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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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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那就成了老旦了。可是，我经常接到各地观众的来信，希望我到他们那 里去演戏。”说到这里，梅兰芳将四川观众的来信递到了费穆手里，接着说：
“大家这样盼望看我的戏，而从我这方面来说，从师友那里学来的东西，加 上我自己多少年来刻苦琢磨出来的一点小小的成就，也使我希望自己能够到
各处走走，让大家都能看到。但目前的情况是：第一，交通不便，行动极为 困难；第二，中国地方那么大，不可能都走遍。我每想到这些，心里就觉得
不安。所以很想拍一部电影，使许多远地方的人，也能从银幕上看到我的戏。 这是我的心愿。我刚才说有兴趣拍电影，就是这个意思。”
费穆看他兴致来了，反而将了他一军：“您的志愿很好。但这件事是多 少带有冒险性质的，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听到“冒险”二字，梅兰芳不由得感慨起来：“我一生在艺术上做过许 多冒险的事。像一九三○年到美国旅行演出，临上船的时候，接到一个朋友
从纽约打来的电报，电报说，此间经济不景气，股票大跌，请缓来。我经过 一番考虑，便把这封电报丢到火炉里去了。除了一两位老朋友知道这件事之
外，我对剧团的同仁根本没有谈起，第三天就上了邮船，所以拍摄彩色影片 的事，我决心要做就不怕冒险。”
就这样，事情定了下来。 两个星期之后，经过了有关人员的几次讨论，一致同意将舞台剧《生死
恨》改编后搬上银幕。于是，在原有剧本的基础上，经过了一些适度的增删 裁剪，将舞台剧的二十一场改为十九场：序幕、被掳、磨房、逼配、洞房，
拷打、诀别、潜逃、鬻婚、尼庵、夜遁、拜母、遣寻、夜诉、梦幻、遇寻、 宋师、重圆、尾声。
在这十九场戏中，有保留、有修改、有删节，也有增写的。改编的原则，
是为了适应电影的需要。 剧本整理好之后，布景的运用方面又产生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
完全照舞台实况记录下来，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根据银幕需要来增设实 景。在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无法统一的情况下，梅兰芳只好向费穆建议：试
拍两组镜头，然后根据效果再决取舍。比较的结果是，实景在色彩和画面构 图方面都比舞台装饰看着更令人舒服些。
布景问题解决后，大家又对录音、表演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而妥贴的安排， 导演分镜头的工作也基本完成。于是，《生死恨》彩色影片于一九四八年六
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当时最好的摄影棚——位于徐家汇的原来“联华”三厂的 第二号棚内正式开拍。
那天夜里，戏剧界、新闻界、文艺界的许多朋友都来到摄影棚里进行参 观采访。耀眼刺目的水银灯下，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四周虽然罗列着巨
大的冰块，但还是抵不过天气的炎热，人们一边摇着扇子，不断擦拭着脸上 的汗珠，一边紧紧盯着拍摄现场。
摄影棚里已经搭好了三处堂景。按计划，先拍“洞房”一场的镜头。
“洞房”的内景是墙边立着几根木头，地上堆着几捆柴草，正面墙上有 一个窗户，月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靠窗的位置上，有一张白木桌，上面摆着
一对红蜡烛台，还有一些板凳、床板等家具。这时，梅兰芳已化装完毕，正 等待着开拍。只见他梳着大头，点翠头面，藕荷色的褶子，白裙子，脸上的
