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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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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条破灭的道路,打碎了曾经的信念,越过故人的尸身。它讲述的是胜利的方式:在君子之战终结的地方,只有无耻者生存下来。

  如果您见过作者其人,或许会惋叹于这样的评价对他过分苛责。他在更年轻的时候有着更多的理想主义,但是某些时代,理想主义只能囿于理论,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只是有的人不那么坦然接受,因而为理想与行动的撕裂痛苦万分。

  【原文】

  如果把我从1945年3月到德国沦陷前的经历写出来,有些人是不会高兴的。

  阿登反击战失败后,西方联军越过莱茵河,苏联推进至波德平原。向谁称臣?这是个干系到权贵身家性命的大问题。

  狼堡在45年初被废弃,一周前措森的陆军大本营遭受严重轰炸,元帅杖和贴红军裤(总参军官制服独有的标志——编者注)回到本德勒大街,第若干次讨论仅剩百来公里的战略部署。

  那时美国第三军和蒙哥马利已经渡过莱茵河,苏联在中欧拉开一道从但泽到阿尔卑斯的漫长战线,德国残存的兵力该怎样部署?一夜之间,欧洲最卓越的陆军参谋部丧失了韬略,落着遮光窗帘的会议室里只有反反复复的讨论。

  作为安全局六处与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我间或列席总参的会议。“人人都在抢救生艇,怎么会有统一部署?”坐在我身边的人悄声说。他身量瘦小,缺乏情绪的眼睛笼罩在灰雾里。

  莱因哈特?盖伦少将是东线外军处处长,古德里安(装甲部队闪击战术创始人,720事件后代理陆军总参谋长——编者注)的耳目。他戴着簇新的将官肩章,M40版的军装则半旧。通常他只在总参谋长授意时提供一些情报,但今天却主动站起来,“如果西线的参谋官愿意赐教我一些细节问题,比如美第三军是在哪里渡的河,我将不胜感激。”

  长桌对面,一个戴着圆形眼镜、文气十足的军官接了话,“奥本海姆,前方是曼海姆。”

  “我记得……半个月前,第三军还在波恩附近的雷马根。”盖伦沉吟般地自言自语。

  “不错。”

  “请容忍我的无知,美第七军在哪里?”

  “从美因茨到沃尔姆斯一带。如果他们也在这里渡河,接下来的战争将在城市展开。”

  “他们先前是在萨尔州。”

  “是的……”

  “盖伦将军,”约德尔打断了东西两线情报官的会话,“我想您心里已经揣着一个不错的思路,不要顾虑,大胆说出来。”

  盖伦恍然从思维里拔起来,并没有说话。战略部署由作战局局长约德尔拍板,给出建议的则是参谋部,情报部门若有见解,只能以提供信息的方式予以暗示。他看看约德尔,又把目光递向他的保护人古德里安,良久后只说,“下官对战略并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只是出于对西线同行的关心。”

  “您对陆军情报系统的拳拳之心可鉴,可也要照顾别人为国尽忠的心愿呀。”约德尔大笑起来。

  会后我们走在人群的末尾,他压低的嗓音刚够被我听见,“您大概也发现了。”

  “美军的真正目标?”

  他咧咧嘴,算是一个会意的笑容。

  美第三军翻越阿登山后并没有直接突破莱茵河,而是在雷马根掉头向南走了两百公里,与从萨尔州北上的第七军在美因茨-奥本海姆一带会合。一河之隔是我的故乡法兰克福,但我得让思路回到正轨:

  这里有煤矿和钢铁、汽车制造、金融之都、泛莱茵—内卡的众多城市,是德国最富庶的地方。

  “所以美军不急着要柏林。如果是我,就把第一集团军从西线抽出来,放到东线。”盖伦径直往外军处的方向走着。

  第一集团军是整个西线的顶梁柱,抽走它无异于对英美打开大门。他在想什么?

  “您这是舐犊情深。”我假意说道。

  他用耐人寻味的目光打量我,“我不明白,您装傻有什么好处?”

  这番议论已经不再成为告密的材料,约德尔关心自己还能调集多少军队,古德里安想再谋划一个奇计,其他人想体面地投降。盖伦的想法是,“如何在美英联军从普法尔茨和巴伐利亚抽身北向之前,抵抗住苏联对勃兰登堡的进攻。”

  他说得很委婉,但这仍然是个把政权卖给谁的问题。

  “我这就回去了,您接下来去哪儿?”他在通往外军处的走廊拐角停下来,拿出罕有的关切,“还是去威廉大街?这个点钟应该还不会空袭,一会儿可就难说了。”

  进入45年以来施伦堡一直在威廉大街的外交部活动,寻求与英美的外交谈判机会。我定期向他汇报,但最近已经很难见到他了。这个告诉我间谍从不讲信仰的人,如今却假设德国仍是自己的筹码。

  “一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这句话原是他送给我的。

  盖伦不愿受施伦堡的挟制,他要另谋一条更隐秘的道路。这条路上也许有我,但那会是一条怎样的路?一旦我知道,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单位里还有一些事要我处理。您能派人载我到贝卡尔大街吗?”我两边都不选。

