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的帝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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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电报与密码

密码是人类通讯史上永恒的主题。电报作为一大载体，关于电报加密与解密的故事，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清末中国虽然引入了电报和随之而来的密码概念，却不谙其道，只是机械地按照洋人教习操作，却未能从本质上加以重视。反倒是日本方面，早早就设立了专门负责监听、破译的电信课，培训相关人才。

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为了汇报他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会谈情况，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总理衙门拍发了一份长篇电报，其中包含了陆奥宗光给中国政府的绝交书函件全文。孰不知他已经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圈套。

按照通常的惯例，绝交书应为日文，由清国驻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再加密，拍发国内。可汪凤藻拿到的绝交书，却是已经译好的中文稿件，而且译得四骈六丽，流畅无比，无一字疏漏。

这封译稿出自日本外务省的一位牛人中田敬义。他是个中国通，外务省汉语学所的高材生，精通官话、上海话和闽南语，华文水准高到可以和中国大儒作诗唱酬，还曾写过《明治初期的支那语》等一系列汉语学习名著。这次日清谈判中，他也是作为日方代表之一出席。

当时外交决裂，形势万分火急，汪凤藻见中田敬义译的漂亮，不虞有诈，直接让机要员译成密电发回国去。

这封电报走的是东京－长崎－上海线，要在日本中转两次。外务省通过这两次中专，搞到了一份密电抄件。日本负责破译、分析的电信课长佐藤爱磨亲自上阵，和中田敬义一起合作，根据电报的长度进行分析，并取来陆奥氏的原文对比，很快就摸清楚了中国的密电码。

可悲的是，中方一不知道密码已经被破解，二在整场战事中，这份密码竟然都没有更换过。于是中国陆、海军的调动情况、朝局的动向自此都全部摊开在日本人的面前。这样严重的情报不对称，再加上军事方面的实际差距，清朝最终一败涂地。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许多国人——尤其是政客——意识到了电报密码的价值。等到电报开始民用普及之后，无论政府、公司还是个人，都纷纷用起了密电。于是清末民初时期，稍微有些身份和影响力的人，手里除了有一本明码电本以外，都还要带着一本自己专用的电报密码本。

中国最流行的加密方式，在密码学上叫做位移式。这种加密方式说来简单。只消事先约定汉字的编码数字增减，就可以随意进行私人之间的机密交流，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门槛，只要具备最基本的运算能力，就能用得上，而且保密效果良好。比如说蔡锷在北京准备去云南，就事先跟梁启超约定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我”字设定编码减少301，“自”字设定编码增加200，等等等等。

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电文的内容是“自密诘倬厄峙匝裳”，完全是一封天书。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自密”。梁启超一翻编码表，哦，明白了，这封电报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诘倬厄峙匝裳”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别减去一个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编码表回译，就成了“袁世凯王八蛋”。

当然，这不是真事，只是我为了叙述方便而设计的一个历史场景，但也并非无本可据。历史上蔡锷确实和梁启超有过类似的来往。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怀疑蔡锷要对他不利，派人搜查过蔡将军在北京的居所，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电报密码本。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蔡锷生性机警，那几十本密码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启超家的枕头底下。

相比之下，李烈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得头破血流，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

交换密码本还被视作一种推心置腹的信任。比如袁世凯为了刺杀宋教仁，授意赵秉钧拉拢了一个大字辈青帮成员应桂馨，赵秉钧还在北京亲自接见他，除了给了5万大洋，还交给他一本国务院用的密码本，应桂馨从此死心塌地——不过成也密码，败也密码。宋教仁遇刺以后，巡捕房正是通过这本电报密码本才证实了应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应桂馨在3月2日用这个密码发给赵秉钧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后来以“应密冬电”成了刺宋案关键性的证据之一。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谈判期间，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既是为了联络方便，也是示以诚意。

