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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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内阐述得极为完整。这段分享摘要了她的灵修观点、静修练习、自他交换以及所有的事，却没有提到“静修”、“自他交换’、“上帝”或“佛陀’之类的字眼。在看这卷录像带时，我们俩都注意到，当崔雅说“我的医师预估我只能活两至四年……”时，她的眼神有点呆滞，因为她在说谎，事实上医生认为她只剩下两至四个月的寿命。她不想吓倒在座的亲友，才决定将这件事保留，成为我们俩的秘密。

她能做这样的分享，我也非常讶异。她的肺部有40个肿瘤，脑部有四个，肝脏还有好几个转移性的肿瘤：电脑断层扫描显示，她最大的肿瘤又长大了30％（像一颗大李子一般）；主治大夫才刚告诉她，如果幸运的话，她还有四个月的寿命。

还让我震撼的是，崔雅所展现的活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她照亮了整个讲台，每个人都看到，也感觉到了。我心里一直在想：从第一天见到她，我就爱上了她这一部分。这个女人就是生命的本身，她整个人充满了生命力。这是人们觉得她吸引人的原因，这股能量让人们因她的存在而受到鼓舞，想围在她的身边看着她，与她交谈，和她在一起。

当她步下讲台时，所有的观众都被她照亮了，我心里不断地想：崔雅，好一瓶年代久远的美酒啊！

哈罗，我的名字是崔雅·吉兰·威尔伯。你们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我过去的名字叫“泰利”，我在风中之星基金会的草创期便加入了这个组织。

五年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1983年的8月，我遇见了肯·威尔伯。我们坠入情网。我喜欢称之为一触钟情。四个月后我们结婚了，婚礼才过10天，我就被诊断出罹患第二期的乳癌，我们的蜜月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过去这五年，我经历了两次复发，接受许多不同形式的治疗，包括正统与另类的疗法。今年一月，我们发现癌症已经扩散到我的脑部与肺部，我的主治大夫估计我只剩下两至四年的寿命。

因此当汤米要我来谈谈这件事时，我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还在生病呢！而晚上要分享经验的其他人多少都已经克服了他们生命中的障碍，或透过挑战而有了具体的创造——譬如米雪刚才告诉各位的故事，她是我15年的老友，也是我仰慕的人。

好吧，既然我还在生病，那就看看得了癌症之后，我的生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曾经和数百位癌症病患做过咨询。我和友人在旧金山创立了癌症支援中心，每周提供数百位癌症病人各种不同的免费服务与聚会活动。此外我尽可能忠实地将自己的经验与内在探索记录下来，看过的人都觉得很有帮助，我希望能很快地集结出书。

然而完成这些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落入一个古老的陷阱，因为我把成功、赢得身体的健康与外在的具体成就视为同一件事了。后来我才感觉到，我们今晚在这里所表扬的观念上的改变以及更高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改变与内在的选择。要谈论与理解外在世界的事是很容易的，但更令我兴奋的是发觉到自己内在的改变，借着每一天的灵修，将自己对健康的认知从肉体提升到灵性的层次。

一旦轻忽这份内心的工作，我发现自己充满危机的人生情境立刻变得恐怖、沮丧，甚至乏味。内心的工作如果一直在进行（我采取折衷的态度，吸纳各门各派的方法），我就能感受到生命的挑战、振奋和深刻的参与感。我发现自己乘坐的这辆癌症的情绪云霄飞车，是我对生命热情逐渐增长时练习静定的好机会。

学习与癌症为友，学习与提早来临的死亡和痛苦为友，从其中我学会了接纳自己的真相和人生的本然。

我知道有很多事是我无法改变的，我不能迫使生命有意义或变得公平。我愈是能接受生命的本然，包括所有的哀伤、痛苦、磨难与悲剧，愈是能得到内心的安宁。我发现自己开始和受苦的众生有了非常真实的联结。一股开阔的悲悯之情不断从心中涌现，我想尽我所能持之以恒地提供帮助。

有一句老话在癌症病患当中相当流行：“人生随时都是终点。”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其实是很幸运的。我常常会注意到那些亡故者的年龄，读报时也注意到那些年纪轻轻就葬身意外的人；我习惯把这些消息剪下来提醒自己。我很幸运能事先得到警讯，因为如此一来，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机警地过活，我觉得非常感恩。

因为不能再忽视死亡，于是我更加用心地活下去。

会场中有数百人，当她的分享结束时，我环顾一下四周，几乎所有的人都起立为她鼓掌，人们的脸上挂满了泪水大声地为她喝彩，就连摄影师也甩下手中的摄影机。我想如果人的生命是可以赠予的，那么所有人想分给她的生命已经足够她多活好几个世纪了。

如果你想熄灭自我感，就必须实践无私的服务。你必须服务他人，但不是为了自己或希望受到赞美；而只是单纯地去爱、去服务——就像德蕾莎修女所说的：“要爱到心疼为止。”