  汽车在贝卡尔大街的一排功能性建筑前停下来,褐色的外墙和样式普通的窗门将它隐蔽进环境里,丝毫不像一个中央衙署。我和一个总参少尉走了进去。他是盖伦派来确认我的行踪的。

  “我想您是荷尔施泰因人,别的地方的人很少像您这样坚定而又机敏。”我随口说道。他为我拉开车门的动作干净,如果一个人既有北方人的肃穆,又像南方人那样善于交际,多半是来自日德兰的海港。

  “我家在吕贝克。”他谈及家乡时下意识地抬高声调。那是汉萨同盟的旧都,砖红色的房子沿着运河铺开,而盟军在这里投下第一枚炸弹。

  “战后吕贝克也许会被英国托管吧,您的英文怎样?”我领着他走在空旷的过道里,紧闭的房门就像一座座墓室。

  他在斟酌词句,“元首不是说……要战至一兵一卒?”

  “那么这一兵一卒就该好好的想,该如何保卫从阿尔萨斯到但泽的这个国家。”

  我们来到档案室。这里藏有一切证据,日后让其占有者据以邀功,或落入敌手成为罪证,无疑是一个机构最秘密的地方。看守者是个戴着圆形眼镜的文人,他并非我的僚臣,但这种时候,人们关心出路远胜于升迁。

  “我奉处长命令在这里看点东西。”我对他说。

  “好的,好的。”他果然拿出钥匙。

  “您这就可以下班。如果您的上司问起,就说我让您去菩提树下大街78号,取一份绿皮书。”我让这句话停顿片刻,”不过那里也已经下班了。”

  “好的,好的。”他再次应承道,忙不迭地逃了出去。

  手感温厚的纸张在火焰里从边缘开始发黑,旋即淹没在残烬当中。这些档案记载着国外政治情报处的工作:它由帝国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授意创建,1939年施伦堡主导的文洛事件让它跻身欧洲一流的谍报机构,时间仅仅过去6年,现在它已不必存在。

  我把一些标着不同颜色的档案夹抽出来,每一份只留下提要:德国国防军反战派的英方接头人白斯特于1939年11月被捕,温莎公爵与希特勒的联系在40年牵成一线,共产主义的红色乐队全军覆没是由于其内部叛变,斯大林格勒围城战失败后,拖住苏联的是成为德国探子俄国俘虏,黑色乐队在1944年2月与军谍局一同垮台,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与西方的和解由政情处出面。——这些故事已经不需要主角,不久将任人评说。

  而这些档案涉及现代德国最有效率的谍报系统怎样运作,有哪些联络站,其关键人物是谁。情报系统是国家的耳目和神经线,若它们落入敌手,德国就会被套上辔头。

  “您不来保卫从阿尔萨斯到但泽的这个国家么,我可是在单兵作战。”我把一叠卷宗放到少尉手里。

  他有些忐忑。这些档案没有副本,其上均匀的灰尘暗示它久未被人翻阅誊写。很多人都想左右历史,但是当历史在你一扬手间化为乌有,人们又胆怯了。

  “……我想,如果您留下点什么,日后总会有用。”

  “盟军并不希望德国继续存在。”

  “那么您就更要……”

  他戛然而止,端量着自己是否逾越了应有的距离。我当然会活下去,我所知道的这些实情将成为德国情报系统重新建立的依据,但在这之前,高层们会偷取对方的底牌、互相告发、诽谤中伤、再毁尸灭迹,伴以丢车保帅。等到尘埃落定,胜利者才来招揽那些幸存下了的“车”。

  我该站在哪边?我的上司施伦堡已经不与我联系,我没有更可信任的上级。

  “我碰巧不太擅长乱世求生,我只是个专家。”我一笔带过。少尉太年轻,以为国家机构间无不通力合作,“但愿再见面时,我还没被枭首示众。”

  空袭警报拉响时,我们已经在地下室抽烟。他会如何向盖伦报告呢:加兰中校销毁了政情处的机要档案,只留下每份卷宗的提要,整个过程不过半小时。——没有政情处的帮助,盖伦的军队情报系统在战后能走多远?现在我可以睡个好觉,再向盟军自投罗网了。

  “你今年多大,刚过二十?”他蓝色的眼睛干净,即使惊愕时也很温和。“等到战争结束,会有属于你的时代。现在不要急于跳进来,水很深。”

  以前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为我所做的事痛心疾首。我没有像那个人对我那样长篇赘述,吕贝克人是很聪明的,会明白其中的轻重。

  1948年6月3日—6月5日

  (上篇完)

  ☆、逃亡之路(中)

  【原文】

  我在1944年4月走进美第七军位于达慕斯塔特的战俘营。和盖伦的推测相同,美军旨在占领德国西南和巴伐利亚,凭借其发达工业和富庶城市与东方对垒,并没有北上柏林。

  战俘营是仓库改建的,大量的士兵在户外餐风露宿。军官先被带到登记处,一个美国少校逐个摘下三股金银络的肩章,犹太人称金子似的掂在手里。佩戴四股银络肩章的人把登记表垫在膝盖上自己填,然后被带进仓库。尉官就被当作士兵对待了。

  一个校官在交肩章时指了指上面的蛇杖徽标,用英语说道,“我是个医生(doctor),我有博士(doctor)头衔。您能否为我安排单人间?”

