让韩琦仔细斟酌。”
韩琦接到回奏后，心中不是滋味，咱说的没有道理吗，何必让郑朗来宽恕？
至此，韩琦终于有些心灰意冷。
但朝廷旨意要听从的，看了看，于是在甘谷的西方寻到一处所在，擦珠谷，于是上书说道，可以于擦珠谷筑一大堡，乞废纳迷、丹山、菜园、白石、了钟后方五堡，使戍兵驻于新堡。
这个堡就是后来的通渭堡，后又改成通渭寨。
两城堡位置皆重要无比，郑朗看到韩琦奏折后，深深叹息。
做为首相，韩琦做得一塌糊涂，但对军事，韩琦绝对不是一个外行汉，只可惜他的强横性格让人望而生畏，否则推荐一下，返回西府，乃是独一无二的人选。
通渭堡还没有动手修，先修的乃是甘谷城。
包括赵顼在内，都没有太在意，想的只是增加堡寨后，必增驻兵，越往西去运粮成本越高，一年会用多少钱帛。但未想到西夏会反扑。一是西夏现在情况不大好，百姓困窘，二是李谅祚新丧，孤儿寡母，梁氏又是一个汉人，做为汉人，应当与宋朝亲近吧。
但想错了，这个梁氏可是一个很疯狂的汉人！
韩琦也想错了，西府不是为难他，而是富弼对军事不懂，相反的，对民政倒是十分了解，因此身为西府长官，却在考虑国家财政。
真正对他动手的非是郑朗，也不是王安石与司马光，更不是富弼。
而是另外一个人。
赵顼的问话，让文彦博坐食难安。
参知政事这一位置很微妙，容易上也容易下。郑朗默默暗示了一些东西，未明说。而且又疑心唐介背后在皇帝面前说了自己坏话。思来反去，无奈了，只好向郑朗与赵顼献投名状。
富弼离开后，他接手西府，乃是知道这个兵是如何冗的。
韩琦抢过去西府大量权利，文彦博嗅觉到韩琦这样做，必有秋后算账之时，暗中协助了韩琦，但一直没有公开表态，对种种内幕比较清楚的。因此，在困窘之时，上书奏，建议朝廷大肆裁减兵士，否则财政仍不能转为良好。并且隐隐地将韩琦过去几年内嚣张跋扈写了出来。再度冗兵与我无关，乃是东府将西府职权抢过去。
消息很快传到陕西。
韩琦本来心中不畅快，闻听后，一怒之下，差一点与郑朗一样，来一个一夜白头。
第八百三十三章 数据化
文彦博主要讲裁兵，不是专门针对韩琦的。
但讲到裁兵与冗兵，就必会牵涉到韩琦。
郑朗喜欢用数据说话，这个风气也传染了大多数官员，如今朝堂言事越来越“数据化”。
文彦博这份奏折十分数据化。
先讲禁兵，太祖时先是十五万，然后膨胀到十九万，太宗时是三十五万，拿下整个宋朝天下，也就是从十五万到三十五万这些禁兵夺了整个天下。当然，现在若是将禁军缩成三十几万那是不可能的。
后来面对契丹的压力，军队膨胀到六十万，但那是包括厢军才有的数字。到宋真宗时，禁军膨胀到四十三万，澶渊之战不管谁胜谁败，但用的就是这点禁军。澶渊之盟开始，许多人算账，认为一年只给几十万给契丹，十分值得，澶渊之战前前后后用掉军费达到七千万。但没有算另外一件事，自澶渊之盟后，因为畏惧契丹，不得不于河北河东驻扎几十万军队，这一年得花多少钱帛？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冷兵器时代，中国的威胁主要还是来自北方。若宋朝决策正确，没有郑朗，西夏也有七成机会拿下。拿下西夏，更西方的回鹘威胁不大。驻军会很少。史上宋朝在童贯指挥下，夺下整个青海，甚至将疆域一度延伸到回鹘，所驻北力一直很少。但就是占下幽云十六州，北方威胁还是不能平息，一波接着一波。比如郑朗若是率领宋军击败契丹，夺下幽云十六州，女真人与蒙古人又兴起了。
想解决北方危机，只有一个办法，发展热武器，否则那一片土地上永远在源源不断地诞生着人类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种。
