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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震-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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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尼现在仍然感觉良好。
也许现在谈死为时太早，但等他死后——但愿此事不会发生——我想他的骨灰不应该同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和约翰·迪林格一起葬在皇冠山公墓里。他们俩属于印第安纳，但伯尼属于全世界。
伯尼的骨灰应该撒在雷暴云砧的顶上。
第三十九章
就这样，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罗杰·唐斯现在在科罗拉多。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我则在这里——长岛的南岔。我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妻子简·玛丽·考克斯的骨灰埋在马萨诸塞州的巴恩斯特布尔村，在一棵鲜花盛开的樱树的根中间，上面没有标记。从我们的耳房可以看到樱树的枝叶。耳房是推倒后由特德·阿德勒从地面重新建起来的，完工后他曾问：“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我和简的婚礼上给我们做傧相的是本杰明·希茨，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人，现在妻子已去世，一个人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今年春天，他同我的一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表妹约会了几次。她是个寡妇，住在马里兰的海滨。我的姐姐死于新泽西，我的哥哥虽然还不愿撒手西去，但在纽约的阿尔巴尼也己岌岌可危。
我的童年朋友戴维·克雷格——就是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德国坦克中的收音机停止播放流行音乐的家伙，现在在新奥尔良搞建筑业。我的表妹艾米在肖利奇高中物理课上曾是我的实验搭挡。我从战场归来时，是她父亲对我说的我已经是个大男子汉了。她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在离戴夫①大约只有三十五英里的东边。
四海为家！
为何我们中那么多人要离开我们的祖先亲手建起了城市呢？在这里，我们家族的名字得到尊重，这里的街道和语言我们十分熟悉。正如去年六月我在巴特勒大学所说的，这里确实有西方文明中最好和最坏的东西，为何离乡背井？冒险精神！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想逃脱一种巨大的拉力。那不是无处不在的地球的引力，而是来自皇冠山墓地的牵扯。
皇冠山已经擒获了我的姐姐艾丽，但它没有得到简。
它也得不到我的哥哥伯尼。它也得不到我。
一九九○年我在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大学做讲座。他们把我安顿在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我作完演讲回到旅馆，按老习惯到酒吧去喝点掺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这样晚上我就能像孩子一样酣睡。我喜欢这样酣畅的睡眠。酒吧里全是些当地老人，志趣相投，看上去相处十分友好。他们笑声不绝。他们都是些喜剧演员。
我问酒吧招待，他们是些什么人。他说他们是詹斯维尔中学一九四○年的毕业生，在这里举行五十周年聚会。
这样的聚会真是难能可贵。我也是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届的，每年的老同学聚会总不去参加。
这些人就好像桑顿·魏尔德《我们的小镇》中的人物。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剧作。
我和他们这些人都有了一把年纪，都还记得过去的日子。那时上不上大学，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你仍然能够有所作为。那时我对我父亲说，也许我不想像我哥哥伯尼那样当个化学家。要是我去一家报社工作，可以为他们省下一大堆钱。
请你明白：我只有学我哥哥学过的同样课程，才有资格进大学。父亲和伯尼两人对此意见一致。任何其他方面的高等教育都被他们俩称为装饰品。他们嘲笑当保险推销员的亚历克斯叔叔，因为他在哈佛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装饰性的。
父亲说最好我去同他的好友弗雷德·贝茨·约翰逊谈谈。他现在当律师，年轻时曾为现已停刊的民主党报刊《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当过记者。
我同约翰逊先生很熟。父亲以前带我同他一起在布朗县打野兔，打鸟。后来艾丽吵闹得太厉害，我们只得放弃。
他背靠在转椅上，在办公室里眯着眼睛问我打算如何开始当记者的生涯。
“是这样．先生，”我说，“也许我能在《科尔弗公民报》找到一份工作，干上三四年。我很熟悉那个地方。”科尔弗是印第安纳北部马辛古基湖边的一个小城。过去我们在湖北有一栋度夏的村舍。
“接下去呢？”他问。
“积累了经验之后，”我说，“我就能在一家更大的报社找个职位，也许在里奇蒙德，或者科科莫。”
“再接下去？”他问。
“为这样的报纸干上大约五年后，”我说，“我想我应该可以向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起冲击了。”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他说，“我要打个电话。”
