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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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天后，他“急切地恳求”萨洛蒙继续让梅特涅相信“巩固这个政府以及维持和平的重要意义，欧洲急需和平，而王子（梅特涅）独自一人就有能力维系和平”。“所有的一切完全依赖于战争或和平的问题，”列昂内尔3月31日写道，“这个政府支持和平，但必须得到其他大国的支持，必须能够站到公众情绪的对立面，否则就会给反对派更多的力量，进而使我们立即进入战争。”

　　　　但即便佩里埃组成了政府，也没能减轻詹姆斯对法国激进因素的整体忧虑，尤其是奥地利不顾巴黎政府已经更替的事实，仍计划派兵进入教皇公国的消息公布后，詹姆斯更是焦躁不安。发生在意大利、比利时和波兰的事件间歇性地刺激了巴黎的自由派思潮，最终使得政府除了开战或倒台外别无选择。1831年夏天，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甚至有了经济方面的缘由，列昂内尔曾评论说：“法国太多的年轻人失业、缺钱，要除去他们，战争是必要的；如果不开战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国王被赶下台。”路易·菲利普似乎采纳了这个观点，詹姆斯惴惴不安地观察着局势的发展，当时佩里埃的地位似乎危在旦夕。当佩里埃8月初提出辞职后，詹姆斯预测如果一个“极端自由派”政府取而代之的话，“战争将在4天内爆发”。佩里埃在其他国家的默许下，对荷兰采取了有限的军事行动，最终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此后，各国与法国政府之间的默契情形屡屡出现。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相同的情形在1832年1月和2月或多或少地再次上演。詹姆斯先是警告如果比利时协议的最后条款未能满足法国要求的话，佩里埃将会辞职。之后，作为对奥地利军队再次进入教皇公国的回应，佩里埃派军队占领了安科纳港口。即便在佩里埃死后，这一模式仍被沿用。苏尔特在1832年10月再次匆忙地派兵对抗荷兰时，詹姆斯寻求获得英国的支持，他警告内森说：“如果这里的政府不能支撑下去，我们就会等来一个共和政府，届时我预料一切都将十分黑暗，但愿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形。这也是为何一切都有赖于比利时问题（的解决）的原因。如果英国决定不支持法国的话，我们将变得非常虚弱，因为整个世界都反对教条派。”

　　　　在英国，国内外政策同样存在类似的联系。保守党政府可能打破作壁上观的传统以及介入反对法国革命的可能性，尽管遥远但却一直没有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当辉格党1830年上台后，詹姆斯立刻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警告：如果英国新政府被证明是“激进”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将不得不表现得更为自由，届时比利时问题将更难解决，英国可能会与法国达成一项协议，最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得与欧洲的其他国家开战。”“现在的一切全部取决于英国，”詹姆斯1831年1月写信给内森，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比利时国王，“其他国家没有英国作为盟国的话，就不可能发动战争你看，亲爱的内森，你一直保持警惕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是否进行战争，取决于英国是否愿意在比利时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内森的保守党朋友并没有采信詹姆斯的话，尤其是他支持佩里埃之后更是如此。在英国改革议案开始辩论后不久，内森写信给詹姆斯：

　　　　赫里斯说，皮尔肯定会被邀请入阁，威灵顿将成为外交大臣，而且除非法国愿意让步，否则他认为英国军队将前往德国你最好告诉你的国王，他必须保持克制，不能与英国玩火，因为她（女王）不是一个可以戏弄的对象英国对法国的大臣们没有信心，他们只想着革命。你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只能表示他们不想开战：他们不得改变之前的腔调。去见国王，告诉他皮尔、巴麦尊和威灵顿即将上台。

　　　　这种“鸣枪示警”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从保守党向辉格党的转变（缘由）。辉格党的立场如内森在3月18日传达的那样，与詹姆斯的想法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如果法国不能保持冷静，而是对其他三个国家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将站到三个国家那边；但是如果其他三个国家攻击法国的话，我们将站到法国那边。”因此，詹姆斯对于改革议案可能遭遇失败、保守党重夺政权的担忧，更多的是考虑国际形势，而不是他个人对这一议案的支持，因为“威灵顿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与法国开战”。列昂内尔1831年6月观察到，英国政治的混乱将减少比利时解决问题的希望，因为“荷兰国王一直期望（英国）政府有所改变”。詹姆斯4个月后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你们议案的通过正被紧密地注视着，因为人们认为政府将会辞职，我们将进入战争。”当俄罗斯对批准比利时的24条协议犹豫不决时，列昂内尔提出一个问题：“俄罗斯人能做什么？所有事情都取决于改革议案，如果它获得通过并且现任政府留任的话，英国和法国就足够强大，能够找其他国家的麻烦。”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这也说明了威灵顿在1832年5月出人意料地重新掌权时，内森决定不提供支持的原因。这不仅是因为内森害怕如果反对改革的政府掌权，将引发国内“暴乱”；还因为“外交大臣们”——他是指塔列朗、魏森布格尔和比洛——都“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防止荷兰国王从新政府获得支持，从而可能导致战争”。这种分析在6个月后得到了响应，当时辉格党竞选获胜的消息受到了詹姆斯、列昂内尔和安东尼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它是“欧洲和平以及法国政府稳定的最好保证”。在比利时，危机即将平息，俄罗斯干预的可能性最后一次浮现时，内森在一封写给詹姆斯的信里道出了他政治立场改变的幅度和本质：

