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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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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自我认识
永远不醉，在醉鬼中我独清醒。 在这方面我能自我约束，同样，我也从不受传染病的侵袭，特别是集体的传染病。 使我着迷是不可能的，我过于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不过，对我来说，思维具有真正的酒醉特点，创造高潮具有真正的酒醉特点，幻想和芳香气味具有真正的酒醉性质。 我经常在主要之点上和尼采矛盾，尼采的基本方向是“此岸的”
，他想成为“地上的支柱”
，这个世界的封团圈对他具有更高的吸引力。我在基本方向上是“彼岸的”
，超验的东西对我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从理智上来说，尼采在第二个时期是实证主义者，而我是形而上学者。 可能因此我的二元论因素较强。 在一定的时期我体验了可以称之为生活的喜悦，生命力高涨的状态。 但是我完全没有对生命的原始的爱，对生活的喜悦经常与悲观情绪绕在一起。 生活喜悦的高潮在深化与发展中不是导致丰富的现实，没有导致胜利，而是导致死亡。 正是狄奥尼索斯思潮引导我走向我的生命之最不好的、颓废的时期，这也就是流放的后期和流放后的时期。有意思的是，生命力高潮时期并不是我的创造思维高潮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作的事较少。 我的很多力量都放在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冲突上。 对我来说，个性解放，个人位于社会之上的问题成了中心问题。 我的一个流放时的同志，一个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代表，告诉我：“不知你是否将站在高于人们住宅的塔顶上，也许这是美妙的。”
他说他作了可怕的推测：我会被看作毫无希望的“个人主义者”
，虽然我在政治上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完全带着左派的色彩。 我极力反对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禁欲主义，因为它压制个人，否定个人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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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权力。 在很多年以后，当我们这里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我和那种可以称之为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极权主义现象发生了冲突，和那种使个人完完全全从属于集团、集体的现象发生冲突，个人经常沮丧。 当很大的流放集团到达沃洛格达时，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是否需要与警察握手？
希图集体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则说这个问题我将自己解决。 其实，所有的道德性质的问题也都应当自己解决。 革命知识分子们的纪律是军事性的，也只有这样，这种纪律才能保持。我则想单独地斗争，从不同意接受任何军事纪律，我不赞成也不融合于任何社会集团，也不服从任何集团的道德。 政治上我自然是个革命者，但是在道德上我是富有战斗性的“个人主义者”。我的这种“个人主义”同样是革命的，当然是在特殊意义上的。 我故意作了许多向流放犯们“挑战”的事。 当时，沃洛格达是流放的中心，在沃洛格达我见过大量的流放犯，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有时还有社会主义革命者。 大部分流放犯被派到沃洛格达省的县城，有时，一些人从流放地经过沃洛格达回到阿尔汉格尔斯科夫。我可以作很多的观察。几乎所有的流放犯都顺路到“金锚旅馆”来访我。 流放犯中有很多很好的、很讨人喜欢的人，但是与他们交往却很困难。他们在意识上是墨守陈规的狭窄，他们读得很多，但是普通的流放犯中文化水准却相当的低。 有使我感兴趣的。 但大部分流放犯我是不感兴趣的。 我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贵族和浪漫主义者。 不过这些年在沃洛格达流放的人中有后来成了名人的，如列密佐夫，谢果列夫，萨文科夫，基斯恰科夫斯基（为了流放的妻子而来）
，丹麦人马捷龙格（后来成了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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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丹麦作家，当时是油料商行的代表）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 我和列密佐夫、谢果列夫、萨文科夫、马捷龙格属于“贵族”
，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领导着“民主派”。
“贵族派”在言论上更加不依赖于集体，更具独立性，在自己的生活上更加倾向个人主义与自由。 我们与地方上有联系，主要是平民，还有剧院。 我和波格丹诺夫的关系是奇异的，他后来创立了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经验一元论综合在一起。 波格丹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很诚挚，忘我地献身于理想。 但是他与我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当时我已经被认作只知进行形而上学探索的“唯心主义者”
