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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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讨赏。李如松问他这人叫什么名字，钱世桢一愣，这我哪儿知道。李如松摇摇头，这功劳没法给你算啊。

种种不公平，终于惹起了另外一位南军将领的反弹，他的名字叫做王必迪。

王必迪也是戚继光旧部，跟吴惟忠、骆尚志等人是同僚，级别略低。吴、骆两人重伤以后，能为戚家军撑场面的也只有他了。

李如松在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开城，分派将令。按照规矩，游击以下的都要跪着接受命令，可李如松抬头一看，发现王必迪一个人站在那里没动。李如松皱着眉问他怎么回事，王必迪平静地说道：“李如松你不智不仁不信，这仗没法打。”

李如松有点生气，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不智不仁不信啦？王必迪回答：“初八的平壤之战，你一大早把士兵轰起来打仗，连早饭都来不及吃，让我们饿着肚子攻城。这是不仁；围城的时候，我听见李提督你喊了一声‘先登城的赏银三百两，或者授都指挥佥使的官职。’结果那么多人奋勇杀敌，登城入围。现在银子呢？官职呢？这是不信；现在您把主力搁在平壤，自己带着先锋前进，若是出了什么事，大军便会动摇退却。这是不智。”

听完这三条，周围将官脸都绿了。王必迪这三条，条条打脸，一个小小游击敢对提督这么讲话，看来是豁出去了。（《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奇怪的是，李如松听完以后，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挥挥手让他退下。散会以后，李如松找来手下，吩咐拨一部分银子给平壤、开城的南军队伍，对王必迪没有作任何处罚。

等到李如松从碧蹄馆死里逃生退回开城以后，找到王必迪，没有怪他的乌鸦嘴，反而拍着他肩膀说：“我知道南兵劳苦功高，这几天实在是辛苦了。”着手安排南军退兵。王必迪表示不愿后退，李如松点头说理解，理解，亲笔给他写了一份将令，准许他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以李如松的傲气，对宋应昌都毫不客气，怎么对一个小小游击前倨后恭？

李如松不是天生恶人，也不是反派，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李如松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他虽然是这个集团的核心，说一不二，但如果他不为这个集团谋取利益，很快便会被抛弃。

李如柏、李如梅、杨元、张世爵、祖承训、查大受、李宁这些人和更多的辽东系中下层军官，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辽东小集团。李如松在作战的时候，必须要同时考虑国家利益和这个小集团的利益。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李如松必须要安排南兵先攻，北军掩后；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须尽量避免辽东军的兵员损伤，为此不惜把小西行长放走。

平壤头功这件事，实际上是辽东系将领联合施压的结果。李如松对南军的功劳心知肚明，也不是没考虑过犒赏他们。可只要他稍微露出一点口风，称赞南军那么几句，李如柏、张世爵几位北军中坚便拼命诋毁，把南军骂得一文不值。

李如松若是秉公处理，恐怕从此辽东将领便会离心离德，让这个小集团分崩离析。因此，李如松对此别无选择。

不过在李如松的内心，对抢功这个可耻行也不无愧疚的，这有损于他作为一个军人的骄傲。因此，他对王必迪的直言不讳表现出了异常的宽宏大量，并尽量给予其安抚，把自己对南军的亏欠，从别的途径弥补一下。

可惜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李如松还未来得及对南军施展怀柔之术，南军背后的大佬们已经开始反击了。

这个世界，总是分成派系的。朝鲜有东人党，西人党；日本有文治派、武断派；而在大明的东征军里，南、北二军也早已泾渭分明，各自形成自己的基础力量与上层关系。辽东军靠得是李如松和李的家族势力，而南军依靠的，则是嘉善人袁黄和绍兴人宋应昌等浙籍朝廷大员。

一旦贴上了派系的标签，争端的性质便会发生转变，从唯对错论变成唯派系论，乃至、甚至是唯籍贯论。

李如松对南军玩出种种手段，是故意也罢，是不情愿也罢，总之对南军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最初的反弹，是些毛毛雨。

