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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国-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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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姆—飞毛腿”等“预言密码”。 显然，这不过是场文字游戏。如有反对者指出，整本《圣经》希伯来文有几十万个 字母，至少可发生百亿种字母组合，所谓“密码”不过是断章取义的巧合。
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预言的囚徒。人类不仅习惯于在典籍中附会自身的命运， 而且不断创造新预言引领未来。所以，当一些密码信徒着手在《圣经》中寻找“拉 登”与“9？11”的蛛丝马迹时，亨廷顿若远见的巫师为继续推销“文明冲突论” 乐此不疲。
无疑，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只是其中一个分支 。 如果说各文明之间发生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于地球人来说，重 要的是在不断融合中消除“不文明”。
可以推断，当“文明冲突论”变成时尚，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 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 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 当一起偶发事件变成蓄谋已久的阴谋， 潘多拉盒将从此打开，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类诸多苦难便是这样一层层“解释” 与“预言”出来的。上世纪数次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军备竞赛不正是在不断地预 言中完成武力升级？
命名即创造，想象即诞生。“俄狄浦斯悲剧”很好地展示了那些可能导致“自 我实现”的“消极预言”将如何影响人的命运。正是这个导果为因的“消极预言”， 导致了“（弑父）悲剧的诞生”。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比如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 兹拉维克曾举例说：某年加利福尼亚报章说汽油将短缺，于是当地人疯狂加油，一 夜之间便造成了短缺──原本不会发生的恐惧变成了现实。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这种因果倒置：一位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
得买个防毒面具。当地人不明白，说空气这样清新，要它干什么？！没多久，附近 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于是大家找推销员买防毒面具， 称赞他的预言准。当问到冒烟的工厂生产什么时，推销员说，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 。
如果生活在二十世纪初，这位推销员可能当选德国元首；今日，他同样有潜质 发起几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或许，对于那些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个体来说，“积极预言”有益于实现自己的 人生。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们见证的却是另一种预言困境：虚开远大前程的 “积极预言”可能掩盖一个国家当下的碌碌无为，而鼓吹大难临头的“消极预言” 或可让这个国家或世界走上危险的道路。
全球传播时代的“人质政治”
2004年12月22日，在经过124天的漫长绑架之后，伊拉克绑匪释放了两名人质， 分别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费加罗报》工作的记者克里斯蒂？谢诺和乔治？马尔 布吕诺。当法国总理拉法兰中断国民议会议程宣读这条消息时，会场一时掌声雷动 ， 所有议员都激动得从座位上弹了起来。电视新闻里被访者对着摄像机喝起了香槟 酒，大家异口同声，这是上帝给法国人最好的圣诞礼物。两天后，马尔布吕谢和谢 诺搭乘的飞机在巴黎郊外某军用机场降落。法国总统希拉克中断了他在摩洛哥晒太 阳的计划，特地赶到机场迎接。法国外长巴尼耶在塞浦路斯迎接他们，并同机返回 巴黎。关于两名记者命运的所有担心在第二天巴黎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划上了圆满 的句号——“终于松了口气 ”
多元文化主义的胜利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营救。在获知记者被绑架后，希拉克政府断然拒绝了绑匪 关于取消“禁止在学校佩戴穆斯林头巾”的要求，声称这是对法国国家价值的严重 挑衅，并号召国民，以捍卫生命与言论片自由的名义，利用一切渠道，尽一切可能 进行营救。记者无国界组织同时发起全国性的声援接力，称记者是我们了解世界 的眼睛，有人要把我们变成瞎子。
法国各大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都开辟专栏每天关注事件的进展。在克里斯 蒂？谢诺服务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都有各界社会精英来此录音留言。他们包 括记者、演员、幽默家、各党党员、议会议长、市政府官员、《世界报》老板以及 若泽？博韦等保护农民权益的社会活动家。大家只有一个声音：“今天是星期×，