就在这段期间，我决定写一封与崔雅相辅相成的信，一封给正处在炼狱的支持者的信。以下是浓缩的版本。

亲爱的朋友们：

身为—名支持者，我发现我们有一个隐藏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在照顾工作进行两三个月后渐渐浮现。其实外在的肉体以及显而易见的照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你只要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表，学习煮饭、洗衣、打扫或其他支持者必须为爱人做的事：带他们去医院，陪他们治疗等等。虽然这些事不见得容易，但解决的方式是可以看得到的——你可以自己多做一些，也可以找人来分担。

对支持者来说，更困难、更险恶的是那些来自情绪与心理层面的烦忧。它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是私下的，一是公开的。在私下这方面，不管你个人的问题有多少，一旦与患有癌症或是重病的人相比，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在照顾他们几星期或几个月后，你不再谈论自己的问题，因为不想让心爱的人烦恼，不想让情况变得更糟，你不断地对自己说：“至少我没有得癌症，我自己的问题不至于那么糟。”

但是经过几个月以后（我想这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个问题冒出来了：虽然自己的问题与癌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它们并没有消失，甚至更糟，因为你不能表达出来或解决它们。问题因此逐渐扩大，你将塞子塞得愈紧，它们的反弹力愈大。你开始变得有点诡异，如果是内向的人，身体可能会抽搐，呼吸有窒息感，焦虑也会开始浮现，你会笑得太狂，无意识地借酒浇愁。如果是外向的人，你会开始在不适当的时刻发脾气，性情暴躁；你火冒三丈，到处摔东西，猛灌啤酒。内向的人常常兴起自杀的念头；外向的人会有置人于死的欲望。不论处在何种情况，死亡都吊在半空中；愤怒、憎恨、苦涩随时爬上心头，然后又生起一股矛盾的罪恶感。

这些感觉与情绪在那样的情况下是自然且正常的。如果支持者没有经历过这些感觉，我反而比较忧虑。处理这些感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讨论它们，我认为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接着支持者开始进入第二个情感与心理上的难关，也就是公开的面向。一旦决定说出来，眼前的问题就是：找谁谈呢？你所深爱的那个人很可能不是谈论你个人问题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本身就是你的问题，他带给你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你又不愿意让他们产生罪恶感，不论你对他“罹病的事实”有多么生气，你还是不忍心归咎于他。

能让你谈论这些问题的最佳场所大概就是与你有同样情况的人所组成的支援团体了。此外个人心理咨询也是非常重要的，或许可以夫妻一起接受治疗。等一下我会谈一谈“专业辅导”的重要性，因为一般人，包括我在内，通常不会善加利用这个媒介，除非情况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一般人很自然会去找家人、朋友或同事倾诉，这么做往往令他们跌入第二个面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被公开了。

诚如维琪所言：“没有人会对慢性病感兴趣的。”我带着问题来找你，我需要一些建议、一些咨询。我们谈了，你表现得非常仁慈、体贴而有助益，我感觉好多了，而你也觉得自己很有用。但是，第二天我深爱的人仍然受癌症的困扰，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善，也许更糟。我的感觉糟透了，于是我又跑去找你，你问我好不好，如果我说了实话，我们又开始交谈。而你会再一次地表现出你的仁慈、体贴，于是我又觉得舒服一些……过了几天，我发现她还是饱受癌症的摧残，日复一日，情况没有丝毫起色。不久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停地谈论你的问题，没有相同经验的人会开始觉得乏味或被干扰。你的好友也很有技巧地躲开你，因为癌症就像乌云，随时会降下大雨，破坏了人们的嘉年华会。于是你变成一个长期发牢骚的人，没有人喜欢听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抱怨。

回到我刚才所说的，讨论你的问题的最佳场所，就是支持者所设立的支援团体。如果你仔细聆听这些团体中的人所说的，你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在抱怨自己所深爱的人，例如“他以为他是谁啊，竟然可以这样命令我？”“她凭什么认为自己这么特别，就因为她有病，我也有自己的问题啊！”“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失控。”“我真希望那个混蛋赶快死掉。”这些话一般人都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说出来，当然，更不会对心爱的人说。

在这些黑暗的感觉、愤怒与憎恶的情绪之下，其实是藏着非常巨大的爱意，否则他早已出走了。但是愤怒、憎恨与苦涩挡住了出口，让爱无法自由地涌出。纪伯伦说过：“恨就是对爱的饥渴。”在这些支援团体中确实有许多恨意被表达出来，只因为底端还有那么多的爱，一份充满渴望的爱，否则你不会去恨一个人，你只会对他毫不在乎。我和大部分的支持者都发现并不是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爱，而是很难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仍然记得付出爱。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要想真正付出具有治愈效果的爱，支持者必须设法清除那些堵在路口的障碍，包括愤怒、憎恨、苦涩以及嫉妒与羡慕（我就常嫉妒崔雅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随时陪伴在身边）。