粉彩也根据电影化装师的要求进行了淡化处理。
随着一声“开麦拉”的命令，演员们便跟着镜头表演起来。从晚上九点 钟进棚，一直到天亮才结束。近十个小时的连续工作，演员们一个个累得精 疲力竭。
梅兰芳正在卸装时，费穆走了过来，冲他竖起了大拇指：“电影界的同 仁们在参观拍片时都说，梅先生并不是专业的电影演员，但摄影机一动，他
就进到戏里去了。这就是在电影演员里，也是难能可贵的。”梅兰芳谦虚地 笑了：“拍电影我经验不多，还得请各位指点。”
第二组镜头，拍的是韩玉娘从尼姑庵逃出来的一场戏。舞台上的表演本 来是唱〔流水板〕走圆场，连摔带跌下场。导演认为这对电影表现来说并不
合适，他在绘制的山水布景前面，立了几棵立体的树，画出路线，作为在树 林里行路的规定情境。梅兰芳试走了两遍后，便正式开拍。谁知在开拍时，
梅兰芳已快走完应走路程了，嘴里唱腔还没唱完。梅兰芳急中生智，临时绕 了一个小弯，恰好与唱腔和锣鼓经接上。拍完这组镜头后，费穆跳上布景的
石坡，对梅兰芳说：“你刚才这一手，来得真机变。我看你绕弯的时候，怕 你走出画面去，吓了我一身冷汗。谁知居然恰到好处，顺利拍成，不遵照导
演指定的地位，而能完成这个镜头，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夜诉”是《生死恨》中最重要的一场唱工戏，〔二黄倒板〕、〔摇板〕、
〔慢板〕和〔原板〕等一应俱全。可是舞台上的道具却很简单，只有桌上的 一盏油灯，韩玉娘也没什么动作，只是坐在椅子上，对着手摇小纺车，边唱
边纺。为了适应银幕真实感的需要，费穆特地从织布厂借来了一架老式的织 布木机，面对如此巨大的织布机。梅兰芳不由得嘀咕起来：“该不会因它而
妨碍动作吧？”谁知费穆把这一难题又推给了梅兰芳：“身段方面，需要您 来创造，以您的舞台经验，是可以突破成规加以发挥的。”
回到家里后，梅兰芳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就躺在廊下的藤椅上静静地琢
磨起身段来：织布机体积庞大，当然不能坐在那儿对着它唱，一则挡脸，二 来也无法做身段。只能围着它连唱带做，进行模仿表演，突出手势和面部表
情。导演曾经说过，气氛不能过于虚假，因此手势和动作又必须以真实的纺 织姿势为依据进行再创造，使观众既有真实的感觉，而又是从生活中提炼出
来的舞蹈化动作。
打好腹稿后，梅兰芳来到了花园的草地上，开始进行身段和动作的创造 和练习。心里勾画出一架织布机的轮廓，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权作织布用的
梭子，一会儿比画着来回穿梭的样子，一会儿做出推、拉、按等种种织布手 势。梅兰芳一边哼着唱腔，一边揣摩着各种身段，越做越高兴，竟然忘记了
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已到了黎明时分。做饭的大师傅起来烧水，看见梅 兰芳一个人在草地上转来转去的，就笑着和他打招呼：“天都快亮了，您还
练太极拳，不怕出汗吗？”
身段想好了，心里很痛快。梅兰芳回到房中，洗了一个澡，一躺下就睡 着了，而且睡得十分香甜。晚上十点钟以后，梅兰芳赶到摄影棚，开始拍摄
这一组镜头。昨夜预先设计好的身段，大部分都用上了。织布的梭子成为梅 兰芳得心应手的舞蹈道具，而庞大的织布机身，不仅没有妨碍梅兰芳的表演，
还给他提供了更好地发挥传统艺术的机会。几年之后，当梅兰芳再演《生死 恨》时，看到舞台上的小纺车，还不禁想起拍电影时所用的真织布机和那些
下工夫想出来的身段呢。
从夏初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底，拍摄工作才算基本结束。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费穆请大家到愚园路的柳林别墅去看全部《生死恨》
的样片。这部承载着许多人高强度劳动的样片，就色彩而言，虽然与当时的 一般彩色电影相比还有些距离，但就他们当时现有的技术条件和设备水平来
看，也就不容易了。一位朋友十分欣赏地说：“我感到这部影片的色彩，含 有我国古瓷古画的意味，倒也能表达民族风格。”