不过文彦博也未必知道。
之所以这样说，主要还是针对裁兵而去。
国家花钱买安，为什么没有买到安，军费仍然在膨胀？
说士大夫用钱用得多，有没有军费多？
但很多方面他也未想清楚，因此立即说到仁宗时代，一度使禁军膨胀到八十多万。这可是一个十分吓人的数字，养一个禁军就是和平年代，平均起来得七十多缗钱。若是战争年代，各种消耗根本无法计算，摊到每一个禁军身上，能达到一百缗钱。还有许多厢军，乡兵，土兵，弓箭手与壮丁，现在又出来一个保丁。
战争过后，裁了十几年，终于裁成六十五万人。
仁宗末年稍稍膨胀，如今又变成七十四万人。英宗想裁兵，仍韩琦却不听。
这个禁军数量还有许多内幕的，史上不断裁兵，到了赵曙手中接近七十万人。赵曙将濮仪之争定落下来后，又裁了一部分，一度达到六十五万。正是因为这一条，史书将他评价成中成之君。与司马光写通志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是苏东坡的诗词歌赋，是人类文化史上宝贵财产，但与当时的民生并没有多大直接关系。
然而因为郑朗，赵曙登其时间晚了半年，随后一直在吵，根本就未平息过，因此赵曙变成眼下宋朝史上最昏暗的君王。当然，也没有心情去裁兵。不裁，禁军就会习惯性的膨胀。来源有三，第一年老的禁兵到了六十后没有人劝退，继续在混日子，第二禁军选拨得松，军纪也变得松弛，一些禁军塞了一些贫困子弟亲属进去，这个也没有关系，主要这些子弟皆不合格，有的羸弱，有的有这样那样的身体缺陷。另一边郑朗发起的三年大比制度在继续，又在不停的充塞新兵源进去。第三就是吃空饷，若不整治，就是从治平年间开始的，随后党争，到宋徽宗政治完全败坏，吃空饷现象越来越严重。一度使得金人南侵时，京城二十几万禁军吃空饷吃成三万人。宋朝不管六十万或八十万禁军，大量禁军并不在京城，多是轮流到边境。吃空饷严重的兵营自然没有多少将领带走，悲剧发生了。京城有军队，不少，迎战吧。结果非是，仅是三万人，一战即败。现在已经严重了。
原因文彦博并未找到，与韩琦也没有多大直接的关系，至少在禁军这一块上韩琦也不想增加。
增加的不是禁军，而是下面军种。
因为有其他用费更省的军种代替，韩琦想裁，但被郑朗害苦了。郑朗做法一直很人道的，包括裁兵，以前裁掉的那些兵士，为了妥善安排他们，一度前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只不过在庆历末与皇祐裁的数量稍大一点。每一个禁军退伍费用皆是不菲。但这个就给韩琦带来难题，退没有钱帛安排，安排不起，不如不退。
其实说来说去，一个濮仪将韩琦后腿拖住了。
两个历史拿出来对比，就能分析出真正原因所在。关健谁能知道这两个历史，知道的仅是现在发生的历史，因此文彦博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先帝言裁，琦不准。
先皇还是好的，可惜哪，奸臣当道，因此国家苦逼了。
这是韩琦第一条罪状，不咸不淡。接下来就是韩琦真正的罪状。
厢兵！
太祖时只有十五万人，后来也是十八万人。太宗时发展到三十八万人。真宗时达到四十八万人。仁宗于庆历战争时，一度变成五十多万人。仅此两项就使得仁宗时兵力达到一百三十多万人，若包括蕃兵在内，几乎有一百四十万人。于是庆历初打了三四年战争后，国家财政恶化，那时候皆没有想到欠负可用，于是拼命地剥削百姓，烽烟四起，到处起义。后来郑朗一直在裁，一度裁到不足三十五万人。然而因为西夏再度起兵，韩琦既不战，仅是防御，却不断地增加河北与陕西驻军，禁军不敢增加，于是增加厢兵，达到五十多万。