这种支援团体是相当可贵的，另外我还要推荐个人的心理咨询，不仅对支持者本身，也对他心爱的人非常有帮助。你很快就会察觉，有一些事情是无法与心爱的人一起讨论的；相对地，有些事也是你心爱的人不该与你探讨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相信“诚实才是上策”这句名言，所以配偶之间不该有秘密，每一件大小事都应该提出来商讨。这其实是个不当的想法，开诚布公固然重要、有益，但不尽然都是如此。某些时候开诚布公反倒变成武器，一种恶意中伤他人的方法——“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崔雅的癌症曾把我们两人推入一个充满愤怒与憎恨的情境，但是把一切都归咎于崔雅，对我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崔雅对这个情况的恨意并不下于我，可是又不是她的错。因此你不能将这些情绪与心爱的人“分享”，也不能归咎于他们，所以最好花钱找个心理医师，把所有的垃圾都倒给他们。

这样一来，彼此都有空间可以相处，支持者不再隐藏愤怒和憎恨，所爱的人也不再怀着罪恶感与羞耻感，因为你已经把大部分的重担都丢给团体或心理医生了。此外你也从团体中学会如何说出“慈悲的小谎言”，不再以自恋的态度说出伤人的“真话”。有些时候你会对自己照料者的身份感到厌倦，如果你所爱的人问起“你今天好吗？”你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觉得好像活在地狱；我的生命已经不是自己的，你干脆跳河算了。”这虽然很真实，却糟透了。你可以试着这么回答：“我今天很累，亲爱的，可是我还是会待在你身边的。”然后赶紧去参加支援团体或是去找心理医生，把所有的烦扰吐出来。把这些情绪一味地倒在你所爱的人身上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不管你有多么“诚实”……

要成为一名够格的支持者，必须学会使自己变成一块情绪的海绵。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自己的工作应该是给予意见，帮助所爱的人解决问题，让自己变得有用，随时给予协助，学着做晚餐以及载他们到他们想去的地方等等。但这所有的工作仍比不上做一块情绪的海绵来得重要。这个可能会致命的疾病，一定会带给你的爱人情绪上的巨大起伏；有时他们会被恐惧、愤怒、歇斯底里以及痛苦的感觉湮没。那时你的工作就是去稳住他们，陪伴他们，并尽你所能地吸取这些情绪。你什么都不必说（任凭你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也不需要提供任何意见（这更不会有帮助），只要静静地陪着他们，一句话也不要说。用心去吸取他们的痛苦、恐惧或所受到的伤害，就像一块海绵一样。

当崔雅开始生病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一定可以使情况好转，说些适宜的话，以及为她做正确的医疗选择等等。那些都很有帮助，但都不是重点。譬如她知道一个很糟的消息——癌细胞转移了，伤心地落泪，我会马上说出类似的话：“这个消息还不能确定，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检查，没有证据显示你必须改变治疗的方式。”这些话并不是崔雅所要的，她需要的是有人陪她一起落泪，于是我试着去感受她的感觉，帮她驱散这些情绪。我认为这时的帮助应该是身体层面的，当然，你想说话也可以。

当心爱的人面对恐怖的消息时，我们最本能的反应就是尽力让他们好过一些，但那是错误的反应。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理会他们的感觉，陪在他们的身旁，不要害怕他们的恐惧、痛苦与愤怒；让一切顺其自然地浮现，不要想借着帮助对方去除那些痛苦的感觉，或以劝说的方式来消除他们的担忧。在我自己的例子里，只有当我不想面对崔雅和我的感觉时，这种“帮助’的态度才会出现，因为我不想直截了当地面对它们；我只想脱离那个状态，不想成为一块海绵，而只想当一名成就者，让所有的情况好转。我不想面对未知中的无助感，我其实和崔雅一样恐惧。

做一块海绵，会让你觉得自己是无助、无用的，因为不能做任何事，只能静静地待在那里。许多人发现这是最难学会的一件事，我自己也是如此，几乎花了一整年才学会不要去修整任何事，也不要尝试去改善什么，当崔雅伤心难过时，只要安静地陪在她身边就够了。如果朋友们认为应该做点什么来帮助你，却又发现所做的一切都产生不了功效，就会感觉失落：我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待在那里……

如果有人问我在家里做了什么，而我又没心情和他们闲聊时，我通常会说：“我是一个日本主妇。”这句话令他们非常困惑。我的重点其实是，身为一名支持者，你应该保持沉默，顺着你的配偶的意愿行事——你应该要当一位“好妻子”。

男人通常会觉得这是最难办到的事；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两年前我才停止怨恨崔雅拿出癌症这面金牌。不论任何的争执或需要做决定时，崔雅总是占上风，我只有顺服的份儿，就像一名小妻子般跟在后头。

我现在已经不太在意了。第一，我并不完全顺着崔雅的决定来行事，如果我认为她的判断是错误的。以前我会顺着她，因为她是那么渴望我支持她的决定。现在我们处理的方式则是，如果崔雅正在做一项重要的决定，譬如要不要尝试新的疗法，我会先强烈地向她表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