一月二十三日，朝鲜国王在返回平壤的路上，碰到了刚到朝鲜的宋应昌。宋应昌还带着朝鲜人民的老朋友黄应阳。几个人见面，相谈甚欢。

席间黄应阳说我当年推荐的浙兵表现如何？李昖说牛逼啊，可惜才了来三千多人，要是来一万，日本人就完蛋了。黄应阳嘿嘿一笑，一脸神秘地掏出一张纸。李昖问这是什么？黄应阳回答说：李提督生性残酷，爱杀戮，这一路打下去，搞不好会屠杀平民。我这次带了许多免死帖，沿路散发，可以让老百姓免于死在辽东军屠刀之下。

黄应阳也属南军派系，是最早向朝鲜君臣介绍南军的人。他的话，朝鲜人信服得很，于是李如松在朝鲜人心目中，悄然变成了一头嗜杀的暴虐分子。李昖特意派了许多人前往各地，分发免死帖，告诉附近的人绕着李如松的军队走。

讽刺的是，这份免死帖的落款，还是宋应昌和李如松的联合签名。

这有点太埋汰人了，辽东军的军纪是不怎么样，但也不至于像防日本人一样防他们。

这还只是小手段，然后，厉害的反弹来了。

总参谋长袁黄在战后抵达平壤，偷偷告诉骆尚志等人：“你们的委屈，朝廷都知道。我给上头写的奏表里，你们的功劳一个都缺不了，稍安毋躁。”

过不多时，明、朝联军里开始流传起一则流言，说辽东军人喜欢滥杀朝鲜人冒充倭寇首级，经常偷偷跟着落单的朝鲜平民，到了没人的地方，手起刀落，咔嚓一下砍断脖颈，再把头发剃了，回来领功——当时中、朝男子皆蓄发，只有日本人要把脑袋剃秃——这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传到了朝鲜王室耳朵里。

这则流言相当狠辣。这一招，确实是辽东军常用的伎俩。他们在辽东与鞑子作战时，经常砍杀沿途百姓冒领军功，当地御史弹劾辽东将领，这一条罪名是从来不会少的。加上之前黄应阳在朝鲜造起来的舆论，这流言一经流传，立刻得到许多人的认同，纷纷帮忙转发。

等闹得差不多到火候了。袁黄站出来，找到李如松，问他“老爷何为如此事乎？”李如松一听就怒了，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么猥琐的事！他揪着袁黄脖子吼道：“可恶老和尚，何处得闻此语！”

解释一下，袁黄是个居士，有事没事都拿着佛珠念叨几句，他最出名的不是袁黄这个名字，而是他法号了凡。

面对李如松的怒火，袁黄面色平静：“这是公论，外头都传遍了，还能有假？”他手里一扬，说我已经上报给宋侍郎了，到时候朝廷会派人来调查的。

这就是文官式的反击，阴柔无迹，转弯抹角，没有长枪大戈般的犀利，却于无声处陡出杀手。

无论袁黄还是宋应昌，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同乡同窗，势力广大，不是李如松这等武夫可比。真想在官场上玩死李如松，手段可多着呢。

这个反击没吓着李如松，反倒把朝鲜君臣吓得不轻。李如松冤枉不冤枉他们不清楚，但他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捅到万历那里去，把李如松拽回去调查，明军势必要停止攻势，一来一去走马换将，怕不得三个多月。反攻大业，很可能就此失败。