  “没门儿,你丫肯定是个蒙古大夫,不然还又找个大夫?”登记官把他打发走了,其他德国校官哄笑成一团。

  我有一些掩护身份:某不知名化工厂的工程师、洪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国防军总参上尉,三本护照上的名字无不数典忘祖。我还有若干套军装,但那天我穿了党卫队制服,肩章下压着绿色的兵种色,好像这样能让自投罗网更完满。

  “我是武装党卫军兼警察中校海因茨?加兰,隶属帝国安全局国外政治情报处。”我这样概述表格上的内容。

  “又抓到一个盖世太保!”美国船长向同僚大喊,我被不由分说地铐了起来。

  “我不是秘密警察。”

  “你刚才就说自己是警察!”

  也许在美国,所有警察都是秘密警察。

  这里没有卫生设施,人员密集,疫病很快蔓延,加上粮食短缺和繁重的劳教,人口便“自然减少”了。(作者使用了纳粹处理集中营的犹太苦役的词汇——编者注)

  大约过了一个月,将官被吉普车带走,人们以为余下的人将被饿死。“不,他们是在跟我们谈判了。”我对一些肯和我这个杂牌军说话的校官说。这些职业军人素行高傲,但我读大学时比之傲慢得多。

  美军想控制莱茵兰,却发现单凭自己无法实现。我多少有一点他们所希望的信息,但我的上司施伦堡是否已经到了英国,是否仍会庇护我?现在摊出底牌,也许会被美军或自己人夺走——还不是思考去向的时候。

  很快我就知道这个想法多么天真。那些被带走的军官是被起诉为战争犯,我这个“盖世太保”也忝列其中。

  我被带到达豪集中营。这里的审判由美军主持,党卫军警卫旗从军长迪特里希到刚成年的普通士兵,皆因名目不等的罪行被判处极刑。作为非参战人员,我因为煽动阿登反击战而荣获死罪。

  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并未成为阶下囚,这是我在两年后知道的。

  与此同时,盟国四方主持的纽伦堡审判宣布了21个帝国政要的战争和反人道罪。后续审判针对帝国机关的其他要员,以及罪行的直接执行者,亦由美军单独主持。在兰斯贝格的第二年,我被告知将作为污点证人出席外交部审判。

  我洗身刮面,戴着手铐坐上美式吉普。纽伦堡的道路如昨,这里举行过国社党的全国集会,颁布过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宣判过帝国的死刑。一百年后是何人站在这里?而今日的囚徒将不会有墓碑。

  盟军法庭位于一座马蹄形的建筑里,审判所是其中一间普通大小的房子。我在走廊上回想着今天的被告,外交部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我只见过他那位留学于司康饼大学的儿子。他比我小几岁,自我介绍时会说“我的家族起自符滕堡宫相”。这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信息(理查?冯?魏茨泽克实际就读于法国司汤达大学——编者注)。

  走廊的一角便是那间陈旧而布置整洁的法庭,新闻媒体的射灯刺目,法官席对面的被告台上站着一个清瘦的人,看上去快被病恙吞没了。

  这时我才知道,我要指证的是我的直属上司施伦堡。他没有留在英国,而是与在座其他人一样,被指控煽动战争和反人道等六项罪名。

  “我是海因茨?加兰,向上帝发誓我将直陈事实。”我站在证人席上,余光与他交遇。

  瓦尔特?施伦堡早年从事国内反谍工作,期间主导了剿灭英国谍报网的文洛事件。1941年后调任六处主持国外政治情报事务,次年开始谋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办法。战争末期,他促请希姆莱与西方和谈,但并未成功。

  军事方面,六处与国防军东线外军处共同负责对苏的军事谍报活动。其特种兵部队(S科)是劫夺墨索里尼和扰乱美军阵营的实施者,但S科科长斯科尔兹内的罪名已被撤销。1944年后,施伦堡兼任军事谍报局局长,但勃兰登堡部队从未由他部署。

  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战争罪。

  “由于文洛事件,英国主和派的张伯伦内阁被丘吉尔为首的主战派斥为无能,其后更导致了主和派垮台。——我想这大概就是被告人的煽动战争的罪行。”在盟军法庭上,我早已学会用冷笑话来回复那些不可沟通的问话。

  得到的反馈也令人啼笑皆非。法官要求我正面回答控方律师的提问:被告是否促成过德国而非别国的战争。

  原来只有促成德国的战争行为才是战争罪。

  “在我的所见里,被告没有做过这类事。”我想起我们过往的争执。我和他的分歧就在是否采取激进的军事行动使德国强大,最终他单刀行走,又败阵归来。“事实上他做得比这更少,德国也从未派遣百万军队跨过北大西洋,登陆美利坚。”

  “请证人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您本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否由您的上司授准——请回答‘是’或‘不是’。”

  蹩脚的律师总是用是与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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