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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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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好生活的憧憬。1993年底，Lucy还有两个学期就可以毕业了。他俩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圣诞节到加州去结婚。小曹的姑妈在那儿，姑妈待小曹如儿子一般。他们一个月前就订好了去加州的机票，由姑妈代替小曹的父母张罗婚礼，她还包下了一半的结婚费用。姑妈把一切都准备得妥妥帖帖，只等着他们抵达加州了。
就在动身前的一个晚上，小曹突然叫了起来：“Lucy，我头晕，一个耳朵听不见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Lucy的全身，这种感觉是以前从来也没有过的。
为了保证能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婚礼，他们急急忙忙连夜赶到医院，想查看个究竟。不幸的是，穷人生病被抬进急诊室，要等五六个小时才能就医。Lucy眼看小曹快撑不住了，连哭带哀求地请护士让他们先到医生的诊断室。当Lucy从医生手中接过小曹的化验报告，诊断结果是血癌晚期！小曹的白血球是正常人的三倍。
那份诊断报告给Lucy当头一棒，令她说不出话来，胸口堵得快闷死过去了。要不要告诉小曹？她犹豫着。医生似乎看出了她的疑虑，劝她不必隐瞒，病人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敏感的小曹从Lucy的脸上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得知真相后，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歇斯底里地吼叫着：“不可能，不可能！他们搞错了，他们的仪器出了问题。”无助的他，被判死刑般地扣留在了
医院里。他们来时是两个人，回的时候，就只Lucy孤孤单单一个人了。她整个人就像被掏空般，飘飘然的，无着无落的，没了魂似的，回到了曾经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家。
这熟悉的家，带给她温暖的家，没有了他，那还会是往常那个温馨的家吗？Lucy抚摸着小曹挂在椅子背上的夹克衫，看着房门口他随意摆放的Nike鞋，想着他以后可能都用不到这些了，心一酸，眼泪就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Lucy肝肠寸断，绝望地流了整整一夜的泪，直到天明。她哭他的不幸，也哭老天爷对她的不公，她固执地任由眼泪在那一晚，彻彻底底地流了个干净，下决心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在小曹面前流泪。
擦干眼泪的第一件事儿，Lucy就利落地打了几个电话，将不幸的消息通知餐馆老板还有好朋友们，她委托思进全权处理学校的事宜。接下来在小曹最早的室友的陪伴下，他们去了公立医院，办理小曹转院的手续，他被转到了专治血癌的私人医院，条件相当好，有自己的医科大学。
再见到小曹的时候，他躺在一张高而洁白的铁床上，并没有Lucy想得那样脆弱，除了脸色比较苍白以外，没有什么特殊的病象。小曹的医生对他们如实说了血液病的发展过程。到了晚期阶段，必须常常输血，化疗期间，可能出现一系列的感染症状，必要的时候还要做换骨髓手术。
当得知小曹没有
医疗保险，他的主治医生立刻关起房门，教他们如何申请政府的医疗保险，那样所有的医疗费用便可以全免。他们打工的餐馆、朋友们以及朋友的朋友兴起了一场募捐活动。大家的帮助使Lucy不再感到孤单，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流露，温暖着她。在思进的帮助下，Lucy顺利地得到学校批准，停修了一个学期的课。她天天陪在小曹身边，照顾他的一切。开始的一个月，小曹的情绪还算稳定。后来，就时好时坏的，那都是药物的作用。Lucy总是说一些安慰他的话，那种骗人的谎话说多了，连她自己都觉得可恶。
送进医院的第五个月，小曹的病情不稳定了，医生决定做换骨髓手术，这是最后的希望，也是最险的一招。经过严格的血型比对，比小曹年轻十岁的小弟弟，刚满十九岁的曹鹰被获准来了美国。曹鹰的第一次签证被拒绝了。第二次，在万般无奈下，Lucy请求社会工作者打电话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当地时间的凌晨四点，经由值班人员接通领事家里的电话。听完社会工作者说明原由后，领事当机立断，通知办事员立刻让曹鹰去签证。就这样，曹鹰以最快的速度飞到了他哥哥的身边。
小曹的朋友们也常来看他，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马上可以申请美国绿卡了。他们的本意为的是激发他与病魔搏斗的决心，有了绿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这个好消息对于小曹来说就不怎么好了，至少Lucy是这样认为的。她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但却没有告诉他。
