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风云录-第4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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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皇帝和上大夫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国是”，皇帝应该怎样与士大夫们共定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着严重分歧。

皇帝决定变法，但文臣中间有革新与守旧之争，变法者之间也有如何变法的争论，所以这时候“定国是”就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无法开始变法。“定国是”如何解决？“国是”制度化。

国是如何制度化？很简单，比如新法，它不再是王安石个人的变革设计，而是神宗皇帝和士大夫们共定的“国是”。国是就是最高国策，变法和皇帝、士大夫们的政治生命合为一体，不容“异论相揽”，由此也成了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的一个重要依据。

国是制度化了，成了最高国策，那么无论是皇权还是相权，其合法性都可以由“国是”提供，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一切政争、党争也皆来源于“国是”，如果“国是”不能确定，那么政争和党争也就不会停止。

“现在你明白了吗？”赵明诚问道，“大宋的党争就是来源于‘国是’，‘国是’不定，新、旧两党势必为了争夺决策权而大打出手。‘国是’为什么定不下来？士大夫们只能鼓吹变法，而不能发动变法，他们仅仅是思想领域的原动力。变法只能由皇帝发动，皇帝是政治领域的原动力，只有这两股原动力合二为一，变法才能开始，而‘国是’才能制定，并将其制度化。”

“看看我大宋历代变法，不管是庆历变法还是熙宁变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究其原因，就是皇帝和士大夫们无法‘定国是’，说简单一点就是无法合理分配权力。”

“变法最终都要以强权来推行，而变法的具体实施则由宰相和一帮文臣们来操作，相权如果过度集中到变法的新党手上，这显然会影响到皇权，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蔡京就是一个例子，他和新党人士最终主掌了权柄，权势倾天，结果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贪污腐败横行天下，新政迅速蜕变，国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亡。”

“皇帝和士大夫们在‘国是’理念上有激烈的矛盾，这很正常。仁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和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蔡确这些大臣在‘国是’理念上各有看法，结果导致变法反反复复，党争愈演愈烈。当今太上皇和蔡京在‘国是’理念上也有矛盾，蔡京四上四下就很能说明问题，每当太上皇的变法思路和蔡京的变法思路产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蔡京就下台，所以新政蜕变的责任不是蔡京一个人的，太上皇、蔡京和大臣们都有责任。”

李虎有些明白了。

变革不是请一帮上大夫们拟制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就行了，它需要皇帝和士大夫这两股原动力的结合，而变法若想成功，必须要解决“国是”，而解决“国是”的核心是权力分配，也就是皇权和相权的合理分配。从大宋变法失败的教训来看，必须让相权进一步扩大，直接主导变法。

就李虎来说，挟天子而号令天下，未尝不是以强权推行变法的一个好办法。

“叔父，刚才你也说了，蔡京和新党人士主掌权柄后，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导致新政迅速蜕变。”李虎问道，“这个问题不解决，如何保证变革的成功？”

“这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个问题。”赵明诚笑道，“大宋新旧两党之争，表面上是治国策略之争，但归结到根源，却是学术之争，也就是儒家各学派的思想之争。”

第十四章　儒家学派

大宋立国一百六十余年，儒学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早期在学术思想上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儒、释、道三教并存，当时因为外有王朝政治的宽容环境，内有三教内容的靠拢兼容，所以自然形成了以崇奉黄老之道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同设并存的局面。

其后周敦颐援道入儒，创立濂学。周敦颐晚年定居于庐山，筑书堂讲学于莲花峰下。莲花峰下出一溪，从书堂流过，他便以家乡濂溪一水命名，称此溪为濂溪，书堂为濂溪书堂。后世称他濂溪先生，称其学派为濂学。

“周敦颐虽然创立濂学，但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一般人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骨，而没有人知道他在儒学思想上的高超成就。”赵明诚说道，“大宋有两个人非常了解周敦颐，并对其推崇备至。一个是南安通判程太中，他知道周敦颐在儒学上的造诣很深，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都送到他的门下学习。一个就是你的父亲李长浩。周敦颐的濂学就是在你父亲和程氏兄弟的极力推崇下，才广为天下儒士所知。”

周敦颐这个人李虎听老爹说过，之所以印象深刻来自于周敦颐写的一篇文章《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篇文章李虎自小就背得滚瓜烂熟，但没想到的是，它的作者竟然是大宋有名的大儒。

“你父亲在太学、国子监授学的时候，曾做了一件轰动天下的事，那就是把周敦颐、邵雍、二程（颢、颐）和张载并列为大宋五大鸿儒，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周敦颐霍然列于五大鸿儒之首。”

赵明诚说到这里的时候，想起了昔年往事，眼里露出一丝哀伤之色。

“这五位大儒在儒学上不但有惊人的成就，而且各自开创学派。”