×月×日，是我们的同胞克里斯蒂？谢诺和乔治？马尔布吕诺被扣作人质的第×× 天。他们被扣作人质，也是我们被扣作人质，请不要忘记他们 ”互联网上，涌现 出许多解救人质的专题网站。传播时代，当绑匪的“蝴蝶效应”放大时，所有参与 其中的公民们的“蝴蝶效应”也在放大，像巴黎街头随处可见的两名记者的合影， 被高高地悬挂在建筑物的墙壁上，为这个时代所见证。
更重要的是，法国的穆斯林力量行动起来。绑架发生后，巴黎的主要清真寺为 两人举行祷告，法国穆斯林信仰协会的主席也出来呼吁绑匪刀下留人。穆斯林群众 上街游行示威，与绑匪划清界线，强调他们对法兰西文明的归属感与对绑匪的不屑
——要戴头巾是一回事，谋杀是另一回事。他们使绑匪关于取消“头巾法”的诉求 失去了道德庇护。
绑架事件的结果正如希拉克所说，政府“负责任和顽强的行动”以及人质危机 背后表现出来的国家团结，促成了两人的成功获释。对于这次释放 “伊斯兰军” 在声明中解释了三个给自己台阶下的理由：一是证实两名记者没有为美军刺探情报； 二是应穆斯林组织和团体的要求；三是赞赏两人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态度和法国政府 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
法国人质的成功解救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也给法国人上了一堂 课。它让那些至今仍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犹豫不决的人们相信，多元化并不会动摇欧 洲文明的根基，相反能积极捍卫人类相通共有的价值。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并没有 使一个文明变成一盘散沙，在需要团结的时候，反而力量无穷。对于今日明火执仗 或如影潜行于世界的各种“人质政治”，多元化是其最好的消解方式，是具有最大 效力的政治与人道主义。简单地说，它为人质逃出绑匪之手提供了更多的活路。
古今人质政治比较
圣诞节前，法国记者人质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世界各地的人质事件却没 有一点缓和的迹象。因此，对“人质政治”的发生及其特点的解读十分必要。
早在中国古代，两国结盟时，由于口头合同没有多少效力，于是便有了“跨国 婚姻”。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见《左传》），国家命运和皇家骨肉命 运联在一起。更直接的办法是将皇子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当人质，作为政治盟约或 许诺的保障。秦始皇名义上的父亲子楚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远赴赵国做了政治人 质。当年，秦昭王听取了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欲灭韩魏，于是和较远的赵国 联合，并以互换人质以示信用。以婚姻或互换人质的方式表达“真诚”，归根结底 是人对人的不信任。当人命成为某种制度的保障，人命便可能一钱不值。及至始皇 帝夺得天下，以天下黎民为人质，同样是出于不信任。从某种意义说，不信任和对 不被信任所产生的恐惧是暴政产生的心理根源。
帝王之间或帝王实施于百姓之间的人质政治具有某种合约性质，是一种建立在 “不违反”基础上的秩序维持手段。而今日绑匪们的人质政治则以打家劫舍的面目 出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秩序，带有明显的造反特征。简单说，古代官方 的人质政治是为了维持秩序，现今绑匪的人质政治是为了破坏或重建秩序。共同点 是两者都是重视人的价格而非生命价值的“人贩子人本主义”——即，人是本钱， 是可以交换的商品。
世上最不文明的政治莫过于人质政治。人质政治的效力建立在生命无价的基础 之上。在视人命为草芥的专制年代，绑匪们的人质政治并不十分奏效。对于君主而 言，既然天下都是他的人质，谁劫持不是劫持？对于以夺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或为 虚无理想献身者，这种人质政治也起不了大作用。楚汉相争之时，楚霸王绑了刘邦
的老爷子，要挟刘邦打算煮了他，没想到刘邦耍流氓，不但不吃项羽那一套，还要 求与霸王一起喝汤，连柴火费都省了。从这一点来看，今日闹得沸沸扬扬的人质事 件，倒也间接说明了世界文明有了大进步。绑架几个外国公民，能在他们的国家掀 起惊涛骇浪，甚至影响一些国家的政治走向，客观上说明了那些国家的公民“命都 不贱”。
这是一个时势与媒体共造英雄的时代。大众传媒在给人带来精神解放的同时， 也像春药一样给那些渴望青史留名者注入活力。几年前希拉克在凯旋门下阅兵时险 些被枪杀，那个红光满面的凶手，其动机朴素得几乎让人感动——“我只想在历史 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在他看来，人若不忙着出名，历史学家都将失业。不可否认 的是，媒体对杀人事件的不可避免的关注给绑匪们无与伦比的快感与成就感。在绑 匪看来，在这个改朝换代的大时代里，没有比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去杀人更伟大的 了。为了天空中的所谓正义，他们乐于将大地扫荡一空，平民百姓因此成了他们“伟 大事业”的牺牲品与替罪羊。
多数人的多数 vs 一群人的多数
政治，归根到底是传播的艺术。今日绑匪的人质政治，得益于传播时代的到来 。