他的病情开始恶化了，身体各个部位都鼓起了一个个的瘤，药物反应也加强了。换了骨髓后，尽管被隔离在无菌室，他手臂上的皮肤还是出现了感染，必须每天换药，这些事儿Lucy都请求亲自做。她看着他的皮肤颜色，由浅而深，到了后来都变成黑色了。每天揭开他手臂上的沙布换药，就等于撕去他一层皮。Lucy心痛地躲在病房外偷偷地哭，不想让他活受罪了，死对于他是一种肉体上的解脱。可是，小曹顽强地想活得久一点，不为自己，而是为了Lucy。他想让Lucy跟着他一起拿绿卡，为她做最后一件事儿。他俩心里都明白，他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到了这个份儿上，死是容易的，而活着就太难，太折磨人了。
小曹坚强地撑了九个月，最终还是丢下他心爱的人，带着遗憾去了！
Lucy陪伴着小曹，走完了一段最艰难的人生路。
九个月后，Lucy又回到了学校。她人略显消瘦，眼睛变得暗淡了，以往的活泼劲儿，消失地无影无踪了，唯一没变的是那股子韧劲儿。她搬了家，又开始了全工全读的生活。她用忙忙碌碌来替代胡思乱想。由于在医院里整天说英语，她的口语大有长进。只是从此再也没有交过中国男朋友。大家都知道她的事儿，大家都很同情她，但就是不愿意和她做那种朋友了。而老美犹太人David，每天中午都到她的餐馆，每天都坐在她招呼的桌面儿上，带给她朋友般的关怀。David也认识小曹，也知道他们的故事。David对Lucy由钦佩到仰慕；从请她喝咖啡到吃午饭，再到吃晚餐。渐渐地，他们相爱了。
1995年6月，她终于毕业了，比思进晚了一年。毕业后，她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得体的穿着和自信，很顺利地找到了专业工作。从1995年底开始，Lucy和David搬到了一处。在和David相处期间，Lucy压根儿就没有感到David是个美国人，他的很多价值观念和中国人非常接近，像是一个讲英语的上海人。比如，他买东西喜欢货比三家，就像小曹。这是Lucy潜意识里对他们作的比较。David的家庭观念很重，时常领着Lucy去看望父母。David的父母待Lucy也很好。他们还“偷偷地”告诉Lucy，过去David曾有过好些白人女友，后来都因为她们“不懂”怎样过日子而告吹。David的父母特别喜欢Lucy，由此，也认定中国女孩儿会持家，会“过日子”，在亲戚朋友那儿到处现宝似地吹。
但是，这些年来美国人越来越怕结婚，相爱的人同居就行了，何必要那一纸婚约呢？在
离婚率越来越高的今天，有时同居比结婚反而时间还长久，更经得起爱的考验。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少，好莱坞著名电影明星Goldie Hawn和她老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同居至今二十几年，都添了孙子辈，也没有感情出轨。相反，倒常常听到结了婚的双双对对，很快又离了。David就是持这种观念的人。
可是，Lucy想结婚。在这点上，她不想妥协。婚姻是对相爱双方的一种感情承诺，逃避婚姻就是对这段感情没有把握，难道说David还在三心二意吗？Lucy觉得不能被动等待，她要主动出击。怎么主动呢？Lucy还没有绿卡，由她首先提出这个问题，David就很自然会怀疑她对他的爱，会怀疑Lucy和他在一起是冲着身份。这是美国人最犯忌的。他们叫作“Take advantage of me”。为了能让David向她求婚，Lucy绞尽了脑汁，使出了浑身解数。直到1996年底，David还是没有反应。1997年初，Lucy使出了最后一招，激将法。
那时我和思进已经搬到了多伦多。一天，接到Lucy来的电话，说她要到多伦多玩儿几天，想来我们家住。那时，我们刚搬家，住进了豪华公寓，有条件好好儿地接待她，当然欢迎。可反过来一想，又很纳闷儿，为何她要来多伦多，而且是一个人来？等Lucy在我们家住定了之后，才知道，此次她到多伦多的目的，就是要“刺激”David，激他立刻和她结婚。
在多伦多的几天，她每天和David通电话，时不时地“放风”说她很喜欢加拿大，喜欢多伦多平静的生活，准备移民过来。
David急了，对她说：“美国也很好呀，如果不喜欢纽约的紧张生活，我们可以搬到其他州去。”
Lucy说：“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再找吗？很麻烦的。”
那几天，她的激将法好像并没有显灵。David没有向她求婚。她还真的仔细询问了办理加拿大身份的细节，做好了移民的准备。
眼看Lucy就要回纽约了。临行前思进对她说：“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是David还是不和你结婚，就来多伦多，我们还可以做个邻居呢！”
谁知，到了纽约，下了飞机，David和他的父亲早就在机场等候着她了。David手上捧了一大束红玫瑰，看到Lucy时，三步并作两步迎了上去，向她奉上鲜花，同时单腿下跪，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后，说道：“Will you marry me？”
Lucy看着盒子里的戒指，一阵惊喜！David是在向她求婚呢！她的激将法成功了。她百感交集，思绪万千，盼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了，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了！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Yes，Yes！”
此情此景，如果小曹地下有知，也会为Lucy感到欣慰的。
Lucy和David搬离了繁华的纽约，他们现在住在维州，靠近首都华盛顿特区。他们婚后生了个儿子，非常聪明可爱，像Lucy，也像David。一家人快快乐乐地过着平平静静的生活。
这就是Lucy刘的爱情故事，你们喜欢这个大团圆结局吗？我喜欢！那么，你呢？
与毒贩共舞／思进／
