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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记-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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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英镑给我，你一定觉得奇怪又好笑。但是，如果你找不出第二个与你一样的人，那你的律师就会告诉你：斯密塞的所作所为是完全非法的，而你呢，当时把钱给他则是很愚蠢的。
至于我，我为发生到你身上的一切感到遗憾，但我却不能帮你补上这笔钱，你也丝毫不应该想到让我做到这一点。现在重要的是把我们之间的账目解决清楚，我必须恳求你把欠我的150英镑寄还给我，还有一切该属于我的版税，都给我。
我们之间的事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不消说使我非常沮丧，但你必须记住这根本不是我的错。如果你信守诺言，遵守协议，把属于我的钱寄给我，一切都会很好地解决的。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让我精神焦虑，彻夜难眠，连医生斗胆给我开的麻醉药也无济于事的话，我两周前就会完全恢复正常了。今天是20号，星期二。我就指望你把欠我的150英镑寄给我了。
你真挚的
奥斯卡·王尔德
凋谢的百合花王尔德在人世的最后日子
1900年12月14日
罗伯特·洛士致莫尔·阿德这封信收入弗兰克·哈瑞斯所著的《奥斯卡·王尔德：他的生活和自白》，纽约，1918年。原注
10月9日，星期二，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收到王尔德的信了，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于10月18日星期四到巴黎住几天，到时希望能见到他。10月11日星期四，我收到他一封电报，内容如下：〃明天手术快来。〃我回拍电报说尽量快点去。他又拍了一封电报说：〃极度虚弱请来。〃10月16日，即星期二晚，我动身上路。星期三早晨，大约10点半，我去见他。他情绪很好。虽然他让我相信他很痛苦，但他不时又大笑，并给我讲了许多他和医生闹出的笑话。我在他那儿一直待到12点半，下午4点半左右又回到医院，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他重新谈到他对哈瑞斯剧本的不满。奥斯卡当然向哈瑞斯隐瞒了整件事的真相我对他与哈瑞斯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么理解的。哈瑞斯写剧本时以为只需花100英镑买掉赛蒂佳就行了，而奥斯卡已提前把这个角色卖了100英镑；而卡尔·贝娄、路易斯·那萨罗、阿达·海安，甚至斯密塞都给了王尔德100英镑以分担剧中不同的角色，所以他们都威胁哈瑞斯说要诉讼。因此，哈瑞斯只给了王尔德50英镑，因为他不得不先买下这些人王尔德因此表示不满。我向他指出他的处境比以前好多了，因为哈瑞斯无论怎样都把那些预付给王尔德钱的人买下来了，无论如何王尔德最终得到了一些自己的东西，这时他回答说，用他一贯的方式回答说：〃哈瑞斯霸占了我能不断得到100英镑的剧本，所以就等于断了我惟一的经济来源。〃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不断去看王尔德。拉该和我有时一起在他的卧室吃晚饭，而他虽然满面病容，却总是滔滔不绝地谈着。10月25日，我哥哥埃莱克来看他，那天他的身体状况特别好。他弟媳、威利夫人和她丈夫特克先拉当时正在巴黎度蜜月，这时也正好来看他。这次，他说他〃就要死了〃他活不过这个世纪英国人不容忍他他应对自己〃表演〃失败负责，英国人在看到他穿得整整齐齐 、快乐地坐在那里之前就已走开了所有的法国人也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同样无法容忍他。
10月29日，奥斯卡自病后第一次中午起了床，晚饭后又坚持要出去走走他让我相信医生已说过让他这样做，所以我怎么反对他都不听。
