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风云录-第1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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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良嗣苦笑，马上转移了话题。这件事说了等于没说，做为皇帝的特使，碰到这种事只能具实禀奏，而且李虎最后那句话极其不合适，连禀奏都免了。

“使相，开春后，你是防御还是进攻？”

李虎心里很乱，想了半天才问道：“陛下的意思呢？”

“陛下认为，平州路无险可守，所以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如果你能保持攻势，将非常有利于宋军北伐。”

李虎冷笑，直娘贼，念念不忘我这点人马，一门心思要消耗我，既然如此，那你就慷慨一点，多给点钱。让人做炮灰还不给饭吃，天下哪有如此抠门的皇帝？

“给我二十万贯援助，附加条件是卖给你们一万匹战马，然后还要我给你们卖命，请问……”李虎一字一句地问道，“换作是你，你觉得应该如何回答？”

赵良嗣笑得比哭还难看，他长长叹了一口气，神情非常沮丧，“我立即回大宋。”他是个使者，他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皇帝的要求和对方进行谈判，如今谈判破裂，他只能回大宋复旨了。

临走之前，赵良嗣说了一句话，“使相，如果你了解大宋，或许你的想法会有所改变。”

这句话让李虎想了很久，然后他请来了李纲，把皇帝的手诏和有关条件具体说了一下。

“李副郎，给我一个理由，给我一个主动进攻的理由。”

李纲凝神沉思，整理了一下思绪，随即说了起来。

我大宋立国一百五十余年，造反的非常少，算起来也只有太宗年间的四川王小波和李顺，还有这次的京东贼宋江。这主要得益于大宋的各项制度，比如募兵制，每有灾害则必募兵，每募一兵则少一寇。还有就是国库充实，可以及时予以赈济安抚，比如前年黄河爆发大洪水，淹死河北百万人口，受灾百姓达千万之众，但因为赈济及时，河北安然无恙。

这个国库充实是指国库有钱，但这钱不是盈余累积，还是赊借而来，大宋一百多年来的国库都是这种状况，国贫而民富。

我大宋一朝的财政长期困窘，国力萎靡不振，积贫积弱，然而，从表面上来看，却是繁荣昌盛，百姓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了汉唐盛世，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宋的经济政策非常宽松，不立田制、不抑兼并。

所谓不立田制，就是放弃自三代井田、秦汉名田、曹魏屯田、西晋占田乃至北朝隋唐均田以来的国家土地管制传统，允许民间私人为田主。

所谓不抑兼并，就是朝廷对经济中的民间竞争与“兼并”现象采取类似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态度。

这种宽松的政策大大刺激了经济繁荣，但同时也造成吏治腐败，“三冗二积”（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国力孱弱之弊日益严重，于是到了神宗朝，便出现了王安石变法。

第十四章　国富？民富？

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焦点就是“国富”还是“民富”，就具体策略而言，就是“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抑兼并”。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其实际动机则多是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以充实国库。

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抑兼并运动，都是在王朝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从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

但贫苦百姓对这样的“右贫抑富”毫不领情，他们纷纷投到富民那里去反抗官府，比如王小波、李顺，还有宋江，都是富人，都是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的反，所以说，多数王朝的崩溃都是朝廷“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王小波、李顺造反，其真实原因就是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之争，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反对统购统销的大变乱。当时朝廷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实行博买政策，就是茶丝帛由官府统一购销，官府低价强购，不卖给官府不行，这样一来，茶丝帛商就赚不到钱了，农民卖的价格也很低。四川茶商茶农非常多，他们利益损失最大，于是就激起了四川茶农一致反抗。李顺就是四川青城有名的茶叶贩子。

宋江造反的原因是一样的。朝廷增设了西城刮田所，西城刮田所是当今皇帝和蔡京等人搞出来的新政，一般老百姓只准有多少多少土地，其余的土地一律归公，然后派出很多人去刮田，这些多余的土地、山林、湖泊统统收归国有。

这个政策听起来也很不错，但贪官污吏太多了，他跑到一个地方，你不给他贿赂，那你即使土地很少，他也说你是大地主，于是土改扩大化了。很多中农，甚至是下中农，因为贿赂太少，或者没有贿赂，他就把你的土地给拿走了。当然了，如果你是大地主，有钱贿赂，他也不会没收你的地。