到1993年底，我实际上只剩下一门课了。如果毕业，就马上要找正式工作，即Professional Job。但找正式工作需要用许多钱，大约要五千美元，其中包括面谈时穿的西装至少要两套，每套在五百美元以上的，还需要到电脑职业学校修几门新的技术课，每门课又都是要花一千美元左右。
我最后一个学期还申请到了“Graduate Assistantship from Research Foundation of CUNY”（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基金）的资助，但为了多挣一些钱，我还是在1993年的暑假期间，在一家名为“川霸王”的餐馆里打了三个月的短工——撒单。不管日晒雨淋，每天把餐馆的菜单挨家挨户地猫着腰从门缝里塞进去。三个月后回到学校，一些不明原因的台湾同学问我度假去了哪里，皮肤都晒成了古铜色，这是有钱人出外度假的象征。我开玩笑地告诉他们，我每天挨着门缝给人“塞钱”哪。那猫着的腰要有好一阵子才能直起来啊！
到了年底，我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那是一家福州人开的外卖餐店，叫“郑家源”。按说送外卖这活儿一般也轮不到我们这些学生。因为从
福建偷渡过来的福州人在纽约有十几万，一般像送外卖这种不用英语、收入也不错的工都是他们的。
巧的是，我住的地方是贩毒区，送外卖的一会儿遭抢，一会儿被打，没人敢干。
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否则我也是不敢的。“郑家源”就在我家隔壁，我常去买个酸辣汤什么的，跟郑老板认识。
有一天，他问我要不要送外卖，每周三个晚上，一小时可以挣十元以上。我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正缺钱呢！
我们住的地方是贩毒区，这是我们搬来的一个月后才得知的。那时我们正为房租便宜，家具齐全，而且又离学校近而得意呢！哪儿知道是个贩毒区。
我们家周围的电线上常常吊着一只只新鞋，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有货”的标志。
附近的南美人非常多，还时常听到枪声。不过听人说，这用不着怕，你不惹他们，他们也不惹你，所谓井水不犯河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嘛！
再说，我们常在外打工，在学校读书，在家的时间很短，这样，倒也平平安安地在这个贩毒区住了几年。
但是送外卖就不一样了。以前那些送外卖的常常被打，多半是因为送外卖的不懂英语，那些贩毒者是很敏感的。如果他们向你打招呼，同你聊天，而你不理他们，他们就会以为你瞧不起他们，他们当然就要找你的岔儿了！
我在“郑家源”送了九个多月外卖，非但没有挨打，而且还认识了一些毒贩子，并且和他们称兄道弟，结果我的小费是最多的，平均一小时可以挣十五美元，一个月一千多块，解决了我的大问题。这都是因为我的英语水平在送外卖的人当中算是好的缘故。
纽约送外卖是用自行车。我从九岁开始学骑车，在国内骑了二十多年，没想到在美国可以靠它赚钱！一般的外卖是七元以上一单。小费一般是一块钱或百分之十一单。
如果骑车技术不好，一次只能送一单的话，一小时平均三次，四到六块小费，加两块底薪，也就七八块一小时。我骑车的水平当然不用说了，双手脱把都行，一次可以顺路送多达三个单子。一小时三次的话，可以平均到达七单，七到十块小费。
毒贩子的出手特别大方，有时七块钱的单子，他会给我五块小费。小气的客人也有。曾遇到一个印度人，九块九毛九的单子，给一块钱，还说：“Keep the change！”（请留下找头！作为小费的意思。）于是我拿出一个五分，对他也反说一句：“Keep the change！”（请留下找头！）我是在损他。
除了毒贩子，黑人的出手也很大方。只要他有钱，常常是七块一单，给三块小费。而白人和东方人一般按常规给，不多不少。
那九个多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找专业工作，周五至周日的晚上六点到十二点送外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角色：面谈时穿着Hugo Boss的高级西装，送外卖时穿牛仔服，NIKE鞋，真有意思！
“生活是一出戏，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我是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
记得有一次用小费跟老板换了整钱，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少了一张二十美元的，我心疼得厉害！这可是送十几单才能挣到的钱啊！
我很不甘心就这样掉二十美元，便一路回去找，找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
等我快到家时，远远看见小玲在门口等我，她很是焦急，还以为我在外面出事了呢！
这就是我在纽约的“上流生活”！
自由女神就在不远处，但我总看不见她。每当我想象着海湾里的自由女神在远处隐约地高举着灯塔，我就想，美国真是个自由王国吗？
我不知道她是否保佑着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但我知道我每天这样没命地干，全是在为自由、为自由女神而干，为自由女神而战！
我爱纽约曼哈顿／小玲／
我爱纽约，更爱纽约的曼哈顿。
曼哈顿的大街是直直的，楼群是高耸入云的，人流是熙熙攘攘的，马路上是嘈杂的，街灯和树干是数也数不过来的，计程车是横冲直撞的，纽约的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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