其实也不对的，不能完全怪韩琦。
陕西本来有三白渠，以前一度自给自足。偏偏韩琦运气不好，财政亏空后将仓粮尽数挪用。
若风调雨顺，西北又没有战争，又能平安度过去。
关健西北有了边事，不得不增加驻军，而陕西这几年辰光一直不好，旱涝不停，百姓自保都为难了，再加上十几万百姓抽成义勇，更耽搁了农事。百姓都缺少粮食，况且兵士。
现在差役皆是要钱的，只能增加厢兵来解决运输危机。
前后原因文彦博未去分析，只知道在韩琦手中不但增加了近十万禁军，又增加了近二十万厢兵。
必裁，但一裁仅是一个安屯费用会达到多少？
若按照郑朗那种裁，一个兵士平均下来，能达到二三百缗。几十万兵士裁下去，国家等着乱吧。
再者就是乡兵，这一块比较乱的，有乡兵，有蕃兵，有义勇，有弓箭手，有壮丁，有南方的所谓土兵，费用最大实效也最大的乃是乡兵，特别是驻边与养马的乡兵，又叫保捷军，饲养战马向西北转移，战马成活率大，也能保证军队有大量良马使用，但费用不低，必须要许多蕃兵与乡兵饲养。但这一块钱帛是省下来的。放在中原饲养，贪污受贿，无形造成饲养成本高，西北也有贪污受贿现象，然而马匹成活率不同，加上这一条，实际成本在下降，并且能使军队有一些好的战马用于作战。比如种谔，史上晋祠谷战役只奸灭了几百名西夏人，此次却扩大了几千人，正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强大的骑兵，使战斗力更强，速度更快。
这一块必须包括南方的土兵，现在让郑朗改了名字，民兵。
仁宗同意，毕竟土兵多少有些卑视之意，从荆湖南路到两广，有四万多民兵，但文彦博未提，因为这三路在发展，经济蒸蒸日上，如今三路两百万户有余，仅是四万几千民兵与五十几营禁兵，压力并不是很大。若想两广变得象江淮那样，那是不可能的。就算没有大理与交趾之危，当地若没有驻军，蛮人也会乱的。
而这其中，厢兵又在减少，民兵也有用度，但与厢兵相比，用度少了很多。禁军因为开发，又有屯田之利。实际前后用度相比，两相几乎持平。但得到的却是若大南方越来越好的经济支持。
因此仅提北方。
仁宗最多的时候，河北强壮二十九万人，义勇十九万人，河东强壮十四万四千人，义勇七万七千人。主要是因为契丹想勒索，威胁宋朝导致的结果。陕西保捷最高时八万八千人。
战事停息后，随着裁去，仅保留其中的一部分。
也养不起，就是不养，八十万乡兵耽搁的农事，让人无可想像。
到了英宗时，再度膨胀，陕西保捷十三万人，十万蕃兵，河北义勇十五万人，河东八万人。其中还不包括刚刚被郑朗裁去的十六万义勇。造成什么结果，看看去年的财务报表就知道了。
为了津补北方粮食，花了多少钱从南方运来。甚至一度从岭南调粮过来。也许这些义勇直接用费很少，然而因训练与调动，使得农业不前，一个是粮食自给自足，一个是从南方调粮，前后浪费会有多严重？
况且还有五十多万保丁。
本来保丁政策是不错的，地方上有保丁，能提拨出一些强悍的禁军补充，能协助地方政府防盗捉盗，对于保丁本身来说，仅是农闲时进行冬训，免其税，还有一些补贴。乃是互惠互利之举。但到治平之时，保丁也被破坏。大户人家进入避税，同时官府又动用保丁来做差役，结果一些不该免税的大户逃税，真正需要救济的五等以下户因为劳役又耽搁生产。
军队不但要裁，而且要重新整顿了，否则国家经济紧张不说，百姓也苦之。
与我无关。
治平时西府之权全部让东府侵袭。
书上后，赵顼看了看文彦博一眼，然后又看着郑朗。