可见电报用的密码本，属于极为关键的机要文件，一般要人无不是亲自携带，唯恐言传六耳，事泄不密，必要时甚至亲力亲为，译电都不让他人沾手，慎重之极。即便是贵为一国总统的袁世凯，也曾经亲自译过电报，以保机密，这也算是一段民国轶事。

这事要从张振武说起。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他在起义之时，反对把时任都督的黎元洪推出来当领袖，两人怨恨从那时就已经积累。民国之后，因为在沪购买军火、编练新军、楚望台军械所守兵哗变等一系列问题，张振武和黎元洪龃龉频生，两人在湖北政坛勾心斗角，积怨日深。到了1912年的时候，黎元洪和张振武已经是闹得不可开交，势同水火。黎元洪遂动了杀心，只是碍着张振武的声望太大，不敢有太明显的动作，便设下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他请袁世凯邀张振武进京担任总统府顾问，使其远离湖北老巢。张振武不知是计，还以为是袁世凯格外赏识，欣然赴京。他抵达京城之后，袁世凯盛情款待，优待有加。张振武更是放心，还时常宴请宋教仁等同盟会的朋友，畅谈共和大计。孰不知他前脚离开武昌，黎元洪就立刻发了一封密电给袁世凯。

这一封加了密码的电报在1912年8月13日深夜才送到袁世凯府邸。袁世凯一看是黎元洪发来的，而且用的是最高级的加密，便知道一定跟张振武有关。他情知此事干系重大，绝不允许有丝毫泄露，否则国会议员知道，又是好大一场风波。于是袁世凯决定不交给机要员去翻译，而是自己亲自动手。不巧的是，他的密码本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钥匙却找不到了。此时已经是深夜三点多，如果不能尽早译出，等到张振武有所觉察而逃出北京，别说黎元洪，就是袁世凯本人也要有大麻烦。

情急之下，袁世凯一个电话把梁士诒从被窝里拽了出来。梁士诒是袁最信任的几个亲信之一，他手里有保险柜的备用钥匙。听到袁世凯的召唤，梁士诒不敢怠慢，连夜带着钥匙赶去袁府。袁世凯拿到钥匙，打开保险柜取出密码本，找了一间密室开始逐字逐句翻译，梁士诒则一直等在外面。

黎元洪这份电报兹录全文如下：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闒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颍悲痛，不尽欲言。”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袁世凯翻译完以后，不顾腰酸背疼，先通读了一遍，不禁愣在那里，他没料到黎元洪下了这么大决心，竟要用苛烈手段来直接把张振武正法。他立刻让梁士诒把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几个心腹叫来商议。袁世凯唯恐自己翻译的密电有错误，误解了黎元洪的意思。梁士诒建议说不如回一份电报给武汉，让黎元洪确认一下。这一天袁世凯就没离开府邸，一直等到15日凌晨，黎元洪复了一份电报回来，这一次用的是明码，没那么多四骈六丽，只简单地说“元电（13日）确系本人主张”云云。袁世凯这才明确地知道黎元洪的主张，当即签署了一份处决令。

15日当天晚上，段芝贵带着这份处决令去赴张振武在六国饭店的宴会，席间隐而未发。等到宴会散后，张振武乘马车走到大清门栅栏，埋伏在这里的兵丁一涌而上，把张五花大绑，押解到玉皇阁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把黎元洪的电文亮出来给张振武看了一眼，张这才明白自己为何被缚，可惜为时已晚。几分钟后，一代武昌元勋被枪决。

张振武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舆论大哗，国会议员更是义愤填膺，叫嚷着让总统出来给个交待。袁世凯推托不开，只好两次发布答辩书，辩称此事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至于密电的内容是什么，他打死也不敢公开，只是让议员们去问黎元洪。

不知道那些议员如果知道这封密电还是袁大总统亲自操刀辛辛苦苦翻译的，是否会稍微宽宥一二。民国电文虽多，像这封由一国总统亲手译成的，却是极少见。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密电翻译，委实干系重大，不可不慎。