196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洛伦兹研究“长期天气预报”，准备用计算机提高 天气预报的准确性。然而，每次计算都表明，初始条件的极微小差异，都会导致结 果大相径庭。洛伦兹于是打了一个比方：一只小蝴蝶在亚马逊河上空扇动翅膀，一 个月后的美国得克萨斯州会发生一场风暴。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在这个效 应的启示下，许多研究大众传媒的学者指出，随着电视传播与网络传媒的普及，每 个人改变社会的潜能都将增加千百倍。然而，就在学者们感慨于网络科技日新月 异、欢呼每个人都是“一个人的多数”，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改变生活、改良社会时， 人们同样发现，活跃于世界各地的绑匪正是“蝴蝶效应”理论的忠实信徒。每做一 票，只要有条件，绑匪们都会无一例外地给人质录相，然后把它们放到互联网上或 寄给有影响力的电视台，上演绑匪秀。最残忍的莫过于几个头戴面罩、手举冲锋枪 的绑匪，在发表完一篇瓮声瓮气的政治声明之后，进行割头表演。刽子手将人性暴 虐与政治对抗性推向极致的同时，也将大众传媒推到前所未有的亢奋与高潮。血腥 的割头短片立刻成为“地球人都知道”的文化快餐。以“庶民的胜利”标榜的互联 网成了各路绑匪的致命武器、最廉价而有效的宣传战车。吊诡的是，绑匪们的事业 总能天衣无缝地和嗜血的传媒里应外合，将一起起恶心至极的绑架案在几小时内脱 胎换骨，使之成为全世界都津津乐道的政治事件或萨缪尔？亨廷顿嘴里所谓的“文 明的冲突”。“蝴蝶效应”因此兵分两路，当一部分人小心翼翼地谈论天鹅绒革命之 时，绑匪们已经手握小刀，像是吸血的蝴蝶一样，试图改变世界政治。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对“冲锋枪＋录相带”式组合的统 治之术从来都是五师自通。只要带上这两件乌黑发亮的魔具，所有黑暗的勾当都会 变得“正大光明”。当绑匪以救世军与圣战者的姿态出现在电视屏幕之上，无知的 叛逆者举起两个手指表达他们的胜利之时，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在 杀一个人。如鲁迅所说，跳蚤吮血，虽然可恶，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 快。蚊子吸血，却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在绑匪们看来，蚊子大概是自然界最高 明的政治家，只要有演讲，即使是杀人，也是文明的杀人。绑匪政治家们的演讲和
学者们预言未来的滔滔不绝，使所有的罪恶都找到理论源头。所以，当马尔布吕诺 从“本？拉丹的星球”上死里逃生时，感慨未来10年两河流域的真正挑战，是“那 些人在鼓吹的文化冲突”。都说自己受到了攻击，都要以暴易暴。活跃于伊拉克的 绑匪与统率“解放军”的布什总统思路何其相似。
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认清除了肉体绑架之外的精神绑架。回顾历史，纳粹二 号人物戈林其罪当诛，但是他对世界并非全无功劳。戈林说了两句千古流芳的话， 二战前有一句，现在大家都把它当笑话：“谁虐待动物，就是伤害德意志人民的感 情”；二战后接受审判时的另一句则几乎接近真理：“显然，老百姓并不想打仗，但 是决定政治的总还是那些头头脑脑……控制人是很容易的。想得到拥护，最简单的 办法就是告诉民众他们受到了攻击，让和平主义者显得没有爱国心，让国家暴露在 危险之中。这个策略在任何国家都一样 ”发生在精神领域的人质政治就像库斯图 里卡导演的影片《地下》中的革命人质，军火贩子马可只要挑几个日子在楼上拉响 警报，黑仔们便相信贝尔格莱德正受到纳粹的攻击，心甘情愿地龟缩在地下室里， 一边同仇敌忾，咒骂“狗日的纳粹”，一边加紧生产复仇的枪枝弹药，为这个诈骗 犯与绑架者当包身工、贡献生命与利润。
在网络传媒的聚光灯下，绑匪成为“一群人的多数”。值得庆幸的是，从反战 到反绑架，世界还有另外一极。这是‘多数人的多数”与“一群人的多数”对 垒 ， 是生活之网与政治之线的搏杀，是多元化背景下的团结对绑架者的围追堵截。历史 证明，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都不能绑架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拥有“多数人的多 数”。人类的幸福与安宁，将诞生于所有去除“人质政治”的努力之中。
骚乱面前，人人平等
生命无价，两个孩子的意外死亡，引起巴黎郊区持续十天的骚乱。路透 社的消息说，愤怒之火已经蔓延到斯特拉斯堡、图卢兹和雷恩等外省城市。 昨天，圣丹尼斯的几千居民开始静默行走，以此抗议暴力。
几年来，虽然我不曾遭受法国青年们对政府或对社会那种所谓“报复”， 但是这场持久的骚乱难免让我想起自己在巴黎的一段经历。
今年三月某天，巴黎的中学生示威游行，抗议拉法兰政府的教育改革。 当天下午，我乘坐地铁去示威现场采访。刚走出共和广场地铁站，一位女路 警劝阻我不要去转角的大街上去，因为那里情况很糟糕。当然，我还是坚持 过去了。对于一位新闻记者来说，没有比见证更重要的事情。
博马舍大道上热闹非凡。跟着学生队伍，我一边随机采访，一边拍照。 应该说，我在法国见证了无数场游行示威，但是这样混乱的场面的确是第一 次看到。街上的学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是游行，他们喊着口号，反 对政府；另一部分则是“游跑”，他们在队伍里或人行道上狂奔，抢东西、打 群架。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群人拿着棍子，装扮得像切？格瓦拉，像红卫兵，
戴着红袖章，追打三三两两的学生。据有经验的巴黎人讲，这次来了许多郊 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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