　　　　你必须写信给我们的萨洛蒙，告诉梅特涅不要被俄罗斯扯进战争中，因为波佐（俄罗斯驻巴黎大使）和国王站在一起，不怎么受人欢迎，他和列文（俄罗斯驻伦敦大使）正游说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但是，我已经通过可靠途径（可能是比洛）获悉，普鲁士不会参战，他们正在犯一个大错误，因为英国和法国联手，能够做很多事。只要我们保持和平，就不会有战争写信告诉萨洛蒙，诺伊曼（奥地利大使）一直与波佐交往密切，而且认为我们的政府将变得虚弱。这个人十之###判断错误，现在波佐已经不受欢迎。国王邀请他前往布赖顿，他坐在离国王6个座位以外的地方。国王问他将在这里待多久，他回答说，“6个星期”。现在我们知道俄罗斯想发动战争，梅特涅正被这些人欺骗着。波佐和那些人变得十分荒唐，他们并不了解英国，因此要让萨洛蒙告诉梅特涅王子，不要让自己被俄罗斯蒙蔽。波佐来这里只是为了刺探情报，我确信英国现在比威灵顿时期更加强大。现在，我亲爱的弟弟，不要让你自己被任何人蒙蔽。如果英国和法国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谁也无法撼动他们。把这一点写信告诉萨洛蒙。

　　　　在维也纳，尽管没有革命威胁，但也存在着国内###，而且这种斗争带有重要的国际含义：因为它是国外干预行动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当萨洛蒙1830年10月初回到维也纳时，他是带着命令“让梅特涅王子知道现在维持和平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战争或和平完全依赖于他一个人”。这有点夸张，因为当时奥地利对于比利时问题的影响力有限；相反，如果维也纳领头的话，俄罗斯（可能还有普鲁士）或许更富侵略性——这也是1830年8月达成的卡尔斯巴德协定的寓意所在，这一协定重申了神圣同盟反对革命的立场。在意大利问题上，梅特涅的态度则毫不含糊。他在1830年11月告诉萨洛蒙，他准备“派遣军队让这个国家保持平静”，我们看到，他也确实向摩德纳和博洛尼亚派了军队。直到1831年4月，萨洛蒙除了将奥地利的计划传达给巴黎外，其他什么都做不了（不过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的信到达詹姆斯手里时，总要比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奥波尼的官方文件早到3天）。但是，当沙皇在波兰问题上寻求帮助时，萨洛蒙就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了，他预先通报了梅特涅的竞争对手科洛弗拉特伯爵，后者“毫不迟疑地”介入，反对向沙皇提供这类支持。到7月时，他能够自信地向他的兄弟们保证：“我们内部对立严重，奥地利不可能参战，也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正在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事的到来我确信即便英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宣战，对奥地利也没有影响，我们将保持中立。”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即便不在维也纳，萨洛蒙也继续对梅特涅施压，使其避免陷入战争。1832年3月，他从巴黎给梅特涅写了一封冗长而且饱含感情的信，敦促他不要对佩里埃派兵占领安科纳的举动反应过激。11月，当法国军队突然出现在安特卫普时，库贝克抱怨说：“梅特涅王子很像一个钟摆，在塔提切夫（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的战争与萨洛蒙的和平之间摆来摆去。”

　　　　金融杠杆

　　　　如果不是凭借他们的金融实力，我们很难评估罗斯柴尔德兄弟对于和平的持续游说能够获得多大的成功。如上文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两根“杠杆”可以使用：他们不仅从自己扮演的非正式外交沟通渠道的角色中施加影响力，同时还借助了实实在在的财政压力——如果一个政权准备开战，向他们寻求贷款，他们就能予以拒绝；相反，他们能够向一个有和平倾向的政权提供财政支持。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罗斯柴尔德影响力的有限性，不仅在那些在1830～1833年间没有大规模提升军费开支的国家（英国和普鲁士），就是在那些确实提升了军费从而有贷款需求的国家（法国、俄罗斯和奥地利），他们的影响力也同样有限。

