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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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2）
　　这里本来是只供一户住的三居室的单元房，因为大学的房子太紧，现在却住了三户人家。吴玉萍的爸爸解放前就是大学教授，住房却是这么个情况。一家一间屋，三家合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那半小间的储藏室两家合用，虽堆满了东西，但实在挤不下时，还可以睡人，就像睡在货堆上一样。
　　墙上的挂钟当当地响了十下，奶奶妈妈早已睡下，她也躺下了，黑暗中睁大了一双眼睛。睡在母亲身边的日子，现在对她来说是难得的安宁。然而以前，她却把睡在母亲身边过富裕的日子视为羁绊。宁静的夜，难眠的夜，她的思绪一下子退回到二十年前。
　　那是如火如荼的年代，她在全国有名的一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地下“民青”，从此成了家庭的叛逆。她家住在一座三层小楼上，一天她正在后院的椅子上看书，吴妈站在餐厅的门口向她招手：“大小姐！老爷请你上楼去！”她的心咯噔一下，什么事？刚才吃饭的时候不说，单单让吴妈来叫？她和爸爸说不来，爸爸向来是不找她单独谈什么的。
　　她的潜意识里忽然漾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是升旗的事让爸爸察觉了？她把书放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跑上楼去。爸爸一个人黑着脸坐在屋里，见她进来，一句话没说，起身就把门锁上。她感到事情比她预想的还要严重，不禁一阵凉意渗透全身，好像突然刮来一场寒风。“你前天上哪里去了？”爸爸十分严肃，一脸杀气。
　　她明白爸爸指的是四月四日那一天，市里1500多名进步学生春游集会，演出了讽刺国民党统治的话剧《凯旋》。学生们为了维护刚刚成立的市学联，还喊出了保卫学联的口号。她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心激烈地跳动着，冲击着一腔热血，脸红红的，两只拳头都握得出汗了。集会将要结束时升团结旗，司仪喊罢，她不管是不是预先指定了人，跟着几个女同学一起跑上去，毫不犹疑地抓住了升旗的绳子，激动地望着那面红旗缓缓升起，眼含热泪，以至看到的只是红灿灿的一片霞光，分不清是红旗，还是灿烂的阳光。难道是这事让爸爸知道了？是人群中有特务盯梢吗？还是被什么熟人看见告诉了爸爸？当然在白色恐怖时期众目睽睽之下，她跑上前去升红旗，这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她绝不能承认。
　　爸爸见她不想承认气呼呼地说：“你不必欺骗我，我也不一定要你马上承认。我只告诉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是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要吃官司掉脑袋呀！你知道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告诉你以后不许参加这类活动，不许和那些赤色分子来往，你听到了吗？”
　　她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她想好了，任你打我骂我，我也不会离开我已看清了的这一条道路。我愿意为此赴汤蹈火，我宁愿受刑坐牢。父亲暴跳如雷：“你说话呀！你哑巴啦！”
　　她仍然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父亲气得浑身哆嗦，等待着她的回答。僵持了好一会儿，她仍然没有回答。父亲完全失望了，大声吼着说：“告诉你，要是出了事儿，你可不要怪我没有父女情义。”说完嘴唇哆嗦着面孔刷白，好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等了一会儿才挥挥手，有气无力地说：“去！你去吧！”说完颓然地跌坐在沙发上，显出十分疲倦的样子。看见父亲那种样子，她也很难过。可是她没法使他宽心，只好默默地退了出去。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爸爸的话在他们父女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她知道，这深深的鸿沟是没法填平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和爸爸对立的。爸爸曾经是一个爱国青年，在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去了大后方离家十几年，归来时已是这个城市的国民党中层官员。而她却悄悄成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员。
　　他们之间成为既是父女又是敌对的关系。在这以前这种关系是有时清楚有时模糊；理智上清楚，感情上模糊。而在父亲说了莫怪他无父女之情以后，她骤然明白了父亲和自己在关键时刻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她被捕了，父亲是不会以他的职位来庇护她的。那时她并没有想到父亲或许有为难之处，而只是认为这是父亲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
　　父亲的话并没有使她退却，倒像是挥了一拳把她打清醒了，把她从难以割舍的父亲身边赶走了，使她思想上有时还存在的模糊变得更加清楚了。行动更加小心，活动也更加隐蔽。一直坚持到这个城市的解放。
　　当解放的炮声隆隆响起时，她成了胜利者，心里抑止不住地欢呼雀跃。而父亲成了失败者，整天垂头丧气，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解放了，她好像小雀冲破了牢笼，毅然离开了家，离开了那舒适的小楼，抛弃了美丽的衣服，穿上粗布灰制服，告别了柔软的席梦思，睡在了稻草铺成的地铺上。一边啃着窝窝头，一边高唱：“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她经受着革命的锤炼，也接受了后来竟至是痛苦的煎熬。