又隔了一段时间后，电影公司又来通知：拷贝从美国寄回来了，要梅兰 芳等人去卡尔登电影院看试片。
梅兰芳满怀着欣喜前往，但第一幕一放映出来，就不由得大失所望了。 颜色走了样，红的不够红，蓝的不够蓝；人像有时模糊不清；而录音方面更
糟，金属乐器如小锣等的声音竟是不稳定的，唱腔有时也颤抖不稳，口形与 声音有时竟没对上？？梅兰芳越看越生气，真想把这部片子一下子扔到黄浦
江里去。勉强坚持看完后，梅兰芳没有好气地对费穆说：“我们这部片子， 是以彩色号召的，现在颜色走了样，如果拿出去公映，对观众没法交代，只
有坏的影响。美国电影厂太不负责，我们的底片是很鲜明的，怎么会弄成这 种样子！我主张不发行。”
看到梅兰芳如此烦恼的样子，费穆也就没多作解释。 这天晚上，梅兰芳一夜没睡。 第二天下午，许姬传来到梅宅，代表费穆向梅兰芳进行了解释，并诉说
了许多洗印拷贝和画面剪接方面的苦衷。 由于拍摄影片时所用胶片是只供家庭和俱乐部放映，或在旅行时拍照风
景片的十六毫米的“安斯卡色”，美国方面只有将它拷贝成三十五毫米的片 子后，才能适用于电影院。小片放大，颜色自然就变淡了。
而画面和声带对不上的原因，是由于电压不稳定，从而引起了录音机和 摄影机两个马达速度的不平衡所致。幸而当初拍摄时同时拍了 A、B 两条画
面，原想一正一副接两部片子的，为了救急，只好两条并成一条了。费穆把 自己关在家中，闭门一月，一字一句地对录音，一寸一缕地接胶片，终于对
准了口型，使声影同步了，但镜头方面的零乱却无法兼顾了。后来底片拿去 印拷贝的时候，有一段片子像鱼鳞一样，外国的技术人员看了大吃一惊，还
以为是二十世纪最新的剪接方法呢！
梅兰芳经过了一番全盘考虑后，还是顾全了大局，不再坚持不发行的意 见了。
迎接曙光
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的两年期间，正处于国民党节节败退，共产党步 步前进的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一面与共产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签 订了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双十协定”，一面对解放区进行武装军事进
攻。然而，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孟良崮战役，国民党都一败涂地。接着， 一九四八年秋冬之际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共产党更
是以摧枯拉朽的军事攻势，导致了国民党根本性的惨败。
国民党政府开始向台湾逃亡。大官僚、大资本家、大地主们也纷纷追随 前往。而一些文化界、艺术界的名流，也因种种情况，想方设法，离国而去。
梅兰芳也面对着两种抉择。
“向来不关心政治”的梅兰芳却偏偏总是被政治所关心。 不关心政治，不等于不辨是非。生活中的梅兰芳有他明确的为人处世原
则。 萧长华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畹华的高尚品格》。在这篇文章
中，他深有感触地提到：“要说畹华的为人处世，那是秉承了梅氏家风的。 他祖父巧玲先生一生就是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对同业中任何人都是忠厚相
待，诚心以见，台上最有戏德，甚得人们的赞佩。这种关心同业生活困难的 美德，影响了后来的畹华同志。”
多少年后，梅兰芳在他所写的自传中，曾提及他的祖父梅巧玲对他的至 深影响：“我的祖父梅巧玲是满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名演员。在那个时期，
戏曲演员是被人看不起的。我祖父一生为人有行侠仗义的作风。他对同业和 朋友们的帮忙，常常是牺牲本身的利益去替别人解决困难。这类事情很为人
们所称道。我的父母去世很早，我祖母和姑母把我祖父的为人行事讲给我听， 我受了感动，立志要学我祖父和一切好人的样子，要长进向上，不敢胡来。”