“二程在学术思想上承继了周敦颐的濂学，其后出入佛老，返求于儒家之六经，并传圣人之学，创天理论，自此有了二程（颢、颐）的洛学。二程长期在洛阳讲学，故其学派称洛学。二程在政治上极力反对王安石新法，也反对作为王安石新法理论基础的新学。在学术思想上，二程的洛学与王安石的新学更是直接对峙。”

“邵雍创立象数学。邵雍的思想结合了佛、易、儒三家，倾心于《周易》研究，并以易学为中心，构建了象数学。象数学侧重于宇宙发生论，且有方术倾向，故而不居主流地位。邵雍在政治上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有着相同的见解，对王安石新法多有讥评。”

“张载创关学。张载出生长安，后居陕西凤翔府郿县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故称其学派为关学。张载对新法的态度不同于政治上连结旧党的二程，他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保留立场。张载一方面主张改革，另一方面则主张循序渐变，不同意新法的‘顿革’。王安石变法之初，曾希望得到张载的支持，但张载在肯定其变法方向的同时，反对其变法的方法，于是二人相处默然，语多不合。”

洛学、关学在大宋归属道学，在这之外，尚有两大学派，那就是王安石的新学，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的蜀学。苏氏父子是蜀眉山人，故称其学派为“蜀学”。

提到新学，自然就要提到变法，提到变法就要提到党争。赵明诚一说到党争，心里就极度难受。几十年的党争，两派互相厮杀，最后搞出来一个元佑党人案，总算暂时停止了两派的纷争。

“在大宋，元丰党人又叫新党，新党是变革派，其变革的理论基础就是新学，而新学在元丰党人主持变革之际，更是成为官学，并延续至今。”

“元佑党人是守旧派，又叫旧党，而旧党在党争中逐渐分成了三派，就是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和苏氏父子的蜀学。元祐学术其实就是指这三种学术。司马光是陕州人，；故其学说叫朔学，朔学以史学为重点，洛学以道学为重点，而蜀学兼采佛老，偏重于文学。在这三种学术中，尤以蜀学屡禁不止，最为新党所忌。”

赵明诚不厌其烦，把大宋儒家学派逐一说明。

李虎对儒家学说不感兴趣，他从赵明诚的话里得出一个结论，新党用新学做为锐意改革的理论基础，而旧党用洛学、朔学、蜀学做为因循守旧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国策，不管是变法还是不变法，都需要用一种学术思想做后盾。

自己未来的根基在西北，西北的士人主要是洛学、关学和朔学的弟子，而这三种学术理论除了正统关学支持温和变法外，洛学和朔学都是反对变法，如此说来，如果自己要推行变法，那么可供选择的学术理论只有新学和关学。

“叔父，你认为，未来大宋变革的学术理论应该是何种学派？”李虎等到赵明诚把各家学派的理论大致说完之后，马上问道。

“当然是新学。”赵明诚不假思索地说道，“大宋要坚持变革，当然要以新学为学术理论基础。”

李虎沉默不语。这种深层次的东西，他需要时间消化和理解。

“大宋当然要变革，这是毋庸置疑的事。”赵明诚正色说道，“大宋原有制度造成的弊端严重危及到国祚安危，如果不变革，哪有出路？蔡京主持的变革虽然导致新政蜕变，但这并不代表新政是错误的，变法是错误的。”赵明诚指着李虎说道，“你不是一直坚持要变法吗？既然要变法，当然就要坚持‘新学’，否则新政用什么学术理论做支撑？”

李虎惊讶地望着赵明诚，而李清照也从赵明诚这番话里听出了其它东西，她也十分吃惊。

“元佑党人案不能翻，元佑党人不能解禁，是吗？”李虎问道。

“是的。”赵明诚的口气非常坚决，“元佑党人案是错误的，这个案子迟早要翻过来，但不是现在。”

“什么时候？”李虎追问道。

“变革成功之日。”赵明诚严肃地说道，“变革没有成功，大宋没有富强，这个案子就不能翻，元佑党人更不能解禁。”

李虎晕掉了，这个结果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学派之争、学术之争，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国策之争，就是变革之争。”赵明诚的语调有些高，情绪有些激动，“你用元佑党人，用元佑学术，那么只能因循守旧，没有可能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退一步说，你可以用元佑党人，但你要坚持改革，则必须用元丰党人，如此新旧两党共同执政，那么党争势必爆发，两党人士为此互相倾轧，大打出手，变革如何继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几十年的党争给大宋造成了巨大危害，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李虎低头沉思。

李清照忍不住了，她生气地质问道：“太上皇和蔡京发动了元佑党人案，把元佑党人赶出了朝堂，党争是没有了，变革是大刀阔斧了，但结果呢？结果大宋富强了吗？新政成功了吗？”

“太上皇和蔡京的做法没有错误，把元佑党人赶出朝堂，把守旧派驱逐汴京，定国是，全力推行新政，没有任何错误。”赵明诚指着李虎说道，“将来他若想变革成功，也要走这一条路，而且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希望。”