其实郑朗以前也说过，说得比文彦博更透彻。也评论得更客观，不是韩琦想这样，是整个吏政败坏造成的结果。韩琦在专权，地方官员不服，许多人不听其调动，大家各干各的，真不行，让俺们退吧。俺们不想当这个官了，省得遗臭千古。韩琦看似大权独掌，实际还没有郑朗眼下二号首相政令管用。
当然，郑朗若不各方面牵就谦让退让，真来一个均贫富，那么还不如韩琦，甚至马上就下台。
韩琦肯定不想有这个结果，但这个结果却产生了。
实际还没有黑下脸，多少想保留最后一份君子的颜面，若象蔡京那样，俺们就是小人，一抹黑到底，又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情况。
正是因为心底一份良心，不想苛民，不上不下的，就象马英九那样，想两面讨好，最后两面都未讨好，统派不服，独派不满。很客观的评价。
郑朗说过后，才说第二次改革。
不过文彦博提出来，不管他是什么用心，皆是一件好事。
史上赵顼肯定不懂，现在赵顼天天听郑朗讲，还有他用王旦的事说文彦博后，郑朗又进讲，陛下，你那样说不对。王旦非是不进谏，关系那时真宗执政已经堕落，寇准闹都没有成功，况且性格柔弱的王旦。强谏，面对一个不会听的真宗，还有丁谓王钦若等权臣，王旦必会失败，离开朝堂。若王旦离开朝堂，国家政治会更坏。正是因为王旦在朝堂平衡着，真宗晚年虽亲近神仙，国家仍没有出现大麻烦。
郑朗说得急，说漏了嘴。说了一句，陛下，若换臣在那时，肯定会在失望之下，努力进劝不听后，离开朝堂归隐。仅凭此条，王旦胜过臣远矣。
前面说完，后面赵顼盯着郑朗。
高滔滔在屏风后呛得咳嗽。
郑朗讪讪道，陛下，莫要想左，先帝也想有做为，只是身体不好，影响了执政能力，那时臣丁忧在身，无奈也。
赵顼不会相信。
但郑朗教赵顼就是这些道理，每次侍讲，他从来不讲经义，讲经义的大臣太多了，不需要他来讲，而是讲这些治国用人看人的道理。
比如改革，是改革，非是革命。
革命是颠覆性的，武则天用了革命二字，杀了几万几十万人，还不叫革命，至少称为不彻底的革命。改革不同，性质比较温和，必须要团结大多数人，特别是权贵。
文彦博提出来，第二波改革就能让文彦博参与，虽对文彦博赵顼也不满，但不能因为自己喜恨用人。文彦博影响力非同小可，若有他参与，第二波改革难度会减轻许多。
听文彦博讲完后，赵顼夸了一句：“文公，所言乃是良言啊。朕回想了一下，去年直接间接用于军费的开支达到九千余万之巨。不整治是不行了。”
没有提韩琦之错。
但是上有所喜，下有所投。
接下来赵顼接到许多弹劾书奏。
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韩琦当初的种种做法，确实让许多人心中不满。韩琦贬出朝堂，不满的情绪减轻了。一度郑朗发起改制，居然许多心思不纯的官员想到韩琦好处。
但还有原因，韩琦总掌陕西五路安抚经略使，也就是执掌了陕西五路所有军政财大权。陕西开发成熟，某些方面形成自我供给循环，这不是最可怕的，可怕有乃是军队。
各种军队达到五十万人，若不是郑朗将十六万义勇裁去，军队数量能达到六十多万人。
是文臣，文臣也不行。
想一想郑朗在两广的下场，两广离京城有多遥远，军队又有多少人？正是因为执掌了所有军政财大权，言臣不停地叽叽喳喳。最后逼得赵顼不得不让步，让郑朗领荆湖南路一路军政财大权，对北路的军政财权只有兼管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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