几天里，因为医生说过他可以起床，所以我就要求他起床，但他拒绝。我们去了拉丁区一家小酒馆，他坚持要喝酒。他一来一回都显得有点吃力，但他看起来气色非常好。只是我突然想到他的脸显老了，第二天我就告诉拉该，他在起床、穿衣时看起来与以前是多么不同啊！他在床上看起来还相对好点。（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头发已有点灰了。我一直说里丁监狱也没改变他头发的颜色，仍是柔和的棕色。你一定记得他过去常开的玩笑吧。在监狱时，他常对警卫说他的头发全白了，而警卫总是觉得他的话很有趣。）
第二天，我发现他得了重感冒，耳朵也疼得很厉害。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杜克医生英国大使馆医生。原注
说他还可以出去走走。第二天下午，天气很温和，我们一起乘车去了一片树林。奥斯卡看起来好多了，但又抱怨阳光让他发晕。4点半左右我们回来了。星期六早晨，即11月3日，我碰见了护工亨尼。他每天都来给王尔德包扎伤口。他问我是不是王尔德的好朋友，或者说我认不认识王尔德的亲戚。他向我保证王尔德的情况已很严重如果他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顶多活三四个月他说我应该给杜克医生谈谈，因为他没认识到王尔德病情的严重性耳病本身算不上大病，但却是个危险的征兆。
星期天上午我看到了杜克医生他是个朴素、善良、优秀的医生。他说奥斯卡应多写点东西，那样他就会好些。只有在他按照老习惯生活起居时，他的病情才会恶化。我请他坦言相告。他答应去问问奥斯卡是否同意他与我公开谈谈他的健康问题。根据约定，我在第二周的星期二又与他见面了。他说得含糊不清，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认同了亨尼的看法，但他又说奥斯卡现在正慢慢变好，虽然如果他不戒酒的话就活不长。那一天稍晚些我去见王尔德时，我发现他很烦躁不安。他说他不想知道医生对我说过什么。他说他不在乎还能活多久，接着就又谈起他的债务问题，我算下他谈到的债务，总共约有400多英镑。他要我在他死后尽可能帮他收回一些欠债。他对他的某些债权人深恶痛绝。不久拉该来了，让我大松了一口气。奥斯卡告诉我们他前天夜里做了个噩梦梦见〃他与死人一起吃晚饭〃。拉该巧妙地回答说：〃我亲爱的奥斯卡，你可能是这些人的生活和灵魂。〃这话让奥斯卡又兴奋起来，他变得情绪高涨，几乎可以说是歇斯底里。我走时感到非常焦躁。当天晚上我给道格拉斯写信说我被迫要离开巴黎。医生认为奥斯卡病得很重应该支付一些医药费，因为就是他们让他焦虑不安，让他的病不能很快好起来的这是杜克医生的观点。11月2日，我与
名字被哈瑞斯删掉了。原注
一起去了拉雪兹神甫公墓。奥斯卡很感兴趣，问我是不是给他选好了墓地。他以绝对轻松的方式谈起墓志铭的事，我从未想到他与死亡离得那么近。
11月12日，星期一，我与拉该一起到阿拉萨斯旅馆与他道别，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去里维埃拉了。晚饭后我在他那儿待到很晚。王尔德详详细细地谈着他的经济困境。他刚收到哈瑞斯一封信，是谈斯密塞要债的事，让他很烦躁。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沙哑，但前天晚上他刚注射过吗啡，那天他喝了太多的香槟。他知道我就要与他道别了，但我进屋时他似乎没怎么注意，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他给拉该谈了他的一切感想、见闻。我们正谈着，信差送来了一封信，信是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写来的，是封让人高兴的信，其中还夹带着一张支票。我想这与我给他写的信有一点关系。奥斯卡哭了一会儿，但很快就镇静下来。接着我们一起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其间王尔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常激动地发表着意见。大约10点半左右，我起身离去。突然，奥斯卡请拉该和护士出去一会儿，因为他想单独与我道别。他先是漫不经心似地谈起他在巴黎的债务，接着他恳求我不要走，因为他觉得最近几天他身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的态度相当坚决，因为我真以为他只是有点歇斯底里，虽然我知道我的离去使他真的很伤心。突然，他大哭起来，说他怕再也见不到我了，因为他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这种痛苦的情形持续了大约45分钟。
