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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的罪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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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更多的情况。
“这很难解释。”我对罗宾森说，“她看着这个孩子时的样子。像是看透了他的心。她的情感是那么强烈、那么真诚，我从来没想过她会这么擅长和小孩子沟通。所以，当她展现出这样的一面时，我震惊了。”
我觉得她越来越神秘了。她就像是某个印度教里的女神，蕴含着造物主的全部情感。卡洛琳通过她的言行举止、一颦一笑，打开了我内心一条狂野奔涌、充满情欲河流的闸门，而她对这个可怜孩子的温柔照顾则把我拉过了那湍急的河岸，让我的全部情感都在融化、在呐喊，比性的冲动更加深刻、更加震撼。当她用温柔真挚的语气，朝受过伤害、有点迟缓、可怜的温德尔靠过去时，我已经完完全全地爱上了她，无论这爱让我如何后悔。
这是一种疯狂的爱，一种绝望、执着、自欺欺人的爱，一种最真实的爱，不考虑未来、只陶醉在当下的爱。
有一天，我跟马丁利说起了卡洛琳和温德尔的这种相处方式。“这很了不起，对不对？”我问，“很神奇，无法解释。”我想听到他对她的赞美。
但马丁利显然把我的问题当作了纯医学的咨询，好像我是在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他若有所思地抽着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他说，然后，他的表情变得很复杂，我想，他可能是觉得他的答案会让我生气，或会对他产生误解，但他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我相信。”他说，“是在某个很细微的方面，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庭审进行得很顺利。麦克加芬太太的代表律师是桑迪·斯特恩。他是一个阿根廷裔犹太人，很绅士，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温柔的口音和修剪整齐的指甲也很完美。作为辩护律师，他总是彬彬有礼，又一丝不苟，于是，我们也决定根据他的低调风格行事。我们摆出物证，请了多名医生作为人证，还拿来了温德尔的体检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检方就下场了。斯特恩上场，他叫来一位心理医生，医生作证说科琳·麦克加芬的本性其实非常温和善良。然后，斯特恩又打破辩护的常规，让被告自己出庭，她当然否认了一切，然后她的丈夫又来作证，声泪俱下地说起了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夭折，还坚持说他当天目睹了温德尔自己摔下去的全过程，他说他妻子对儿子的爱是全心全意的。一个高明的辩护律师总是会用隐晦的方式向陪审团传达信息，这条信息可能是带有偏见的，或不适合直接说出来的，当黑人受害者指认白人被告时，它可能就是一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恳求，而现在，它就是一种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斯特恩是想让陪审员们知道，科琳·麦克加芬的丈夫已经原谅了她，如果他都可以原谅她，那为什么陪审员们就不可以呢？
大概是对工作的专注给了我一种逃避的途径，我发现，只要是在法庭上，我就可以基本控制住自己不去想卡洛琳，我很喜欢这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方式。当她来到我身边时，我才会猛然醒悟，甚至惊讶自己的控制力。但这样的意志力是有沉重代价的，一出法庭，我就基本无能为力了。在询问证人、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我都必须努力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她，拜托，现在不要再想她了，但还是想她。我仿佛是在一种恍惚的现实中行动，在各种炫目的虚幻间摇摆，在时时强烈的自责中纠结，而当她出现的时候，我又只能呆呆地看着她，毫无办法。
“最后。”我告诉罗宾森，“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她办公室里加班。”温德尔的案子快要结案了。戴瑞尔又出庭作证了。老实说，这个男人一副软弱哀怨、没法面对现实的样子很打动人。卡洛琳马上要对他进行交叉询问（交叉询问是英美法系庭审时对证人的一种询问方法，是一方律师对对方证人进行的可诱导性的询问。——译者注），她非常兴奋。这个案子很受媒体的关注，每次开庭，法庭里都挤满了记者，好几家电视台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有相关的报道。而交叉询问本身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因为它需要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巧的技术：我们必须削弱戴瑞尔作为一名证人的可信程度，但又不能对他进行人身攻击。陪审团会同情他，因为，毕竟他是在努力挽救自己破碎的家庭，而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去做的。所以，卡洛琳在一直思考要如何进行这次的交叉询问，她在我面前，把所有的问题不断演练、反复修改。她穿着丝袜和长长的套裙，每次在很窄的地方转身时，裙子就会轻轻地转动起来；她一边轻快地迈着步子，一边反复琢磨着最恰当的语气和要询问的问题。