其实袁世凯如此谨慎，也是有前车之鉴的。

在清末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关于密电的失误，以致于差点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第一件事发生在1898年，主角是康有为康圣人。

光绪二十四年，维新变法如火如荼之际，中国一派中兴气象，俨然要成为第二个日本，迈入强国之列。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主使者和精神领袖，风头一时无二。然而光芒之下，却是暗流涌动。维新不过持续了一百天不到，就已经危机四伏。满朝文武阳奉阴违，几位重臣荣禄、奕劻心怀不轨，就连在幕后的慈禧太后也开始磨刀霍霍，打算对这一群大逆不道的家伙动手。

光绪皇帝虽非明君，这点政治嗅觉还是有的。光绪曾经颁给过杨锐一纸衣带诏，其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足见这位皇帝对于未来的态度已经相当悲观。尽管谭嗣同建议说可以拉拢袁世凯作为靠山，光绪仍旧心绪不安。他唯恐压在头上的“老佛爷”突然翻脸砸下来，让自己这一派全军覆没，于是便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连续召见袁世凯，极力笼络；一方面又下旨派康有为前往上海，名义上是督办《时务报》，其实是有意想让这位康圣人离开北京这个龙潭虎穴，留下维新派的一点骨血。康有为开始坚决不走，光绪皇帝再三催促，甚至在托林旭转交的密诏里都说出了“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这种露骨的话出来，可见局势之危急。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于是在1898年9月18日（农历八月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慷慨激昂地把兵变计划一说，逼着袁世凯表态。袁世凯当时满口答应参与兵变，算是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康有为见大局底定，这才放下心来。其实那时候，慈禧早已控制了光绪，袁世凯（缺）

于是到了9月20日，康有为把兵变计划留给梁启超与谭嗣同，自己只带了一个仆人坐火车前往天津，打算坐海轮到上海去。巧合的是，袁世凯也是这一天坐火车回天津，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心思杀荣禄，在火车上有无见到康有为，就不得而知了。

康有为当晚直接在塘沽下了车，他订的是海晏号客轮，上了船以后，康有为被告之因为机械故障，要第二天下午四点才能启航。这条船归中国轮船招商局管，康有为唯恐船上有荣禄的耳目，索性下了船，在码头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他绕过招商局的轮次，特意选了一条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于上午11点离开塘沽码头。

这一走，真是险之又险。因为几乎就在康有为登船的同一时刻，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了戊戌政变。这一次政变的起因，有学者认为是袁世凯回到天津之后立刻向荣禄告密所致；但也有人认为是维新派行事不密，反被慈禧先动了手，袁世凯见大势不妙，这才慌忙向荣禄坦承兵变计划。无论哪一种说法为确，总之慈禧太后在9月21日使出了霹雳手段，先把光绪幽禁在瀛台，然后由步兵统领崇礼亲自挂帅，率领3000缇骑在北京城内外大举搜捕。京城一时间腥风血雨。

康有为作为维新首脑，是慈禧太后点名要抓的重要人物。步兵统领衙门在政变后第一时间包围了他在宣武门外的南海会所，结果只在厕所里搜出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崇礼又派人去捉梁启超，结果梁启超也在伊藤博文的庇护下躲进了日本使馆。最后只抓获了谭嗣同、林旭等六人。

慈禧太后对于没捉到康有为非常不满，勒令务必捉拿归案。就因为康有为一个人，先后关闭了北京九门两次，停运了京津铁路三回。最后步兵统领衙门才调查清楚，原来康有为早就坐火车去塘沽了。

这时候慈禧太后就体会到电报的好处了。虽然康有为早逃出去了一天，但他再快也不及电报快。于是一通电报打到了直隶总督衙门，谕令天津全城戒严，让荣禄严厉搜查康有为的行踪。康有为的计划里，曾经有杀掉荣禄，夺其兵权的内容。荣禄听袁世凯说了以后，又气又怒，此时自然更不能放过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