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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未解之谜全记录-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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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的艰苦研究，考古人员确认这些物品是陶器制作和使用鼎盛时期的产物，基本断定这是一处沉入湖底的秦汉时期的城市遗址，并很自然地把它和“陷巢州”的历史传说联系起来。
关于巢湖的形成，虽然有多部史料记载它是在秦汉时期，但这些记载都是只言片语。居巢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侯国，在探寻这一古国时，始终有一些难解之谜，这些谜似乎都和它的神秘消失有关。首先，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不确切。有人说在巢湖，也有人说在桐城，还有人说在寿县，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说明它的准确位置。其次，是在汉代以前在多部史书里都提到过“巢伯”“南巢”“居巢”这一诸侯国，但是在汉代以后和“巢”这座城市相关的人和事的记载却很少，这一现象表明了它的社会地位已经大大的下降了，或者是消失了。结合巢城这几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一地区文明发展曾被中断过。汉代以前的出土文物反映出这是一个政治强大、经济繁荣的地区。如北山头战国皇族墓，出土了很多十分珍贵文物，放王岗汉代吕柯墓曾获全国考古十大发现提名奖。无论是在规格上还是在规模上，在全国范围已出土的同时代墓中都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在汉代以后，却看不出这种社会发展的延续性。高规格的墓葬和遗址几乎没有发现。对巢湖形成，以及居巢国的探索，过去一直都停留在以古籍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范畴内，这次偶然的机会使现代考古学介入其中。湖底这一古遗址的发现，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史料记载有关“陷巢州”的故事的可能性。大量的陶片和古人生活的遗迹，告诉我们在八百里浩瀚的湖面下，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当然这一处遗址是否就是历史上的居巢国，湖中还有没有其他遗址存在，它是因水位上涨而淹没的，还是由于地面下沉而陷落的，只有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古发掘以后才能知道。
3。三星堆之谜四川广汉南兴镇北，古老的马牧河在三星堆村形成月牙般弯道———月亮湾，河南岸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此即清《嘉庆汉州志》记载的“三星伴月堆”。这里就是古蜀先民生息繁衍之地———闻名中外的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是一座无论规模、布局还是建筑工艺都令人吃惊的古城。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2千米，南北宽2千米，面积约3。5平方公里，估计当时城内居住人口应在3至5万之间。而城墙墙基宽达40余米，顶部宽约20米，可容5辆桑塔纳轿车在城墙上并排行驶。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1929年的一个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一块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大片房屋遗址并进行了航拍。但真正使三星堆名扬四海的则是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国宝重器的出土，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1989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系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这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同时，三星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其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3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有一件，但在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很少工具类的文物出土，当时也缺乏比玉石更硬的金属，那么这些玉器是如何加工的呢？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四川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510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有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三星堆文物中，有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共分3层，有9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从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作为集群展现的稀世之珍，而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因三星堆而成为信史，史载在蜀地先后称王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三星堆最为繁盛的时期大抵属鱼凫王时期，鱼凫，即俗称的鱼老鸹。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鸟及鸟形器，其喙部多有如鱼鹰者，很可能就是鱼凫的象征或其族徽。另外，三星堆除了没有发现可识读的文字，已建立了城市、产生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器，并有了大型的宗教祭祀场所，这些都是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因素，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两坑本为祭祀的产物，三星堆的三个土堆亦很可能是人工夯筑的祭坛，三星堆盛行诸神崇拜并以太阳神崇拜为主神崇拜，如此大量的充当商品流通媒介货币的海贝，象征财富的象牙等等，都表明了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已具有较为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相对稳定独立的政治地位。一句话，古蜀国的源头及其中心，因三星堆而得到确证。三星堆文物魅力无限，内涵丰厚，极具吸引力和震撼力，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属世界文化遗产范畴。然而，三星堆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1。古时祭祀坑多为五个一起出现。在三星堆发现的两个坑若确实为祭祀用坑的话，还会有第3、第4、第5个坑被发现吗？会有历史更古久、更精美、更令今人难以理解的文物出土吗？