李清照气得杏目圆睁，差点要和赵明诚翻脸了。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新党，而赵挺之是元佑党人案的发动者之一，赵明诚支持变革，支持驱赶旧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夫妻两人在一起生活十几年了，赵明诚隐藏得很好，从来没有暴露自己真正的心思，但今天赵明诚终于吐了真言。

“你一直在骗我？”李清照气极了，面红耳赤，腾地站了起来，“你竟然骗了我十几年。”

“你不要只想着你李家的事，你要顾全大宋的利益，要为大宋千千万万的百姓想一想。”赵明诚正色说道，“对于大宋来说，若想长治久安，只有变革一条路，对于千千万万的大宋百姓来说，只有变革才能让他们安居乐业，而要变革，只能用强权为后盾，只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否则变革必定失败。”

“朝堂之上，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声音说话？”李清照厉声说道，“旧党人士有朔学、蜀学和洛学之分，新党不也是派系林立吗？”

“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要吸收党争的教训，吸收新政蜕变的教训，在未来的变革中，我们才要确保变革的两个原动力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赵明诚激动地说道，“在未来的变革中，我们不但要保证发动变革的皇帝始终如一坚持变革，而且要确保实施变革的大臣们不再陷入党争之祸，所以，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我们统统都不要了，他们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李清照骇然变色。李虎吃惊地望着赵明诚，忽然明白了赵明诚的变革思路，那是一种全新的变革思路。

第十五章　变革新思路

“你们想知道我这么做的原因吗？”赵明诚看看李清照，看看李虎，问道。

李虎笑笑，摇摇头。彻底放弃旧党，放弃元佑党人，当然是为了变革，但彻底放弃新党，放弃元丰党人，对变革又有什么好处？

“旧党派系复杂，蜀学灵魂人物苏轼一直饱受打击就是一个明证，但他们在元佑党人案之后已经没落，这里就不说了，我们来说说新党。新党的派系同样太多太杂，这也是导致新政蜕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赵明诚娓娓道来。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遭到了朝中守旧派大臣们的阻挠和反对，为此他不得不从中下层官吏中选拔有才干的人出任府署要职，比如吕惠卿、曾布、韩绛、李定、谢景温等人。守旧派随即把以王安石为核心的这批变革人士指为‘党人’。

“‘新党’是王安石变法的产物，但在不同时期，‘新党’的构成和内涵是有区别的。比如在熙宁变法的初期，新党专指王安石一党。到了王安石和吕惠卿交恶之后，又有‘王党’和‘吕党’两派。元丰年间，蔡确主持变法，于是又有了蔡确一党。绍圣以后，变法魁首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人互相争斗倾轧，各结党羽，派系更多。”

“你祖父李清臣也是变法魁首之一，他的势力也非常大。”赵明诚对李虎说道，“你祖父和蔡京结仇，就是因为新党内部的斗争。蔡京这个人非常圆滑，司马光主政的时候，他摇身一变，跟着司马光做事，所以你祖父非常不齿他的为人，痛恨他，联合一帮人把蔡京打击得抬不起头来，最后不得不去修国史。蔡京上台后，自然要报复，所以你祖父就变成了元佑党人，只不过曾经是变法魁首的李清臣竟然变成了旧党核心，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李虎面色冷凛，一言不发。太上皇和蔡京联手打击李清臣，为此不惜颠倒黑白，这是李虎心中最大的伤痛，也是他一直想翻转元佑党人案的原因，他要利用自己的实力还李家一个清白，恢复祖父的声誉。

赵明诚一眼就看穿了李虎的心思，他微微一笑，低声说道：“你祖父本是新党魁首，他之所以被打成元佑党人，完全是新党内部斗争的结果。蔡京要主政，要铲除异己，不但要对付旧党，还要把新党内部的对手打倒，这很正常，权力斗争向来就是这么残酷。李清臣这个案子是冤假错案，在元佑党人案中是个特例，只要机会合适，完全可以翻过来。”

李虎略加思索，轻轻点头。看样子，自己要把李家的案子和元佑党人案分开来处理了。等到自己控制了权柄，马上就把李家的案子翻过来，指望赵家皇帝恢复李家和祖父的声誉是不可能的了。

赵明诚解决了李虎心结，但也得罪了李清照。李清照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但碍于李虎坐在当面，而赵明诚又拿大宋百姓的大帽子来压她，无力反驳，只好气呼呼地坐在一边。

李虎当然知道李清照不高兴的原因，所以顺着赵明诚的话对李清照说道：“先生的母舅王家并没有被列入党藉，而王家在大宋又非常显赫，凭借这层关系，你父亲和你的家族完全可以解禁。先生，等我实际掌控大权，我首先就把你我两家的事彻底解决了。”

李清照大喜过望。李虎的实力太过强悍，正如赵明诚所说，他很快就能入朝主掌权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