“办公桌上是我们晚上吃的快餐的盒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档案记录。例如戴瑞尔上班的出勤表，这些表格表明他的工作很忙，不可能完全清楚家里所发生的情况，还有孩子的医院体检结果，孩子的老师以及他一个阿姨的证词，我们正对每一个问题反复推敲。‘不，不，语气还要温柔一点儿，再温柔一点儿。麦克加芬先生，如果温德尔把自己受的伤给了学校的老师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吧？像这样。或者可以再问三个问题：你认识贝弗莉·莫里森吗？如果我告诉你她是温德尔的老师，你会不会有点印象？你知道莫里森老师在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已经和你妻子讨论过温德尔的身体状况了吗？’”
“温柔一点儿，她说。”
“是，温柔一点儿。”我说，“别离他太近，别在法庭上走动太多，不然看上去会有点怒气冲冲的感觉。”
“卡洛琳很兴奋，她把手从桌子上伸过来，举得很高，抓住我的两只手。”
“这一次询问会非常顺利，她说，然后，她用深绿的双眸盯着我，时间有那么一点儿长，长得让我刚好知道，我们已经在那一瞬间远离了手头的案子。我突然开口了——在那之前，我一直都没有那么大声说过话——但突然，我就开口了，我觉得自己很虚伪、很可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卡洛琳？’她笑了，就那么转瞬即逝的一个微笑，却散发出令我眩晕的光芒，她说‘现在还不行’，然后，她又回过头去研究交叉询问的问题去了。”
“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那天晚上，我坐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到尼尔林，我坐在黑暗中，一路沉思，街边不时掠过的路灯间或照亮着我的脸，“现在还不行。”我难道还不明白吗？我明白了。
但至少，我们之间确实是有点什么。我渐渐意识到这次交流的重要性，它证明了我没有疯，我没有陷入自己的想象，我们之间确实在发生一些什么。我们说到了某些事，而我那种骚动、迷惑、不安的情绪也开始变化。我坐在公交车最后面的一排座位上，在黑暗中，开始渐渐清醒，我知道，我已经进入了一个真实的领域，我开始感觉到恐惧、纯粹的恐惧。
第七节
门外写着B工作室，我走进一个巨大的开放式场馆，像个小型体育场。这里的光线是淡黄色的，墙壁上也贴着黄色的瓷砖，看上去在隐隐泛光。这里像是奈特就读的小学：一排排的洗漱台，然后是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白色小木柜，显然是学生的储物柜，一个年轻的男孩正在窗户边的画架前画画。当然，我也曾经在这所大学待过很长时间，认真想一想，那些年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但我很怀疑我之前有没有来过这里的艺术中心，如果隔壁的礼堂不算艺术中心的话，那我应该是没有来过，倒是隔壁礼堂，巴巴拉以前有时会拉我来看话剧。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有点迷惑，自己怎么在这里。我认真想了想，还是应该派利普兰泽来里的，然后，我开口了。
“你是马蒂·波尔希莫斯吗？”
男孩从画架上转过头，脸上露出焦虑的表情。
“你是警察吗？”
“我是检察院的。”我伸出手，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马蒂把画笔放在桌上，桌上乱七八糟地放着一管一管的颜料盒，还有装着石膏粉的白色瓶子。他拿起衬衫的一角，擦了擦手，才同我握手。好吧，马蒂是艺术系的一名学生，满脸青春痘，满头棕色的小卷发、很多很密，衣服上到处是斑斑点点的颜色，长长的手指甲下面是各种颜料和泥土的混合物。
“他们说过，也许还有其他人要来找我。”马蒂告诉我。他是那种很容易紧张的孩子，大概是太想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吧。他问我想不想喝咖啡，我们便走到放在门边的咖啡壶旁。马蒂把两个杯子里倒满咖啡，然后又把杯子放下，在自己口袋里摸零钱。最后，我扔了两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到储钱罐里。
“是谁？”我们站在门边，吹着手中杯子里的咖啡，我开口问，“是谁说还会有人要来找你？是梅可吗？”
“雷蒙德·霍根先生，他说的。”
“哦。”然后是令人尴尬的沉默，和马蒂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尴尬的时候大概还会有很多吧。我对他解释说，我是被安排调查他妈妈谋杀案的副检察长，我是从学校班主任那里拿到他的课程表的。星期二，下午一点到四点，独立艺术工作室。
“我只是想来见见你，看你还有什么情况要补充的。”
“行啊！没问题，你随便问。”马蒂说。我们慢慢走回到他的画架前，他坐在窗户下面宽敞的窗台上。从那里，可以一直看到学校的外面，看到火车铁轨一直延伸着穿过市中心，像一道巨大而显眼的伤疤。马蒂就看着那个方向，我也看了一会儿。
“我不是很了解她。”他告诉我，“你听说过我的事吧？”他问这个问题时，眼睛飞快地转动着，我不确定他希望我说有还是没有。当我说我没有听说过他的事时，他点点头，把视线转开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他简单地说，“如果你想知道整件事情，我爸爸可以告诉你。你给他打电话就好了，他说他一定会尽力帮忙的。”
“他现在在新泽西州吗？”
“是！我告诉你他的电话号码。”
“卡洛琳和他已经离婚了，是吗？”
听到这话，马蒂笑了，“天哪，当然了。他已经和我妈妈，我是说穆丽尔，但我一直叫她妈妈，他们已经结婚十五年了。”