朝鲜人没办法，赶紧派使节去为李大提督辩诬。辩诬这事，真成了朝鲜人的专业了……

那么滥杀这事到底是真是假呢？

《宣祖实录》里记载了这起冲突的结局，十分很耐人寻味：

“其后黄谢以闻之误。”意思是袁黄向李如松道歉，说我的消息来源有问题。看起来他承认自己是诬告了。

但紧接着这句，实录里又追了一句：“则北将亦口头谢罪云耳”辽东将领叩头谢罪，说明这事还真有，而且被人抓了一个正着。

也就是说。滥杀确有其事，但组织上认为属于个别现象，不能证明辽东军有组织地干过这些事情。最后的处理办法是：让袁黄道了个歉，把肇事军官抓出来申饬一番了事。

“滥杀朝人”事件以南北双方打了一个平手相互妥协告终。李如松向宋应昌证明，东征军说得算的始终还是姓李的；宋应昌也向李如松证明，你最好也别太嚣张，咱朝中有人，想整你也是有办法的。

南北之争一直持续了很久，后来李如松与袁黄交恶，上书弹劾袁黄十大罪状，这个诬告之事还成了其中一枚炮弹，可惜这万历朝最出色一文一武不能相容，不过这就是后话……现在暂且让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万历二十一年正月。

平壤的夺还，是一场极大的战略胜利。日军在整个北部朝鲜的势力，因为这场胜利摇摇欲坠。这让李昖和朝鲜大臣们喜出望外，在义州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摆驾回城。

可自从平壤被占领之后，粮食危机越发严重起来。战线的前移，让本来就脆弱的补给线更加雪上加霜。联军从日军撤退后的平壤城只搜出了三千石补给，根本撑不了几天。附近的村寨早已因为战乱而沦为废墟，更不指望有什么补充。朝鲜君臣凑到一起，每天都谈论粮草补给话题，说来说去都是唉声叹气，除了打催粮官的板子，再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为了筹粮，他们甚至打算以黄海之上的江华岛为中转站，一南一北，北从义州，南自全罗道、忠清道运输粮食过来，再经江华岛运到陆上，直接输送到汉城前线。自从被李舜臣教训了几次以后，日本海军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朝军的粮船应该很安全。

宋应昌也知道朝鲜的窘迫情境，他特意又从辽东追加了六万石运抵朝鲜。可粮草再多，运不走还是白扯。大明的下一步计划，是再增援四万人，包括两万南军，两万北军。如果在这之前不能解决补给问题，军队将不战自乱。

这个时候，乱象的迹象已经出现，许多明军伤员在转运的路上，吃不到饭，喝不到水，李如松急了眼，派人持他旗牌去沿路敲打朝鲜官员，勒令他们必须优先考虑照顾明军伤员。大明方面的后勤官们也全都急了眼——前方武官拿下了平壤，朝中接了大捷报告，这个时候如果后方文官连伤员都保不住，真是后患无穷。一旦辽东军团随便哪位将领因此发难，文官们就全完了。因此户部主事艾自薪甚至不顾会引发外交问题，以联军司令部的身份连续杖责了中枢府事金应南、户曹参判闵汝庆和义州牧使黄进三名朝鲜高级官员……（《宣祖实录》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李如松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前进。他不得不进。

后方没粮，那么就只能去前方找，前方有开城与汉城。汉城附近的龙山仓里就储积着大量粮草，只要占领汉城，补给危机迎刃而解。

更何况，李如松也不太想留在平壤，整日面对着南军将领怨愤的眼神。

就在平壤城陷落的第二天，他的弟弟李如柏已经马不停蹄地向东做了试探进攻。初九日李如柏进占黄州，初十抵达人去城空的凤山。随即李如柏又带了一百多名家丁，前往查探釰水，结果没找到敌人，只得回到凤山，旋即进据平山等地。

初十一日，李如柏所部开始进攻驻守白川的黑田长政军团。小西行长在此前劝黑田长政一起走，黑田长政说你们先走吧，我一枪不放就撤退，实在说不过去。小西行长只能先自己撤退。