　　每次学习和政治运动里，她都狠命挖掘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和资产阶级家庭的界限。为的是使自己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把她知道的父亲的一切向组织作了毫无隐瞒的汇报，甚至包括她的猜想和怀疑。在她离开家的数年里，虽然离家并不远，但她一直没有回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3）
　　她是那样地想念母亲，可怜的母亲，在父亲南下杳无音信的十年里，曾和她相依为命。为了让她能够上中学求亲靠友，忍受了极大的屈辱，甚至向一些有钱的亲友跪下来磕头求乞。当年吴玉萍离开家时，有病的母亲伸出枯黄的手，哭泣着说：“儿啊！你走了要想着娘，你可想着回来看看娘啊！”娘的话深深牵动着她。她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思念着娘啊！多么想回家看看年老有病的母亲啊！她们相依为命，可她却狠下心没有回去，只因为要和父亲划清界限。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只不过是她一厢情愿。不管她怎样努力，都没有人承认她脱胎换骨，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脱胎换骨。在改造路上经过十年的艰难跋涉，即便是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人家仍然把她视为异端。从1948年到1958年，十年来她像梦一样只不过走了一个曲曲折折的大怪圈，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从资产阶级家的小姐成了资产阶级的右派。
　　右派这顶帽子，曾使她心惊胆战，痛不欲生，百思不得其解，但现在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她曾认为她和父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会永远背道而驰，想不到却殊途同归，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派被改造。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只是父亲和她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消失。别人或许察觉不了也不可能理解，这只存在于他俩的心底。父亲在她面前不像在妹妹们面前那样说笑自然，显得很拘谨。这次她回到家里生孩子时，父亲见了她，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把帽子摘掉啦？”就再也没有别的话。关于父亲自己的一切，一句也不向她披露，他的内心仍对她保持着警惕。以致她回来的这些天，父亲只从农场回来一夜就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家。
　　这一切该如何解释？父亲认为她是这个家庭的叛逆，领导说她是这个家庭的孝子贤孙。究竟是叛逆，还是孝子贤孙？她成了一个到处不受欢迎的人。这一切为什么？谁能说得清啊！
　　快天亮她才睡着了。刚睡着就做了一个梦，梦见白刚回来了，手上却戴着一副手铐，铐子上还吊着一串叮当响的铁链。像是戏台上苏三起解带的那种锁链。她说：“这是怎么了？”心中一惊就急醒了。醒来听见母亲正在厨房里做早餐，铁铲敲得锅叮当响。自己便为自己解梦，这是由于声音的联想，才使自己做了这个噩梦吧？不会是他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吧？但心中仍然十分不安，他没出事儿，为什么人不来信也不来呢？到底为什么？一种不祥的感觉一直笼罩着她，驱也驱不散。
　　吃过早饭在母亲的督促下，上街去走走。雨早已停了，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她不由地站在树下看起这匆匆而过的人群来。步行的急急忙忙，骑自行车的飞驰而过，不管奔向哪里，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生活。
　　人人都有一个家，可是她的家在哪里呢？她曾经视这个城市为自己的城市，为了它的解放，她和他们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曾经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有的还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如今这个城市里却没有了他们的立锥之地。他们前后加入“民青”的一些人多数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有些人早已离开了这个城市到外地农场改造去了。
　　就在这个城市里，就在这些马路上，警车日夜呼啸的黑暗年代里，她冒着生命危险，接受地下组织交给的任务。她曾乘人不备在大街小巷里贴传单，也曾伪装成农村来的小妇人，坐上叮当响的白牌环城有轨电车，把那些由市解放委员会署名发出的各种信件投入各个角落的邮筒里。其中也包括由她起草的，由同志们抄写的给父亲的信，当然也是以市解放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内容是劝他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不要心神不安，要安心等待解放，立功赎罪等等。
　　父亲每次接到这种信件时都惊慌失措，悄悄对母亲说：“共产党怎么对我的情况了解这么清楚？连我这几天心神不安，夜里12点还要在院中踱步都知道呢？”他以为这是佣人中有人通了共产党，因此把一个干零活、买菜的小勤务员无缘无故辞退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写给他的。
　　这些信起了作用，虽然他内心斗争十分激烈，但终究没走逃往台湾的那一条路。而且由于这些信终日惶惶不安，不久终于决心辞去官职，到大学里教书去了。