他把腿放到窗台上，一边说话，一边看着学校拥挤的建筑。在建议我给他爸爸打电话之后，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对我说起了自己的故事。他显然很不自在，两只手绞在一起，都快要绞断了，但他还是自顾自地说了下去。马蒂断断续续说出的这个故事很有现代社会的典型特点，他父亲肯尼斯是新泽西一个小镇上的高中英语老师，卡洛琳一开始是他的学生。
“我爸爸说她真的很吸引人。我觉得，她应该是还在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约会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应该是偷偷在交往。这不像爸爸的风格，完全不像，他真的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我敢打赌，他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压根儿都不认识几个女生。他虽然从来没有说过这话，但我敢打赌。我想，他们之间应该爱得轰轰烈烈吧。应该很浪漫，至少，爸爸觉得是这样的。”说到这里，男孩开始显得迷惑了。他对卡洛琳的了解显然很少，他连猜都不知道如何猜她的想法。
“她。”他说，“卡洛琳。你知道的，我妈妈，我的亲生妈妈。”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扭曲了起来，“爸爸叫她卡丽，她有很多兄弟，还有父亲，她母亲已经死了。我猜，她应该很恨她的家人，他们都相互仇恨。爸爸说，卡洛琳的父亲总是毒打她。能从这样的家人身边逃开，她非常开心。”
男孩突然离开窗台，朝画架走去，他的眼睛微微泛红，他眯眼看着画框，伸手去拿了一管颜料。他想一边和我聊天，一边继续画画。
他说，他也不知道父母到底为什么分开。当他出生的时候，卡洛琳正准备念大学，最后不得不放弃念书的机会，她很不开心。他爸爸只是说，那些日子一切都乱了套，而卡洛琳也开始放纵了，她另外找了一个男朋友。马蒂说，他是从爸爸的话里猜出来的，至于原因，爸爸倒是没有细说，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例如，她的丈夫，她所过的生活，让她不满意，让她不愿意再待在小镇上。
“我爸爸说，他们结婚的时候，她太年轻了，她不断成长，希望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并且也作出了决定。爸爸说一切都非常混乱。有一天，她突然就离开了。而我爸爸说，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他就是那种人，他总是说那样的话，而且是真心的。”
在这个儿子的描述中，他的父亲就像是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1894—1978，美国二十世纪早期重要画家，曾被《纽约时报》誉为“世纪最受欢迎的艺术家”，所画主题涵盖各个方面，但他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坦然纯真的孩童。——译者注）那样的人物，睿智精明、彬彬有礼，手上总是拿着眼镜和报纸。他会整晚在客厅里沉思，如果他是老师，绝对是那种会把学生放在心上的老师。我差点就告诉这个男孩，我也有个儿子，我也希望，有一天他能对我有这样的崇拜。
“我完全不知道是谁杀了她。”马蒂·波尔希莫斯突然对我说，“这是你来找我的原因吧？！”
我为什么要来？我也在想。我猜，是想来看一看她所隐藏的秘密，或者说，她不愿说出的隐情。是想进一步打击一下自己，告诉自己，我原本以为亲密无间的那段关系有多么虚伪。
“你觉得是她认识的某个人吗？”他问，“我是说，你们有什么头绪吗，有线索吗？”
我告诉他，没有。我大致描述了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没有上锁的门窗，还有那只玻璃杯。我没有告诉他，他母亲死之前被五花大绑，也没有说在她身上找到了精液。毕竟，这是他的母亲。但我却感觉到，这样的敏感和关心似乎没有必要。我甚至怀疑，马蒂脸上那种紧张迷惘的表情和卡洛琳的死并没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他似乎把自己当作这一切的局外人。
“卡洛琳曾经审理过很多强奸案。”我说，“有人认为可能凶手是其中的一个犯人。”
“但你不这么认为？”
“谋杀案往往并不神秘。目前，在这个市区里，一半的谋杀案都和黑帮有关。在其他一半的案子中，几乎所有的受害人都是和凶手相互认识的，其中又有一半是由于情感纠葛：婚姻维持不下去的，情人反目成仇的，等等。通常凶手和受害人在过去六个月中，曾经分过手，也就是说，凶杀的动机都非常明显。”
“她有很多男朋友。”马蒂主动说。
“是吗？”
“我猜的。有很多时候，她不想让我在她身边。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我听得出来，还有别人在那里，我总是搞不清楚她到底在干什么。我觉得她有很多秘密，你知道吧？”他耸了耸肩，“我是说，我原本以为我可以了解了解她，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爸爸一直不希望我来，但我觉得，应该还不错，我现在已经对上学没什么兴趣了。我在想，去一个地方念大学和去另一个地方还不是差不多。结果，我现在各门科目都不及格。”
“真的吗？”
“也不是每一科啦，不过物理我是真的弄不懂，真的学不会，肯定要不及格了。”
一个女生走进门，她身上穿的T恤印着一个什么摇滚乐队的世界巡演宣传画。她一脸聪明样，问马蒂有没有见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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