2。三星堆古蜀已建立了城市、产生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器，并有了大型的宗教祭祀场所，这些都是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因素，但出土物中没有可称得上文字的符号———“铭文”，真难以想像在没有文字的社会环境中，古代蜀族居然能创造那样高水平的物质文明。3。三星堆的奇异人物造型，如纵目人面像，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古代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形象，这会是天外来客的外形吗？或者这些东西是用于天人相通的器物？或者它们就是天外来客的遗存物？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面对这些造型诡异的青铜器，人们对此的感觉是“不像蜀人”。专家们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是来自其他大陆的“老外”。因为对照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具青铜像等文物来看，与其他大陆的文明有很多512相似之处。人们确实有理由设想：既然在一万年前，亚洲先民就可以远涉另一块大陆，那么四千年前的三星堆古蜀国为何不能出现来自南亚乃至欧洲的“老外”呢？三星堆文明这种迥异于中原文明的独特气质无处不在证明，这是多种外来文化在三星堆“杂交”的结果。4。玉、石器主要堆积在东北角，尤其是玉璋和戈，在出土的器物上都有被火烧烟熏的痕迹。许多变形、残损的铜器、玉石器，除一部分是由于在填土过程中打夯挤压所致外，有的是被火烧坏。还有大部分是入坑前当时人们在进行某种活动时而损毁。如有的铜器一侧或一端烧变形呈半熔化状态；有的玉石器被打碎，出土时残断部分位于坑内不同部位，有的甚至分为五处；有的拆为两段而重迭在一起；有的端刃或柄残断了，发掘时将填土进行筛过，也未发现残缺部分。这显然是器物在入坑前就残损了。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将一件件国之重器先破坏再埋掉？5。两个藏物坑不是同时填埋的，据C14测定，一号坑早于二号坑100年左右，但是，两个坑的距离只有20多米，两坑方向大体一致，若以一号坑倾倒器物的中央坑道为主方向，则一号坑为北偏西45°，二号坑为北偏西55°，均对向西北方的高山。6。将出土青铜器进行检测，在所有的样品中均未发现锌的存在。自然界中单一的铅矿很少，铅和锌往往是伴生在一起的，冶炼铅常用的矿石也称为铅锌矿。因此在使用了铅的合金中，往往都会发现微量锌的存在。在三星堆青铜器的成分分析结果是：微量锌是不存在的，在全部样品中未发现锌的踪痕。这表明：蜀人使用来冶炼青铜的铅矿可能不是通常使用的铅锌矿，而是无锌伴生的铅矿，这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冶炼青铜的原料之一———铅矿的产地是不相同的。但这样的铅矿在四川没有被发现，古蜀人如何能得到它？7。三星堆文明又为何突然从成都平原消失？对于这座东方巨城突然消失的原因，专家们认为，三星堆毁于一场大洪水。从三星堆古城布局看，当时的三星堆很像今天的成都，北邻鸭子河，马牧河由西而东贯穿全城，三星堆的古蜀先民“择水而居”的理念成就了它的繁荣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尽管三星堆尚有许多未解之谜，但伴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影响与日俱增，对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深入，谜底终有揭开的一天，神秘梦幻的三星堆古蜀国亦终将再现于世人面前，三星堆文物也必将以其无穷的魅力，闪耀出迷人的光华。
4。湮没在历史迷雾中的城堡查里。特克思尔是一个法国的建筑师、艺术家，也是一个文物古董商。他于1834年到了安纳托利亚，这是爱琴海东边一个很大的半岛，今天为土耳其的领土。安纳托利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交通要道之一。它的东边是亚洲，西边是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南边是美索不达米亚，北边是俄国的大草原。几个世纪以来，军队的铁甲在安纳托利亚平原上南征北战，商旅的队列在这里横贯东西，世界在这里汇合，文化在这里交融。像其他的文物古董商一样，特克思尔来土耳其的目的是寻找那些希腊和罗马历史里曾经有过记载的地方。他不辞辛苦，最终来到安纳托利亚的北部中心地区，一个叫巴卡科依的小村。当地村民们告诉他，巴卡科依村后的山边有一座废墟遗址。特克思尔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山边。他惊呆了，废墟的规模和宏伟远远超过特克思尔的想像。古城废墟的城墙大约圈地300英亩，部分古城墙仍然挺立着，有两条非常宽大的马路，一条有一对石狮守卫，另一条路旁守候着一个石刻的狮身人面像。村民告诉特克思尔附近还有另外的废墟遗址，并带领他沿着一条山道朝东北方向走去，一个小时后，特克思尔望见前方隐约出现了高大的石灰岩山头；再靠近些，他发现石灰岩山头上出现深深的天然裂缝，沿着这些裂缝进去，里面竟是巨大的房屋。特克思尔发现高大的石墙上刻着几十个男男女女的图像，看上去像是国王和王后，以及仙子和仙女。村民们告诉特克思尔，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之为亚塞尼卡亚，意思是“有雕刻的岩石”。知识渊博的特克思尔确信眼前的废墟遗址决不会是罗马人留下的。这里的建筑跟罗马帝国时期的建筑没有关系。究竟是谁在巴卡科依和亚塞尼亚卡创建了这些建筑并雕刻下了壁画呢，当时仍然是一个谜，为了解开这个废墟之谜，几位科学工作者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岁月，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有关这个古世界的线索开始浮出水面。1872年，一位名叫威廉。莱特的爱尔兰传教士从叙利亚城哈马得到五块带有雕刻的石头。莱特本人并不懂这些符号，期望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们帮助破译石块上的符号。他认为它们可能是一个被称之为赫梯人的神秘民族雕刻上去的，赫梯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以至于有的学者怀疑历史上这个民族是否真正地存在过。1879年，一位名叫阿其波尔德。舍斯的英国学者把特克思尔在巴卡科依和亚塞尼亚卡拍下的照片和哈马石头的照片做了比较，发现两处照片上的符号有相同之处。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研究亚述和埃及文明的科学家从文献中找到了有关汉梯人文明的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原形些线索。舍斯认为这些汉梯人可能就是在巴卡科依附近修建山顶城堡的民族。最终，打开赫梯人秘密大门的钥匙在千里迢迢之处的埃及被发现。1887年，在埃及一个叫阿玛拉的村子里发现了许多有楔形文字的陶碑。这些陶碑是公元前14世纪统治埃及的法老阿克亨利的记录。文字中有许多处提到过汉梯人，即赫梯人。几乎所有的陶碑都用一种19世纪学者都很了解的楔形文字所写成，然而其中的两块陶碑却是用一种没人知道的文字所写的，这可让研究这些陶碑的语言学家和历史语言比较学家大伤脑筋。1893年，一位名叫欧内斯特。强塔的法国人类学家在巴卡科依发现了两块陶碑，上面刻的楔形文字跟阿玛拉发现的那两块陶碑上无法破译的楔形文字相同，他的这一发现将古埃及文明与在巴卡科依修建城堡的那个文明联系了起来。到了1905年，巴卡科依发现的陶碑中的一块被送到德国柏林大学专门从事巴比伦和亚述楔形文字研究的专家雨果。温克勒那里，温克勒猜想这可能就是赫梯人的语言。他于1906年开始了在巴卡科依的考古挖掘工作。1906年8月20日这一天，温克勒终于找到了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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