他谈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复述。我们的分别虽然很痛苦，但我并没把这当做很重要的事，对可怜的王尔德爆发出来的感情，我也没做出应该做出的反应，特别是我正要走出他的房间时，他对我说：〃在尼斯附近的山坡上看能不能找到一间小房子，我病好些就去那里，你可常去那里看我。〃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清楚明白地与我谈话。
第二天晚上，即11月13日，我去了尼斯。
你不在巴黎的时候，拉该每天都去看奥斯卡，每隔一天就给我写封王尔德的病情报告书。奥斯卡和他一起乘车出去了几次，似乎好了些。星期二，即11月27日，我收到拉该的第一封信，我们开始动身回巴黎。我把拉该的信都寄给你，因为它们能让你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经过如何。我当时已决定下星期五把母亲送到梅屯后，星期六就去巴黎。但在星期三晚上，我收到了拉该的一封电报，说王尔德〃几乎毫无希望了〃。我立即乘上去巴黎的快车，在上午10点20分到了巴黎。杜克医生和拉该请来的一个专家克兰医生都在那儿。他们告诉我奥斯卡顶多活两天。他一脸悲苦，变得更瘦；他的皮肤呈青黑色，呼吸沉重。他很想说话。他能意识到房子里有人，当我问他还能不能理解时，他还抬了抬手。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我随后出去找牧师，费尽周折才找到库斯伯特·杜纳神甫，是受难会修道士。他立即与我一块走进来，给他施洗礼和临终涂油礼奥斯卡不能领受圣餐。你知道我早就答应在奥斯卡临终时带个牧师去，我很后悔以前常劝阻他不要变成天主教徒，但你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随后我给弗兰克·哈瑞斯·赫曼（让他通知霍普）和道格拉斯分别拍了电报。稍后杜克又进来说奥斯卡还可能多活几天。
可怕的善后事务必须由我们来做，我就不须多说了。拉该是完全垮了。
那天，我和拉该就睡在了阿拉萨斯旅馆的一间房里，中间被护士叫醒了两次，因为她们以为王尔德实际上就要死了。大约在凌晨5点半，他身上发生了一种彻底的变化，他的脸形变了，我相信被称做死亡的东西已开始走近他了，但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他喉咙里发出临死前的哮吼声，听起来就像扭动曲柄时发出的那种可怕的声音，这种声音一直持续到他死。他的眼睛不再对光有什么反应了。他嘴里涌出泡沫和血，站在他旁边的人得不停地替他擦去这些东西。12点，我出去弄食物，拉该守护着他。12点半，他出去了。从下午1点起，我们就没再离开过房间。他喉咙里发出的痛苦的叫声变得越来越响，我和拉该只好靠撕信来保持镇静。3个护士不在屋里，旅馆老板已来尽过责了。1点45分，他呼吸的节奏变了。我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他的脉搏开始不规则跳动。他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是我到后第一次听到他自然的声音。他的四肢似乎不自觉地伸展着，呼吸越来越微弱；2点差10分整，他死了。1900年11月30日，星期五，最后一次医疗检查结果是：王尔德死于中耳炎，而这种病是他在监狱时开始患上的。原注
洗完并让风吹干王尔德的尸体，扫干净一些不得不烧掉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后，我、拉该和旅馆老板就去市政厅做官方声明。想想中间经过的繁文缛节，至今都还让我生气，在这儿也就没必要再说一遍了。聪明的杜甫海昏了头，把王尔德的名字弄得神神秘秘，这就使本来并不太难的事情复杂化了。王尔德在旅馆登记的是假名字，而在旅馆里用假名字登记是违法的，这就使事情难办了。从3点半一直到5点，我们就在市政厅和警察局之间跑来跑去。随后我就生气了，坚持要去大使馆找库斯伯特神甫向我介绍过的英国大使盖斯林。这件事总算解决了之后，我又出去想找几个修女照看尸体。我以为在巴黎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但经过了令人难以相信的艰难曲折后，我才好不容易找到两个圣·方济各会修女。
