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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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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含义。
Jennifer是家中老大，底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时还都在读大学。大弟弟读的是医学院，小弟弟念的是商学院，妹妹学的是金融，只有她没有进过大学门槛。Jennifer十四岁跟着妈妈从台湾南部来到美国打天下，是地地道道的台湾人。她中学一毕业就泡在了餐馆里。她对餐馆的一套管理、经营经验全是在十年的摸爬滚打中掌握的。我的全部餐馆打工经验都是她传授给我的。她教我如何包外买，如何准确叫菜。她说，这叫菜也是有点小学问的，叫多了卖不掉是浪费，叫少了就会很快卖完，造成供应的断档。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服务的好坏和利润。
Jennifer平时说话语态柔软，空闲时也会旁若无人似的对着她的阿强撒撒娇，老公老公叫个不停；一旦生意开张，她却犹如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语气镇定自若，跑前跑后不慌不忙。
临近圣诞节，柜台前的顾客比往日多了几乎一倍，这让Jennifer很高兴。一天，正当顾客们有秩序地等候叫Order时，一个肥肥胖胖的非裔中年妇女走近柜面，对Jennifer和思进嚷嚷着说：“这甜酸肉里有一根头发，太恶心了，你们看怎么办？”前面几个顾客听到后都探头探脑的，队伍显然开始有点乱。这在美国是了不得的大事，食物里掺有头发或其他东西，生意损失点儿倒还在其次，官司一打起来没完没了，什么精神受损费，律师费等等可以让Jennifer的店马上关门。只见Jennifer从容不迫地接过那盘已经吃得差不多的甜酸肉，捡出那根头发仔细端详起来，然后不紧不慢地对那个女人说：“这根头发不可能是我们店里任何一名员工的，它颜色暗红并且卷曲，你看看我们会有这样的头发吗？”这个非裔妇女眼瞅着我们这一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没趣儿地离开了。
Jennifer折回到厨房间后就气愤地骂开了：“这个不要脸的死黑鬼，骗吃骗到我头上来了，明明是她自己的头发，还想赖我们，差点毁了我的生意，不得好死。”她骂完了，气也出完了，又回到柜台前笑脸相迎地继续接Order。大概这类事情不会是她第一次碰到，而我当时还真替她捏着一把汗呢。
我和思进在Jennifer的店里每天做四个小时，下午三点以后就没事了。思进回学校上课，Jennifer就常常驾车带我各处转悠。我们去的大多是Shopping Mall里的服装部。她总是秋风扫落叶般从衣架上横扫一遍，细胳膊细腿、瘦瘦小小的人，夹着一大堆也不管合不合适的衣裤，直冲试衣间。然后她像刚打了胜仗似的清理着战利品，慢悠悠地对着镜子和我，一款一款地轮番试起新衣来。但我很少看她带着她的战利品回家。
显然她是这里的常客，每次看她和熟识的Sales Girl叽里呱啦、东拉西扯地说英语，我就羡慕得什么似的。她当然感觉到了我的目光，颇得意地告诉我，她的英语全是餐馆里的客人教她的，包括骂人的“三字经”。这时的我就特别沮丧，发狠心一定要学会英语。
我们的腿逛酸了，人也感到累了，Jennifer总是不忘请我喝饮料。鲜榨草莓汁是Jennifer的最爱。她总是选大杯，再向店家要个小杯子，倒满以后递给我，价格比直接要二杯小的来得便宜。
在后来，当我们决定去纽约时，Jennifer郑重宣布请我和思进外加店里的另一位女孩吃越南面，为我们饯行。这让我和思进特别感动。那天她开车带我们去了离我们住处挺远的一个Shopping Mall，越南面馆就开在里边。
我们选了个四人的火车头座。坐定后，Jennifer向我们介绍说，这是克利夫兰最好的一家越南面馆，牛肉面是顶级的。可惜，我是从不吃牛肉的，害得思进也没有办法品尝。Jennifer叫了一碗牛肉面和一碗鸡丝面，都是特大号的。我和思进分食那碗鸡丝面，Jennifer和那个女孩分食那碗牛肉面。这里的越南面确实可口，充满了异国风味，而这样的请客方式更是以前在上海从未遇见过的。但入乡随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学会了美国人的AA制，也懂得了请客送礼不在乎礼物的本身，而在于那份心意。这比起中国人爱面子、大手大脚的送礼方式来，我更欣赏这种随意性的、不图回报的西方式礼仪。
两年后，当Jennifer和阿强正式结婚生第一个女孩儿的时候，我又回了一次克利夫兰。克利夫兰已是物事人非，我俩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搬离了那座城市，去别处发展。Jennifer怀里抱着个漂亮的Baby，肚子里又怀上了一个，倚在新买的宅门前等我。她那张变得柔和的脸庞上，笑容里充满了为人妻、做人母的甜蜜。
吃／小玲／
留学生们的吃也是丰富多彩、形色各异的，并且都带有一些家乡的特色。我与我们的邻居程博士和小邓是在厨房里建立起友谊的。思进不善炊煮，我便常常与他们在炉台上不期而遇。