梅兰芳自己也把帮助京剧界的同仁解决经济困难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曾多次以自己的这种行为教育、告诫子女：“除了平时给他们接济安排生
活以外，我到了旧历年，就要为他们组织一场义务戏，那就是所谓的‘窝窝 头’会。我总是与各班的演员联合一起亲自参加演出，把收入分发给贫穷的
同行，让他们安度年关。如果我不在北平时，在外地也要专场为北平的同仁 们演出，然后把所得的款额全数寄回北平周济他们。”这里有一封信，是梅
兰芳将一次义演所得款项的分配委托萧长华代理时所写的，时间是一九四八
年六月三日。 长华先生大鉴：
久未通信，想您身体安好？兰芳此次天蟾出演，嗓音似比去年好一点， 上座也好。五月二十三四两日在天蟾为上海伶联会和北平国剧公会义演两
日，每会应得二亿九千六百八十九万六千元。此款已于前日由新华银行汇平， 暂存曹经理处，并加升水七千四百二十二万四千元，共计三亿七千一百一十
一万二千元整。尚有娱乐捐一亿六千二百一十三万七千元，此款因财政局免 捐事迄未批准，候财局批准后领回，此款当即汇平，所有清账候春林回平带
上。已汇北平之三亿七千万款项，应如何支配，请先生费神，到会召集主持 诸位商量，兰芳对此并无意见。再此次义演，北平来沪梅、杨两剧团完全义
务，特此奉闻。专此即请道安
梅兰芳拜启 六月三日由这封信可以看出，梅兰芳对承担同业的经济负担是当仁不
让，极其认真的。而在平时，梅兰芳对自己剧团的同事，更是关心得无微不 至。不论是演员、伴奏员或是后台工作人员，谁在生活中遇到了经济上的困
难，他都会在背后解囊相助。或是私下里塞过去一个小包，轻声说：“您留 着喝点茶吧。”或是在与人握手时，将钱塞到对方手里。对于体弱多病的老
年同事，他必定亲自前去探望，给予安慰，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将事先包好的 钱塞在他的枕头底下。
这些事情，他从来没对别人说起过，但是却经常传诵在那些受惠之人以 及许多同行的口头上，才逐渐为人们所了解。
梅兰芳急公好义的品格，不仅表现为对同行们的一片赤诚之心，而且表 现在他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上。早在一九一七年，他还在桐馨社、春和社
搭班演出时，就曾和谭鑫培一道，为福建赈灾进行过多次义演，其演出收入 都悉数捐给了福建灾胞。一九二三年，日本东京发生了空前的大地震，引起
熊熊烈火，将东京部分市区顷刻间化为灰烬。梅兰芳得知后，率先举办义演， 把全部收益约一万元捐给了日本的救济事业。一九二九年，梅兰芳去兰州演
出时，正赶上闹饥荒，大批百姓生活困苦，生命危在旦夕，梅兰芳便在兰州 设了几处施饭场，赈济受灾饥民？？
梅兰芳天性宽厚善良，再加上他小时候曾经过贫苦生活的锤炼，这些使 他对劳动人民的贫困和不幸，充满着感同身受般的理解和同情。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一家小报的广告栏中出现了“艺人梅兰芳卖画”的 字样。这显然是冒梅兰芳之名而为自己赚钱的一种恶劣行为。梅兰芳的朋友
们十分气愤，纷纷准备去那家小报兴师问罪，并打算找到这个冒名者，狠狠 地教训他一顿。是梅兰芳劝阻了他们。他告诉朋友们，这个冒名者想赚钱不
假，但通过卖画来赚钱，想必还得真有点“玩艺儿”才行，估计也是个读书 人，只不过命运不济罢了。梅兰芳嘱咐他们先从侧面了解一下冒名者的来龙
去脉，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经了解，那人的情况，与梅兰芳预料的几乎一 模一样。梅兰芳让朋友们送了一些钱给那个冒名者，那人感激涕零并谢罪不
迭，一桩公案至此了结，而梅兰芳宽厚仁爱的品格，却在朋友们中间长久地 流传。
当然，梅兰芳的乐善好施，也是有原则的。梅葆琛在《怀念父亲梅兰芳》 这部书中曾回忆起梅兰芳在这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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