　　解放后她参加了党分配的工作，更加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但是在一个连一个的运动中，她却总是重点。她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只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投错了胎。审干、镇反、肃反，都受了严格的长时间的审查，但由于原来地下党组织的那些领导人都给她写了评价很好的证明，总算都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到了1957年，地下党组织的那些人，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是一次以思想划分阶级的运动，他们想保也没法保了。而且他们也不能保了，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了右派，她也就在劫难逃了。
　　尽管她连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写过，鸣放中也只是对丈夫在“肃反”中被长期看押批斗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却被批判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恶毒攻击“肃反”。她曾幻想“交心”就会得到谅解和宽恕，结果却越交越交不清，越交“罪恶”越多。终于成为劳改队伍中的一员，不是犯人的“犯人”。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4）
　　当她重新获得“自由”时，以前的一切被一笔勾销了。成了一个和刚参加工作勤杂人员一样级别的工作人员。可是问题却永远也不能勾销，家庭出身永远要填上“官僚”。右派帽子摘了，却成了摘帽右派。摘帽右派这顶帽子就再也没法摘了。
　　她离开这个出生的城市时，头上戴着光荣的革命桂冠。十几年以后回来时，脸上却刻有耻辱的“金印”，所以回来后一直在家中蜗居，没有和任何同学、地下工作同志们联系。她把心一横，过去的吴玉萍已经死了，现在的吴玉萍是另外的一个人。这样一想，倒也坦然了。
　　她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个字——活着。什么理想、抱负、奉献都谈不到了，这一切都不会被人承认。但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在什么境遇下，她都要活下去。为了他，也为了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1（1）
　　吴玉萍在大街上慢慢溜达，她面带忧虑心中却怀着一线光明，希望能在大街上看见她盼望的人——白刚。走了好久她失望了。懊丧地回到家里，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走上楼梯时，从楼上传来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声音，似乎是他。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紧走两步推开了房门，只见穿着一身灰色棉衣的他正在喝着热茶，头上的棉帽子还没有来得及摘下。当他看见她时那双晶莹墨黑的眸子在她臃肿的腰身上一扫，幸福的红晕立刻涌上了面颊。结婚十几年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个样子。
　　整整一个下午他俩没能谈上一句想说的话。因为这间“公房”里的人实在太多了。妹妹、妹夫、奶奶、妈妈，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已是应接不暇。等到晚上他进了那几平方米的小“库房”，她挺着大肚子也挤了进去，他们才有了单独相会的空间。
　　地方虽小，但没有精神上的压抑，没有心灵上的束缚，从心里觉得比在盐碱滩上的劳改营里宽敞多了。她感到很幸福，他终于守候在她的身边。他们将近一年没见面了。在她怀上身孕，那应该让初做父亲的人惊喜的关键时刻，他没有在她的身边，没能共同体验那做准父母的喜悦，也没能共同经历那怀孕初期的折磨。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缺了点什么，心中留下了无穷的遗憾。如今当她依偎在他的怀里，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肚子悄声问道：“动弹吗？”她点点头。不知是高兴还是痛苦竟落下了泪来。
　　或许是压抑得太久太久，一旦解脱就犹如潮水冲开了闸门，一发而不可收拾。她伏在他的胸前，由流泪而饮泣，继而断断续续地哭出声来。起初还怕母亲听到，强行吞咽着哭声，后来也顾不得许多，只想把委屈都顺着眼泪倒出来。她竟边哭边诉说起来。
　　过去的苦她已不想提了，只是今后怎么办？有了孩子，可是他们没地方可以存身，这孩子怎样才能带大？如果说过去她爬过的是一道又一道的山梁，如今横在她面前的却是更加艰难险恶的重重大山。她不仅要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单独穿越，而且在软弱无力的脊背上还要背负着另一个稚嫩的生命
　　他对她的哭泣始料不及，感到茫然无措。无数个日日夜夜企盼的团聚，就是以哭作为开场白吗？他是个坚强的人，很少有落泪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哭的。哭有什么用呢？但是她的哭还是引起了他内心的伤痛。对她提出的问题——孩子怎么办，他还没有想过。他只是急于想见到她，想见到不久的将来就能看见的自己的亲骨肉。将来怎么带孩子？不是他做父亲的粗心大意或不负责任，而是他实在没法可想也无能为力。
　　他被牢牢地囚禁着，还不是一个自由人。虽然解除了教养，头上却仍然戴着那顶右派帽子。连妻子生孩子要请假，还需要层层批准。而且更使人感到无限屈辱的是要在探亲限定的日期中由探亲所在地的居委会或派出所证明他的表现，在请假单上签署意见，有无不轨行动或反动言行。这张请假单就躺在他的旅行袋里，回去销假时还要交回去。这无疑是一种枷锁，紧紧地套在他的脖子上的枷锁，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那枷锁都会时时相随。
　　他是生活在这种枷锁羁绊下的人，又怎能抚养孩子负起父亲的责任？他感到一种内心的愧疚和绞心的疼痛，对她的哭泣一时竟无言劝解。静默了好一阵，才安慰她说：“别哭了，天无绝人之路，再困难我们咬紧牙关也是能克服的。这几年许多困难不是都克服了吗？我们要保护好孩子，即使我们看不到，也要让孩子看到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