自从我进了餐馆打工，思进和我的午饭都在那儿吃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一顿晚饭。为了替我们节省钱，Jennifer隔三差五地让我从餐馆里带回一些肉骨头、白菜心。她说白菜皮用来炒青椒牛肉，菜心放着到最后也是扔了。于是我就将它们拿来“废物利用”：白菜帮子用盐加个小红辣椒腌一会儿，临吃前撒点油，一盘儿辣白菜就做好了。肉骨头用汤锅放满水烧开，然后出水、去沫、放盐，慢火熬成乳白色的汤，最后再放粉丝白菜叶。这一锅热腾腾的汤能让思进食欲大增，他是喝清水冬瓜汤长大的，汤是每餐的必需。小邓就常常夸我“巧妇能为无米之炊”，我和小邓就常常在厨房里，互相夸奖着做出一桌一桌的美味佳肴来。
小邓是一个动手能力相当强的人。他能将汽车引擎的一个线圈拆了，然后再自己重新绕一个放进去，车居然还发动得挺好。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不然我都不敢轻易相信。因为印象中的读书人是不会对这些感兴趣的，并且他不惜花三百六十多块钱在Home Depot买了一套工具，朋友中只有他是例外。小邓的烹饪技术在留学生中也是“一流”的。他和程博士同样做一锅饭菜，但结果却不一样。小邓有一个装各种调味品的盒子，里边油盐酱醋甜的辣的特别齐全。他的拿手好菜是将土豆、茄子、番茄、粉丝、豆角，统统切成块儿放入锅里。因为超市里不出售带有肥油的肉，他就把特意从中国店里买来的肉放在最上面，让肥油可以慢慢地渗到最下面的蔬菜里面，大火烧好，小火慢炖，也就半个小时，他的所谓东北乱炖就做好了。为了证明这个菜的美味，小邓总是让思进尝鲜。思进是个有名的“肉菩萨”（上海话，意指爱吃肉的人），声称这每一筷子里都有着不同的惊喜，赞美那是各种蔬菜和猪肉汤汁融合成一体的佳肴。我因为不吃肉，也从未品尝过。而程博士则是将洗净的鸡和米同时放入锅，加满水烧开后放些盐，等鸡熟米开花，他的美味也做好了，过程大约也是半个小时。令我惊叹不已的是将近半年，他从未做过别的菜饭。假如临近小考和大考，他则躲进他的“小楼”，这时，我就代他看管炉子上那些吃的。每次问他考得怎么样，他都叹息没有考好，而结果却总是全班最好的。我思忖着，这程博士比思进和小邓都年长，还下过乡种过地，从工农兵大学生一直到留学读博士，若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又何以有今天的成就。后来，他讲了一个脚印的故事使我受益终身。
话说有个老和尚，让他的徒弟去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留下自己的脚印。有一天，小和尚在外面走了一圈回来说，这大好的天，我穿着草鞋，哪里会有脚印？老和尚说，那你就等天下雨再去。这小和尚在一个大雨如注的日子从外面回来说，雨水这样大怎么会留住我的脚印？老和尚没办法，带着他的徒弟到外面，走上了一条泥泞的小路。这时，小和尚立刻顿悟了！
这个故事和孟子的话不谋而和。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形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和思进确实走上了一条留学和求职路上的泥泞小道，遥远路途，每当回头时，总看见自己的许多脚印。路上的脚印越多，我们的心里便越欣喜。回首往事，我庆幸我们的人生路上曾与这样一位良师益友为邻。
电话费／小玲／
转眼间，克利夫兰进入了深冬时节。天气阴沉沉的，一连几天都不见太阳。我的情绪也低落得随着这天气由晴转阴。一个多星期没有收到上海的来信，思进明白我是想爸妈了，就劝我打个电话缓解一下乡愁之苦。
十几年前打电话对我来说是奢侈的。那时的电话公司就只AT&T一家，在全美国一枝独秀，独领风骚。打个国际长途电话到上海，第一分钟是五块三毛，接下来是每分钟一块多钱。一个三四分钟的电话加上税就要十来块，这就够我在Jennifer的快餐店里跑前跑后手脚不停地做上两个多小时，这钱也足以让我痛痛快快地和思进一起吃上一打的螃蟹。哪像现在电话公司不止一家，价格不断地一路下滑，电话卡也多如牛毛，打个电话到上海不用动脑筋，任由我海阔天空地和爸妈在电话里泡上一个多小时，别提有多痛快了。
在思进读书期间，情形就不同了，电话费是我们仅次于学费和房租的一项不小的开支，我一个月最多打两次，每次三到四分钟，由思进掐好时间。我好像总是有许多话要对我妈说，可有时电话一接通，我一声“妈”叫完后，竟冲着电话筒一个劲儿地傻笑，把事先想好的话统统忘在了脑后，思进就急得不停在边上打手势，催我赶紧说话。常常是电话那端爸妈急着轮流和我说话，而我这边却语无伦次地不知是该问还是该答。最后轮到思进出场，他狠下心来拿过话筒，毫不犹豫地便“卡嚓”挂断电话，然后再冲我笑咧咧地说：“对不起，时间到了。”我虽直呼不过瘾，但这样闹哄哄的来一下子，郁闷的心情也随即开朗了起来。
一天，思进兴冲冲地回家对我说：“小玲，今天听系里的一个同学讲，长途电话若不到一分钟，AT&T是不Charge（收费）的，他试过。”我一想，那我们为何不“化整为零”，一个个打呢？为什么不试一下？吃了晚饭，我怂恿思进与我合作，仍然由他掐好时间。我拨通了号码，嘿，这不花钱的电话说起话来可顺溜多了，短短不到一分钟，我居然不慌不忙，清清楚楚地告诉妈妈，这个电话是免费的，还解释了免费的前因后果。那一晚，我情绪高涨，不怕烦琐，前前后后一连拨打了十八个不到一分钟的电话。我说起话来手舞足蹈，思进也看着我呵呵地直乐。这样的好心情一直保持到我们收到电话账单之前。