，对于波格丹诺夫来说，这是完全不正常的现象。 按其原来的专业来说，他是个精神病医师。 起初他常来找我，我记得，他向我系统地提出问题：我早晨感觉如何，作了什么样的梦，对各种情况有什么反应，等等。 很清楚，他认为我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心是精神紊乱的最初征兆，他想确定我病得有多厉害。但很有趣的是，后来波格丹诺夫自己发生了精神紊乱，甚至一度住进了精神病医院，而我是没有这种事的。 我不是精神病医生，但是我一下子就发现，波格丹诺夫具有狂躁性忧郁症。他是沉静的、宽厚的人，是对理想爱得发狂的人。 在布尔什维克时期他很高尚地控制着自己。 他是老布尔什维克，编了许多集子，还和列宁一起办杂志。 在布尔什维克胜利时期，那些丑陋的方面使他嫌弃，他认定那不是真正的革命，只占有有限的地位。但在沃洛格达流放时期则是另一种情况，我的流放时的一位同志，我听说由于残忍和嗜血成性而在革命紧张时刻成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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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治委员。 我和他几乎没有交往。 他却产生具有美德的宗教狂热者的自我印象，革命的美德有时使他产生可怕的结果。在我流放期间，列宁还没选择那种统一的花岗岩般的思想体系和准备专政所必须的少数人的铁的纪律。 我的流放时的同志，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奥托。 赫利斯恰诺维奇。 奥谢穆（不久做了苏联驻巴黎的领事）
给人以十分善良的印象。他一点也不凶残，他喜欢啤酒和晚会，对理性的问题完全不感兴趣。在沃洛格达我交往较近的只是流放犯中不多的一些人，这些人组成了“贵族派”
，其中有我原在基辅联系的一些人，特别是Ｂ。 。 。此外，我还到省地方自治局的管理代表那里去，d在那里有时遇见比较自由主义的官员，遇见地方剧院的演员。我和被流放的Ｂ。 。特别友好，他是很有智力的人，是真正的哲学家。 当我动身前往沃洛格达时，心情十分忧郁、沮丧，尽管已是初春，但天气不好，谁也不知道流放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但是在沃洛格达我的这种忧郁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我和一小部分流放者被留在沃洛格达，大部分流放者则被分到沃洛格达省的许多县城，当时的沃洛格达省的总督是我的一个远亲（我称他为叔叔）
Ｍ。 。伯爵。 这同样给我提供了某B种特权地位。 过了一个半月，我收到一份公文，告知可以选择俄国南方的任何没有大学的城市度过以后的流放日子。 我很奇怪，当即决定拒绝，继续留在沃洛格达。 原来是，我的姑夫兼教父，陛下的侍从将军，Ｈ。 。 洛普辛—杰米多夫特B级公爵对弗拉吉米尔。 阿利克赛洛维奇大公说，他的夫人的侄儿和他的教子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他很生气，要求将侄儿转移到南方去。 弗。 阿。 大公立即通知内务部的同事和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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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首脑，于是便吩咐我转到南方。 我认为这从道德上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实际上我并不觉得沃洛格达的生活有什么可怕，我甚至喜欢这个北方的城市，这里的生活是自由的，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因为我不了解大俄罗斯的北方。 在夏天，我愉快地骑自行车在沃洛格达周围地区旅行，主要访问古老的修道院的遗迹，在沃洛格达我自己感到十分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基辅还要自由，警察一点也不麻烦我，我能从对流放犯的专政中夺回自己的独立性。
G G G我的第一本书《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出版时，我正在流放，这本书引起了不少争论，也包括在沃洛格达流放犯中的争论。 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本书，它一下子给我提高了知名度，虽然大部分评论文章是攻击我的。 我记得有一篇报纸上的批判文章误刊在我的书上。 马克思主义团体也讨论这本书，我成了被波格丹诺夫称为“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唯心主义”的流派的主要表达者之一。 当我接到这本书时，自己已经对它不满意了。 我在进一步走向唯心主义，走向形而上学，走向精神问题。 在流放期满前不久特别决定要到彼得堡去，因为我已经有了结果。 在我的生活中经常存在着与不同集团交叉联系所形成的对比。我在堂弟Ｃ。Ｂ。Ｋ。大公家吃午饭，一起的还有内务部的一个司长特列波夫，晚上遇见了。 司徒卢威和Ｍ。 图根－巴拉诺夫斯基。 司徒卢威B对我很为赞赏，表示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 他决定给我的书写序。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中，我比司徒卢威持较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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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拜访司徒卢威的时候，在他那里作客的有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诺夫。 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布尔什维克，《通报》的编辑，很多反宗教宣传小册子的作者。 当我见到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诺夫时，他和司徒卢威一起都持较右的观点，而我则比较左。 但是，当他成了《通报》的编辑以后，我一直没和他见过面。 在这次彼得堡会见之后，我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建立起著作上的联系，完全更加倾向于唯心主义。我和Ｃ。 布尔加科夫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我在基辅时就认识他，当时他是工业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是我们一同流放者之一。 司徒卢威比我一直更加是个政治家。 他由社会主义转向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我甚至这样想：他任何时候也没有社会主义的热情，尽管他是社会民主党建党纲领的作者。他更接近于伯恩施坦（他的表明德国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书引起轰动）的观点。 