“没关系。”我说。
他坐在转椅上旋了半圈，背对着我打电话。他说话声音很轻，但我也没打算偷听他说些什么。我想反正与我无关。
他挂上电话，转回来面对着我。“祝贺你！”他说，“你可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去工作了。”
第四十章
我没去《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社工作，而去了很远的地方上大学，学院在纽约州的伊萨卡。从此以后，我就像《欲望号街车》里的布兰奇·杜波伊斯一样，生活中常常依赖于陌生人的善心。
现在，在离离宫的海滨野餐会只有五年之遥的时候，我想像着如果我同我父母和祖父母一样。与高中同学一起度过成年人的生活，既爱又恨地厮守在家乡，那么我将成为怎样一个人？他走了！
倒下也是七尺汉子，珊瑚构筑成他的骨骼，珍珠曾是他的双眼，他的身影永不褪色。
江河万年，苍海桑田，他更加丰富，更加奇特！
这个人也许听说过好几个我知道的笑话。比如说下面一个。我小时候同父亲、弗雷德和其他人一起去布朗县打猎时，弗雷德·贝茨·约翰逊曾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根据弗雷德的故事，像我们一样有一伙人去加拿大狩猎，打鹿和麋鹿。当然得有人做饭，要不他们全都得饿死。
他们以抽签的方法决定由谁留下做饭，其他人外出打猎，天亮出发，日落而归。为了使他的笑话更加适情适景，弗雷德说，比方父亲抽到了那根短签。其实我父亲真的会做饭。我母亲不会，并以此为荣。她也不会洗碗或做别的。
我小时候喜欢到其他小孩子家里去玩。在别人家里，这些事都是母亲做的。
所有猎人都—致同意，如果谁抱怨父亲饭做得不好，那么，他就得当厨师。于是，父亲的饭越做越糟糕，而其他人在林子里乐不思归。不管晚饭如何难以下咽，他们都咂着嘴说好吃，拍拍父亲的肩膀表示赞许，如此等等。
一天早上，猎人们全体出行以后，父亲发现营地外有一堆新鲜麇鹿屎。他取来用机油炸，晚上当蒸小馅饼端出来给大家吃。
第一个伙计咬了一口马上吐了出来。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他气急败坏地说：“老天爷，这东西像机油炸的麋鹿屎！”
但接着他马上加了一句，“不过不错，不过不错！”
我认为我母亲被培养成了一个完全无用的人，那是因为她那个开酿酒厂和做股票生意的父亲阿尔伯特·里埃伯相信，美国会产生一个欧洲模式的贵族阶级。他一定是这样推断的，和旧大陆一样，美国新贵族成员资格的标志之一，就是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都必须是装饰品。
第四十一章
我原来想写一部关于阿尔伯特·里埃伯的长篇小说，写如何主要由他导致了一九四四年母亲节前夜我母亲的自杀，但终究没有动笔。但我想我也并未因此而失去什么。
居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德裔美国人缺乏共同特征。在电影小说和戏剧中，不管出于同情还是出于恶意，他们都从来没有被类型化。我必须从头对他们做一番解释。
好运连连！
伟大的文学批评家H。L。门肯①也是个德裔美国人，但一辈子住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他坦言难以思想集中地阅读维拉·凯瑟②的小说。不管他如何努力，但总无法使自己对内布拉斯加的捷克移民提起兴趣。
同样的毛病。
作为家史记载我想告诉你们，我外公阿尔伯特·里埃伯的第一个妻子是在生第三个孩子，即我的舅舅鲁迪时去世时。她与我姐姐艾丽同名，娘家姓巴鲁斯。我母亲是她的长女。彼得舅舅是中间一个。他从麻省理工学院退学，但却生了个核物理学家，即我的表弟，在加利福尼亚德尔马的阿尔伯特。表弟阿尔伯特最近刚刚来信，说他的眼睛瞎了。
致使阿尔伯特表弟失明的不是核辐射，是其他原因，在任何从事或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身上都可能发生。阿尔伯特表弟又生下了一个非核物理类的科学家。他的儿子是一个计算机专家。
正如基尔戈·特劳特过去不时感叹的那样：“生命总会延续！”
我想说明的是，我母亲的父亲，那个酿酒商、共和党大人物、一副新贵族气派讲究吃喝的人，在他第一个妻子去世之后，同一个小提琴家结了婚，结果发现她是个瘸态的疯子。正视这一现实！有些女人就是这样的！她极度憎恨他的几个孩子。他喜欢他们，她也会嫉妒如仇。她要独霸整场演出。有些女人就是这样的！
这只从地狱里飞出来的雌蝙蝠小提琴拉得神乎其神，但虐待起我母亲、彼得舅舅和鲁迪舅舅来却凶神恶煞。在我外公与她离婚之前，她对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的几个孩子所施行的身心折磨，使他们永远没能抹去过去的阴影。
如果有足够的人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富有的德裔美国人感兴趣，能构成愿意掏钱购买的读者群，要写一部描写家世的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如果写，我将表现我外公事实上谋害了我的母亲，以不断欺骗的方式，非常非常缓慢地致她于死地。
“叮儿——铃，你这个狗娘养的！”
暂定书名：《飘》。
我父亲那时是个家境普通的建筑师。他同我母亲结婚时，政治要人、酒店老板和其他印第安纳波利斯德裔美国人社会的精华，给他们送了一大堆收藏品：水晶、丝麻织品、瓷器、银器，甚至还有些金饰品。
山鲁佐德！①
谁能怀疑即使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也有自己世袭的贵族，拥有那些无用的收藏品，可与另一个半球上的蠢家伙们一比高低？大萧条期间，这些收藏品在我哥哥、姐姐、我父亲和我看来，像是一堆破烂。这些东西现在就像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年同班的毕业生一样，分散在四面八方。
AufWiedersehen②。
第四十二章
我总是无法把短篇小说的结尾写得让广大读者满意。