宋江是梁山泊边的一个庄主，因为梁山泊“公有”了，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活路了，于是造反了，而起因就是国家搜刮百姓，与民夺利。

类似于博买务，西城刮田所的国家搜刮机构现在很多，比如造作局、苏杭应奉局造作局、苏杭应奉局等等，它们在南方，是为搞花石纲而设的。

司马光“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则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然而真的实行起来就大有奥妙了。

“官”与“民”是一对对立范畴，有双重含义。“民”可以表示与国家或朝廷相对的私人或“臣民”之意，司马光所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即指此义。另外，“民”也可以表示与权贵势要相对的下层平民或“庶民”、“下民”之意。

显然，司马光所谓“在官”实指在官府或“公家”，除此以外的一切私有财产，从平民百姓到权臣、贵戚和强藩大将之私有者，都算是“在民”的，也就是说，国家不与私人争利。

他为什么反对“抑兼并”？实际上就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利益，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的私人特权，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抑兼并”，说白了就是要求国家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

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的话，“不抑兼并”的结果则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什么人称之为官？权臣，贵戚，近幸，强藩大将……官富了，“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其极端后果就是王朝崩溃，就是天下大乱。比如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扩张，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膨胀，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到危机日重而濒临崩溃。

看看本朝历史，你就知道官与民为了争夺财富，厮杀到了何种惨烈的地步。

自熙宁以来，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几度易位，忽而“变法”，忽而“改制”，忽而“更化”，忽而“绍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宁”，来来往往，不亦乐乎，然而，大宋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来越严重了。

自蔡京主政后，旧党一派因“元祐党人案”被镇压，至今没有翻身，“新党”因此得势十几年，大肆实施“抑兼并”之制。有人说“新法变质”，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的“利出一孔”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苏杭应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充国库，何来“变质”之说？

只是，以蔡京为首的新一轮改革同样没有化解大宋的危机，反而让危机愈演愈烈了。

为什么“抑兼并”不能解决大宋危机，“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

说白了，“抑”与“不抑”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个国政问题，深层次看，却是儒学之争。

自汉以后，“独尊儒术”一直与“汉承秦制”互为表里，儒学已成为杂糅诸家的混合体，而纯儒、纯法都已消失。

王安石虽然师法商君、申韩，但更尊崇孔孟，他实际上是一位带有法家色彩的儒，而司马光的放任主张与其说源自孔孟，不如说更多地来自“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黄老道家传统，他可以说是带有道家色彩的儒。所谓儒法斗争，从汉代以后，已经演变为儒家内部的“法儒”与“道儒”之争。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所谓的“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道儒主张“不抑兼并”，反其道而行知。

这两者的主张归结到经济政策上，就是法儒坚持“统制经济”，而道儒坚持“放任经济”，也就是自由经济。

那把话说回来，王安石变法的根由是什么？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大宋实行的是“放任经济”，但由此造成了吏治腐败，“三冗二积”，继而国力孱弱。当今皇帝主政后，以蔡京为相，再实新政，按道理用“统制经济”应该可以充实国库了，为什么危机反而越来越厉害？

原因就是变法，变法导致政争，党争。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新旧两党互相厮杀，几十年下来，大宋国库不但没有充盈，“三冗”等积弊却发展到了极致，蔡京即使有通天彻地的本事，他也无力回天了。

“三冗”中，直接关系到新旧两党利益的就是冗官。

为什么官多？一是科举取士越来越多。科举是文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你敢改？二是按照“恩荫”法，恩荫授官的人数量极大，这些人包括皇族宗室和大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乃至门客。这个你敢改？

本朝初年，朝廷内外官员不过数千人。到真宗朝，官员大约万人。到了仁宗朝，增加到一万七千人。到现在，你可以估算一下，大宋有多少官员。还有，正官以外等候官缺的人数同样非常多，这些人也是拿俸禄过日子的。另外，受禄的宗室吏员有好几万人，不受禄而以贪污受贿为生的吏员更是不计其数。

本朝高、中级官员的待遇比较优厚，有俸禄、职田、祠禄、恩赏等。俸禄又分为正俸、添支、职钱、禄粟、衣赐，甚至包括随从们的衣粮，等等，还有酒茶、厨料、薪炭、饲刍之给等。待遇最高的宰相、枢密使，月俸三百贯，月禄粟百石，春、冬衣共赐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傔人的衣粮七十人，另外每月给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给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这样，一个高级官员一年的开支总有万贯以上。