账单的信封是思进打开的，我俩一看傻眼了。那一溜儿清一色的阿拉伯数字五块三毛钱，由上往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占了大半张纸。包括税和其他费用，总计是一百二十多块！我还没反应过来，思进已经拨通了那个同学的电话。我像犯了严重的错误，心虚地站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谈话。挂断电话，思进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是我理解错了。其实是如果只打一个一分钟的电话，你可以告诉电话公司没有接通，他们会相信你而将通话记录Cancel（删除）掉的。可你一连打了十八个电话，怎么可能都不通呢？其实这欺骗电话公司的事儿我们原本就不该做。罢了，‘No free lunch’，算是个教训吧……”
这个花钱买来的教训让我们对美国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美国的服务行业、商业机构，乃至于司法部门所制定的法律，首先假定所有的人都是诚实和无罪的。这和我们老祖宗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颇有点相似。所以美国商店针对顾客制定的Policy是只要有正当的理由，东西买回家觉得不满意，就可以退掉，即使已经使用过。那时我们虽然还没有机会享受这样的权利（我们没有多余的闲钱），但我和思进却乖乖地为滥用这宝贵的社会资源，付出了昂贵的“学费”。
理想与现实／小玲／
小时候，我们可能都写过以理想为题目的作文，诸如长大后的梦想是什么？我已不记得留在小学作业本上我那冠冕堂皇的理想，但我清晰地记得我一直想当一名文艺兵，为的是逃避下乡插队落户，还有就是向往那顶戴在头上令我飒爽英姿的军帽。为此，十三四岁的我，在别的孩子都还沉浸在梦乡里的时候，我已早早地起床在人民公园里踢腿、下腰、叫嗓子练功了。何曾想到十几年后，我会陪思进像众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胞一样，不远万里，为了不同的目标来到美国，聚集在克利夫兰洋插队。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协助思进实现他的理想，而我们克利夫兰的朋友们呢？他们的理想与目标又是什么呢？
俗话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个
留学生背后也都有一个故事。我首先要讲的是我们的邻居程博士的故事，就是他给我讲了脚印的故事。程博士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城的一个小镇上，父母都是镇上的小学老师。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同年全家都下放了。从此，他失去了完整系统的正规小学、中学教育，那仅有的一点点文化知识，都是他父母亲利用休息时间传授给他的。
几年后，他随平反的父亲回到镇上，插班进了中学。谁知课堂的椅子还没坐热，他就响应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了北大荒。他个子并不高，身板看上去也不特别硬朗，可干起活来不输人。由于他接受教育表现突出，因而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了一所大学的经济系。他感慨地对我说：“在大学里，我像海绵吸水那样拼命地吸收知识，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恶补英语、数学等基础课，我读书的机会实在是来得不易啊！”他是以一篇“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为题目的毕业论文，申请到全额奖学金来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
恶补的英文，给他留下了后遗症。英语托福他能考六百多分，却没办法与他的指导教授说话交流，他们只能通过笔谈进行交流。他的传奇式经历，令他的教授无法想象，并且啧啧称奇，而他优异的学习成绩，又令他的教授为他自豪。
十年的北大荒生活，使程博士身感自己身上的使命。他表示博士学位一拿到，就会回到生他、养他的祖国。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奉献出自己的所学。
在一次聚会上，我们认识了John温——数学系的一个博士生。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倒不是因为他的名字和美国西部片电影名星John Wayne的读音相像，而是他那特别忧郁的眼神。那天，他是带着一脸的忧伤来到了我们面前的。他一个人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默默无语地看着大家谈笑风生，眼睛却捕捉着每一个说话的人，有时谁说了逗人的笑话，他也会浅浅地跟着笑。显然，他是喜欢热闹的。为了尊重他，我不敢走近前去与他说话，生怕惊扰了他。以后聚会的次数多了，我和他才慢慢地熟了起来。
他是一个从福建山村里“考”出来的博士。从念小学起，第一名的称号似乎就没离开过他，山区、乡镇、省城、北京一路“搏杀”而来，他童年、少年的玩伴早已被他“考丢”了，伴随而来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John眼看着大学里的同学都前前后后或自费或公派地出国走了，他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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