在真实生活中，就如在时震后的重播阶段一样，人们不会改变，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也不会道歉悔过。而在短篇小说中，小说人物必须做这三件事中的至少两样，不然的话，还不如将这篇小说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用铁链锁在消防龙头上的没盖的铁丝垃圾篓里。
没问题，我可以这么处理。但是在我让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改变自己，并且／或者吸取了教训，并且／或者道歉悔过之后，他周围的人物都只能像傻瓜似的站着。这决不是告诉读者演出到此结束的好办法。
我本来就没让人把我生下来，但在我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时期，我向当时我的文学代理求教，如何不把所有人物弄死就让小说结尾。他是一份重要杂志的小说编辑，也是一家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的剧情顾问。
他说：“亲爱的孩子，没比这更简单了：故事中的英雄骑上马，迎着落日的余晖渐渐远去。”
许多年后，他用一杆十二口径猎枪自杀了。
另一个也是他客户的朋友说，他根本不可能轻生，这与他的性格不符。
我回答道：“即使是经过军事训练的人，也不可能用猎枪意外把自己的脑袋打崩。”
很多年以前——还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当学生的那个久远年代，我曾同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谈过一次话，泛泛地讨论艺术问题。在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本人将来会涉足任何一种艺术领地。
他问：“你说艺术家是怎样的人？”
我全然不知。
“艺术家，”他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坦言‘我没有治理好国家、城市甚至自己婚姻的本事，但是老天在上，我能把这块四方的帆布、这张八寸宽十一寸长的纸、这团黏土或这十二个音乐小节收拾得彻底到位！’”
说这话五年以后，他采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和他的老婆孩子所采取的同样行动。
他吞下了氰化钾。
我给他的寡妇写了一封信，说跟他学习使我受益匪浅。
我没有收到回信。也许是因为她悲伤过度。话又说回来，也可能是因她对他心怀不满：自己挑了个省事的办法先溜了。
就在今年夏天，我在一家中国餐馆问作家威廉·斯泰伦①，整个地球上有多少人拥有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也就是说生活还值得过下去。我们两人做了些计算，得出的结果是百分之十七。
第二天我同一个交识已久的老朋友在曼哈顿市中心散步。他是个医生，在贝勒维医院专治各种得瘾的病人。他的很多病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且是HIV阳性。我同他讲起我和斯泰伦得出的百分之十七。他说他认为这个百分比出入不大。
我在别处写到过，此人是个圣者。我对圣人的定义是：他必须是个在不完美的社会中做出完美表现的人。
我问他贝勒维医院的病人中为何没有一半人去自杀。
他说他也曾为同样的问题所困扰。他有时候也问他们有没有自毁的念头。当然他问得漫不经心，就好像是诊断过程中的例行手续。他说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好像受了侮辱。如此令人恶心的念头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出现过！
正好在此时，我们碰到了他以前的一个病人，背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满捡来的铝罐。他就是基尔戈·特劳特称之为“圣牛”中的一头，尽管经济上是个无用之人，但仍有可爱之处。
“你好，医生。”他说。
第四十三章
同题：鸟粪中白颜色的是什么东西？答案：也是鸟粪。
别谈什么科学，别谈遇到环境灾难对它有多大的帮助。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仍然是比广岛婴儿车更热的话题。我们用的腋下除臭剂把臭氧层咬出了洞来。
听听这一大堆废话：我的哥哥伯尼是个什么也画不像的人，过去最令人讨厌的时候还曾说，他不喜欢画，因为那些画年复一年挂在那儿，什么结果也投有。而今年夏天，他成了艺术家！
我决不是胡说八道！这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物理化学家现在成了杰克逊·波洛克！①他把一团团的各色颜料和黏稠物质堆在不渗透的两片平面材料上，如玻璃板或浴室的磁砖之类，合上然后再掰开，etvoila！①这与他得癌症无关。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身患此症，再说癌细胞侵损的是他的肺部，而不是头脑。一天，他在胡乱地做着什么——他已是个半退休的老人，没有妻子问他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到底在干些什么，etvoila！晚干总比不干好，我只能这么说。
于是，他给我寄了些复印的黑白小图片，都是些波形曲线的东西，大部分如枝杈状，也许是树或者灌木，也许是蘑菇或满是洞的雨伞，但确实十分有趣，就像我在舞厅跳舞一样，还过得去。自那以后他还给我寄了彩色的作品原件，这些我十分喜欢。
然而，同复印作品一同寄来的信，表达的却不是突如其来的欣喜之情，而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专家治国论者对以我为典型代表的附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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