我在很多地方同意伯恩施坦的批判，但我的热情是另一类型的。 我向往新的世界，但不是在辩证地经过革命阶段的必然社会进程的基础上加以论证，而是在人的自由和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基础上加以论证。 我的革命性带有较多伦理性，而较少社会性，我的观点正处在进化过程中。与我的书一起，我的两篇文章更增加了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甚至一般传统的左派知识分子圈子里不好的名声。 这就是已经提到过的《为唯心主义而斗争》和《从哲学唯心主义观点看伦理学问题》。这两篇文章写于沃洛格达，发表在《唯心主义问题》文集上，很是轰动。 收入文集的文章作者是一些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新的唯心主义者，还有学院哲学的某些自由主义代表：。 诺夫郭洛得切夫、特鲁别茨科伊兄弟，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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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拟定了我的“人格主义”。
文章不仅表现了我向康德的接近，而且渗入尼采的主旋律。 在文章的序文中我引用了普希金的诗：“你就是主宰：你要掌握自己的方向。 走上自由的智慧指引的自由大道”
①。由于这些文章，Ｃ。 特鲁别茨科伊告诉我说：如果知道你在那里发表了那种尼采主义的文章，就不能同意再参加他们的文集。 所有这些都不能使我受到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的欢迎。 尽管我在政治上变化很少，仍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我费了很多精力与这个环境进行斗争，批判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世界观和传统的精神结构。 我认为这是为了使长期忧郁的精神获得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但是，这些妨碍了我的真正的创造性，有时扭曲了我的思想，使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流放的后期和流放以后我进入比较不好的时期，下降的时期而不是上升的时期。 这段时间里我很少写作，尽管我写作很容易，属于有效率的作家。 这个时期里，比起积极的创造性来，批判占了首位。 我力图使生活富有诗意，希望美，但生活中占上风的却是单调和畸形。 我感到我和原来联系的圈子的断裂在不断加强，而任何新的联系尚未获得。 这是我的空虚时期，这个时期里和人们的交往对我内在的生活没有任何兴趣，在思想领域没有任何大的收获。 我任何时候都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但是，我也不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我永远是矛盾的。 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对我是敌视的，虽然我还保持了某些个人联系。 那些称为自由主义的社会团体与我格
①普希金：《给诗人》（１８３０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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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入，俄国自由主义类型的社会活动家我也很不喜欢。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起任何作用，甚至也不想起作用，社会民主党人由于我的唯心主义和思想探索而敌视我，并常在刊物上辱骂我。 自由党人由于某种原因而嘲笑和讥讽我。 社会民主党人的敌视和不容异见的态度是由于他们是信教的教条主义者，并想以这种资格来烧死“异教徒”。自由党人所以采取嘲笑和讥讽的态度则由于他们是怀疑主义者，他们认为精神的探索虽然无害，却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参加解放运动的渴望使我接近了“解放社”。我与“解放社”的创始人有着思想的和个人的联系。 我参加了１９０３年和１９０４年在国外的两次会议，在会上成立了“解放社”。会议在靠近列普斯基瀑布的德国的黑林和瑞士的沙夫豪森召开。 美丽的自然景色比会议内容更加使我喜欢，在那里我首次遇见自由派的平民团体，其中的许多人后来作为国家杜马中的反对党而起作用，并在１９１７年成为临时政府的组成部分，这些人中有很值得尊敬的人，但是这个集团与我是格格不入的。“解放社”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解放社”
中分出一些分子，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的主要基础，我认为立宪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我不参加立宪民主党，我仍然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 我参加开始设在基辅，后来设在彼得堡的“解放社”
委员会，但是，根据我的情况，我没有起特别积极的作用，并且感到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的环境的可怕的异己性，比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环境更大的异己性。 有时，我代表“解放社”和社会民主党人会谈，比如，和当时是孟什维克，后来成了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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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大员——人民委员的Ｘ。会谈，和犹太崩得的①代表马尔托夫会谈。 在当时俄罗斯到处举办的“解放”宴会②上，我的感觉很不好，我是比较消极的。 我自己感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还相对地较好些，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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