　　　　罗斯柴尔德的金融杠杆在那些没有合伙人的首都，其作用最为有限。在柏林，罗斯柴尔德兄弟被1830年爆发的革命撞个正着，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一次债券转换行动，目的是将他们此前借给普鲁士的英镑贷款对应的债券利率从5％转换为4％。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桩被看好的交易。萨洛蒙、安塞尔姆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克里斯蒂安·罗特尔进行多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1830年2月达成协议，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以98点的价格发行一批新的4％利率的债券，其收益用于赎回此前的5％利率债券。新发行的债券总额为380万英镑。此外，围绕1822年发行的一批债券，类似的转换行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截至法国革命2月爆发时，仍有一半的4％利率债券没有卖出去。随着欧洲金融市场的暴跌，除了急剧打折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处理这些债券：2月，新债券的交易价为795点；新的抛售无疑进一步挫低了价格。但罗斯柴尔德兄弟仍需按照合约的规定，以98点的承销价格向普鲁士支付现金。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承受履行合约必然产生的损失（据罗特尔估计超过了367万英镑）吗？可能，但由于此前在法国4％利率的债券上损失太多的钱，所以不难看出他们为何如此决断地想从这次巨亏交易里抽身。

　　　　安塞尔姆自然地被派回了柏林，进行一轮冗长而又格外艰难的谈判，普鲁士多名官员和大臣使出的计谋让谈判难上加难，这些官员和大臣因反对取消转换协议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最终，卡尔也被派去柏林协助安塞尔姆，双方才能够达成妥协。实际上，支付了大约14万英镑的罚金后（实际支付时，经过各种扣除只付了5万英镑），罗斯柴尔德被允许延期转换债券，直到欧洲金融市场恢复稳定。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避免了遭受更多的损失，但是普鲁士官方为什么同意妥协？罗特尔对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的进言是基于个人利益的。“如果内森·迈耶·冯·罗斯柴尔德的公司被迫严格执行合约规定，”他指出，“不顾当下不利的情况，那么他们就可能在所有的市场里以任何价格抛售全部的4％利率债券，进而给我们的公共信誉带来严重打击。我们以往的经历告诉我们，冯·罗斯柴尔德公司涉及的金融交易中，如果它扮演的不是中间人，而是反对者的角色，那么这些交易肯定会失败”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的弱点同样会给普鲁士政府带来负面冲击，尽管迫使它履行合约，普鲁士能够在短期内获益：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最近的1830年1月的法国贷款以及转换普鲁士签约于1818年的债券（后者联合了多家其他银行业公司），使得他们遭受了大量损失，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这类交易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信誉尽管他们的财富仍然十分可观，但仍缺乏这类交易所需的现金，因为他们的财富大多由欧洲各国的债券组成，目前不能在任何一个交易所兑现。罗斯柴尔德银行因此拒绝为了赚取佣金而直接接手任何大额的贷款业务，而且他们在账目上的垫款还将增加，他们接下来就会寻求以极低的价格抛售新近发行的债券，这将损害相关的国家。

　　　　但这番话如果不是因为普鲁士自身也需要新的基金来应付备战所需的各项开支，也不会有任何作用。用詹姆斯的话说，普鲁士尽管“在所有大国之中，最不希望开战，最希望避免战争爆发”，但它仍然不能忽视1831～1832年间发生的重大战争威胁。罗特尔写给国王的信显示，他可能接受了阿姆谢尔的劝阻，取消了发行新债券的计划。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大量的短期现金垫付款，总额达到了500万泰勒元，以国库券作为抵押；他们还向一笔彩票贷款提供了支持。正是这些资金的提供，在延缓债券转换的谈判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双方决定在1833年恢复债券转换，而到这时，普鲁士的4％债券价格已经恢复到了92点，而且“目前的政治形势不再是引起严重关注的因素”。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仍拥有一些财政支配能力；但是它只能确保在债券转换问题上获得普鲁士方面的妥协。这个时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试图采取任何举措影响普鲁士的外交政策：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弗雷德里克·威廉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瓷器以及（纳特的）私人商务政务员的头衔。

　　　　如果说他们在柏林的力量有限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力几乎是不存在的。确实，俄罗斯在对付波兰人时比任何大国都需要金钱。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俄罗斯财政大臣坎克林的关系一直不好，因此即便是俄罗斯人1831年初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