盖斯林非常热心，他答应第二天早晨8点来阿拉萨斯旅馆。拉该留在旅馆里应付报社记者和吵吵嚷嚷的要债人，而我则和盖斯林一起去拜访有关官员，直到下午1点半我们才分手。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死在巴黎确实是一种艰难又昂贵的奢侈。
下午，地方官来查问王尔德是不是自杀或被谋杀。他根本不看杜克医生和克兰医生开的证明书。前一天晚上盖斯林就警告过我：由于王尔德的身份及其假名，官方可能会坚持把他的尸体送到陈尸所。当然我被这种可能性吓坏了，这也确是最后的一种恐惧。检查完尸体，实际上是检查完旅馆里的每一个人之后，在不停地喝过酒、开过一连串不合时宜的玩笑、接过一笔可观的钱后，地方官才签字同意埋葬王尔德。接着又来了一个可恶的官员，他问王尔德有多少硬领，他的伞值多少钱（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一点也没夸张）；然后又有各种各样的诗人、作家陆续走进来他们在签过名后都得到许可看看王尔德的遗体省略号可能是哈瑞斯点的。原注
让我引以为欣慰的是，亲爱的奥斯卡显得就像他刚出狱时那样冷静、高贵，他的遗体经清洗后也没什么可怕的了。他的脖子上围着你送给他的玫瑰花环，胸上放着一个修女给我的一个圣·方济各修道会会章，他的身旁放着几束花，那是我送的，还有一束是一位匿名者以其孩子的名义送来的，虽然我估计他的孩子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死了。当然还有那种常见的十字架、圣烛和圣水。
盖斯林劝我立刻把王尔德的尸体放进棺材里，因为尸体很快就会腐烂。晚上8点半，准备封钉棺材。在我的要求下，莫瑞斯·吉伯特给王尔德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但不成功，因为闪光灯坏了。第二天是星期日，道格拉斯赶来了，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都来了，我想其中记者居多。星期一早晨9点12月3日。原注，葬礼从旅馆开始我们都随着柩车走向教堂在场的有56个人，包括5个悲痛欲绝的女士然后我们分乘3辆马车去王尔德的墓地，墓地是以我的名义临时租用的，若我能在别的地方给他买一块墓地，我就选在拉雪兹公墓，但我还没决定怎么做。墓地总共有24个花圈，有些是不知姓名的人送的。
我不能不说说阿拉萨斯旅馆的老板杜甫海的慷慨大度，仁慈厚道。我在离开巴黎前，王尔德告诉我他已欠了旅馆190英镑。从王尔德卧床不起始，他就再没提及这件事。直到王尔德死后他才向我提到这个问题，随后我才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王尔德做手术时他陪在旁边，而且每天早晨都去看望他，亲自照顾他。他还自己掏钱支付王尔德治病所需的大笔费用。我希望由或名字是哈瑞斯划掉的。原注
还这笔钱。杜克先生也少拿了一大笔钱。虽然我认为他完全诊断错了王尔德的病症，但我不能不说他是个善良的好人。
拉该经受了所有可怕的考验，付出了不可估量的爱心。喜爱王尔德的人可以引以为欣慰的是，王尔德临死之际还能有这样一位善良、细心的朋友在他身边照顾他。能有像拉该这样的朋友，王尔德可以瞑目了。王尔德的遗体于1909年移往巴黎的拉雪兹公墓。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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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生平传略
1854年10月16日奥斯卡·王尔德在都柏林诞生
1855年举家迁往北梅瑞恩区1号
1864年…1871年入恩尼斯基伦的波多瓦皇家学校
1871年…1874年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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