官多了，朝廷付出的不仅仅是俸禄和相关待遇，还包括他们的职务消费，这是一个无底洞。据估计，目前所有官员、官署，每年的开支大约在千万贯以上。

至于“冗兵”，那就不要说了，禁军加厢军，一百多万人，每年的军费开始大约在四千万贯以上。

如此同时，皇室的耗费也日益增大。真宗皇帝朝，举行大享明堂礼的时候，一次就耗费一千两百万贯。至于当今皇帝，那就更不要说了，穷奢极侈，耗费之巨，难以计算。

苏辙曾经在上奏中说过，本朝内有养官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人的奉赠，如今皇帝又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来耗费其余。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国库若想盈余，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变法也罢，保守也罢，说到底都是为了解决国库空虚问题，而国库之所以空虚，都是因为“三冗”，“三冗”问题不解决，根子不解决，这个危机永远没有扭转的时候，但“三冗”又直接关系到国祚利益，皇帝利益，新旧两党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两派都不愿意在这方面实施大的变革，于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大家都拼命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试图用更多的钱来解决问题，尤其到了蔡京手上，更是把“统制经济”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事与愿违，新政实施的结果和他那些前辈们的初衷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了。

至此，大宋内部的危机终于走到了足以威胁到国祚危亡的境地。

李纲说了很长时间，末了，问了一句：“使相，这个理由可以吗？”

李虎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西瓜已经烂了，还能吃吗？”

李纲微微一笑，非常自信地回道：“大宋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虽然树根已经烂掉一半，但只要细心呵护，它会长得更加高大。”

第十五章　骑墙

正月十八，金国使者到了润州，杨朴和无颜再次联袂而至。

这次杨朴的态度不一样了，他的使命还是联姻，不过这次联姻的内容除了谈婚论嫁，商定迎亲日期外，最重要的是招抚。

金国皇帝赐封李虎为汉王，就是辽东汉族王。这个汉王和奚王、室韦王、渤海王的称呼是一个意思，部族王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藩镇，拥有自己的军财政三大权。也就是说，金国正式承认了李虎的王者身份，并将他的军队和地盘收入囊中。

一般来说，部族王的王妃都是本族人，这样一来，金国公主嫁给汉王不能为正妻的理由就有了，金国皇帝的面子也有了。

女真人用一个公主就换取了辽东义军十几万大军和辽西、平州两路州县，这个交易太划算了。

李虎一口拒绝，掉头就走，不谈了。

杨朴和无颜苦笑无语，来之前，他们就知道结果了。金国皇帝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毫无道理，他也不想想，世上有这么捡便宜的吗？女真人如果推翻了大辽，取而代之，对李虎有绝对的优势，当然可以用这个条件来招抚，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目前金国还一口吃不掉辽东义军，双方都需要对方，这么做只会把李虎推进辽人的怀抱。

金国皇帝为什么敢于这么做？很简单，辽东义军的敌人是契丹人，李虎绝不会背信弃义，再投入契丹人的怀抱，做契丹人的狗，不过李虎现在的处境不好，地盘大了，人口多了，军队多了，他的生存有困难。李虎现在的处境就和当初女真人击败渤海人占据东京一样，需要时间来稳定一切，但可惜他没有时间。现在契丹人也罢，女真人也罢，都在想方设法击败对手，而做为足以影响辽东命运的李虎，无法置身事外，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答应金国的条件，成为金国的汉部落王。

金国皇帝和勃极烈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大宋人正在援助李虎。

黄涉留了下来。

帅府经过议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义军在未来一段时间采取的外交策略是“骑墙”，说白了就是做墙头草，在宋、辽、金三国之间往来周旋，争取利益最大化。我现在有本钱了，我可以给自己明码标价，哪个愿意买，请拿钱来，否则，免谈。

“骑墙”之策的本质就是生存，为了生存而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所以黄涉留了下来，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好象既不愿意反目成仇，也不愿意把自己贱卖了。

“你们的二皇子和我们的总帅一直保持书信往来。”黄涉说道，“去年年底，他们还在显州见了一面，当时二皇子说得很明白，要联姻，而条件是我们保持对燕京的攻势，帮助金军占据上京。怎么过了一个年，你们就出尔反尔，变卦了？”

杨朴一看有门。黄涉用这种语气说话，显然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他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