日方资料《黑田家记》里说一月十一日进攻白川的明军共计三万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除去之前的损失和平壤附近诸城的驻留部队，明军此时能动员的兵力总数，大概也就是三万多人，不可能在十日全扑向白川。按宋应昌在《报石司马书》，也就是给石星的信中所说，明军此刻有三部未到朝鲜，既后来播州叛乱的杨应龙带的五千人，刘綎的川军五千人，而延绥游击高彻一千七百人又留驻防虏，因此明军在朝鲜的数量为“已到兵丁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名，且内多疲弱不堪，临阵所选精锐不过二万”。所以满打满算，能够给李如柏的进攻兵力理论上最多能有一万人，但鉴于当时平壤的粮草储备及明军状况，我认为很可能有七、八千就不错了。

此时黑田长政在白川只有六千多人，只及李如柏兵力的一半多，但他还是决定打上一仗。

在江阴寨，明军首先遭遇了黑田所部粟山四郎右卫门的殊死抵抗，互有伤亡。当李如柏的先锋部队突入到白川城下的时候，黑田长政集中了优势铁炮兵力，猛烈还击。明军唯恐伤亡过大，遂后退结营，双方转入相持。

但是这种相持肯定不能长久。明军的主力军团已经在路上，当大明的火炮部队赶到，以白川这种小城的城防，恐怕比平壤还惨，连一个上午都支撑不住。

但黑田长政也是个牛脾气，就是不走。

不肯走的不只是他，还有第六军团的军团长小早川隆景。这个老头子驻屯在白川以东的开城，可战之兵有一万人，自忖也能与明军掰掰腕子。

他自诩为智将，却屡屡在朝鲜吃瘪，老人的自尊心有点受不了，决定在开城跟明军打一仗，挽回自己的声誉。

他们不走，自然有人叫他们走。

平壤失陷之后，日军汉城总部相当震动。宇喜多秀家和三奉行商议之后，作出战略收缩的决定，命令平壤以北的日军全部集结到汉城。

可如今黑田长政和小早川隆景这两个犟种不走，会严重影响日军的行动计划。秀家没办法，只能请安国寺惠琼前往游说。

安国寺惠琼是个和尚外交家，口舌灵便。一月十四日，他先去找黑田长政，劝他早日退回汉城在宽阔地域与敌人进行决战。长政脑袋摇的像是个拨浪鼓，说看到敌人就跑，别说个人名誉了，国家都会因此而遭遇耻辱。安国寺惠琼在长政这里碰了一鼻子灰，又去开城找老上级小早川隆景。

想不到隆景的回答是：我自从渡海过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今日与明军交战而死，也算老兵死得其所！

安国寺惠琼无功而返，秀家只得又请出了大谷吉继前去游说。

大谷吉继是三奉行之一，身份尊贵，朝鲜战区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经过他与石田、增田两位奉行与秀家的认可，才能执行。对待大谷，隆景不可能像对待自己老部下那么不客气，不能拂了人家面子。

经过一番劝说，隆景最终同意退回汉城，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吾见其进可进，子等指挥令诸将为后继。”意思就是，我如果觉得能打，就掉头来打，你们还得帮我。对于这个要求，大谷自然是满口答应。

小早川既然要退，黑田长政在白川坚持也没有意义，也随即退去。李如柏见敌人主动撤退，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长政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进了白川城，并在一月二十日占领了空无一人的开城。

李如柏还想一鼓作气渡过临津江，结果到了江边看到对岸有三、四千日军。日军也看到李如柏了，很快派来一个朝鲜妇女，对翻译官说这些日本人急着回汉城，因为明军追得紧，才在此驻营。如果你们追击能稍微慢一点，日军会自行退去，这样两家就皆大欢喜。

李如柏此时正气势如虹，压根没听这一套，下令杀过江去。但他忽然发现日军动向诡异，又担心临津江冰面不牢固，为求谨慎，他马上又取消了渡江的命令。李如柏派了几个斥候，去看看清楚，日军到底有多少人。

斥候很快回报，日军总数为一万六千人……（《宣祖实录》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这一万六千人，恰好是小早川隆景和黑田长政当时的合兵之数。他们刚刚撤离开城，正在一肚子不情愿地朝汉城走去。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