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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3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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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强盗行径，温良恭俭让是没用的，和平谈判只能拖得了一时，却拖不了一世。最好的办法还是鼓起勇气硬起心肠，狠狠地敲断他们伸进来的贼爪子，让他们不敢再伸手。现在西藏、外蒙虽然闹腾得厉害，但毕竟还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出兵平乱理直气壮。只要我们能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荡平叛乱，就算英俄两国心里不痛快，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派兵干涉。”
见杨永泰欲言又止，孙元起又劝慰道：“畅卿毋庸多虑！出兵外蒙之事我会仔细斟酌的，不会轻举妄动。眼下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袁项城的和平谈判，在陕、甘、晋、新等沿边各省编练民军不过是做好另手准备以防万一，成军至少也得在半年以后。目前我们首要任务依然是国会竞选。”
杨永泰这才放下心来。
孙元起可以杨永泰稍安勿躁，但外间征蒙抗俄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远非孙元起所能平抑。在12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几乎同时出现民众到俄华道胜银行挤兑的行动。仅北京一地，短短三日之内就被提取现金二百五十万元之多，导致各处商店场肆都不敢收道胜银行的钞票，该银行发现的纸币甚至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孙中山也不甘寂寞，一会儿主张万不可承认《俄蒙协约》，务必要坚持到底；一会儿主张对于《俄蒙协约》眼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以观沙俄政府的行动；一会儿主张改革币制，解决财政困难，坚持长期抗俄，直至取得胜利；一会儿主张组建中日联盟，共同对抗俄国。总之，在报纸上玩得不亦乐乎。
黄兴也上书袁世凯，条陈自己的平叛建议，要求各省抽调精兵4000人组建征蒙军队，二十二个行省共计可得8。8万人，如此规模定可稳操胜算。他甚至凭借自己的半吊子军事水平，给征蒙军勾勒出北上的路线，即由北京出张家口，经内蒙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行抵土谢图汗部西北的库伦。天天在京城里听戏遛鸟的黎元洪也主张用兵入蒙。
在众人纷纷扰扰宣扬征蒙抗俄之际，孙元起囿于自身原因无法直接派兵北伐，也无法公开支持武力平乱，只能坐视事态变化，这就是困扰他的根本原因。
好在处于困扰之中的并非只有孙元起一人，还要包括袁世凯和内阁诸人。对于袁世凯来说，既不愿轻易动用他的老本北洋军远征，也不能容忍异己军队通过征蒙而立功壮大，更害怕采取武力行动会在外交上引起种种纠纷而对他不利，真可谓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当然，要说压力最大的还不是袁世凯，而是外交总长梁如浩。这位新科总长也是流年不利，上任没多久就遇上了这档子麻烦事，在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之际，只好亲赴沙俄驻华使馆，要求沙俄公使库朋斯基电告俄国政府迅速取消《俄蒙协约》。库朋斯基甚至没有请示俄国政府，便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对不起，条约已经签字公布，恕难取消！
都说“弱国无外交”，此言极是。大总统袁世凯主张尽力以和平手段解决，内阁总理赵秉钧对外政策采取和平亲睦主义，梁如浩他一个外交总长能有多少辗转腾挪的空间？顶多就是放下颜面亲赴使馆交涉。如今亲赴使馆交涉失败，又怕遭受舆论抨击，梁如浩当天便提出辞呈离开了北京。
此时正是外交的关键时刻，外交部不可一日无主，赵秉钧思忖良久，只好起用对俄国极为熟稔的前总长陆徵祥。——陆徵祥当日主动辞职就是因为信仰天主教，不肯加入国民党，阻碍了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的形成。此时又把陆徵祥请了回来，无疑宣告执政才两三个月的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就此破产！
三九六、也学刘郎去又来
就在陆徵祥就任外交总长不久，国民党激进派报纸《民权报》突然在头版头条刊发长篇评论，对当前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了犀利的见解。文章的大致意思是：
“近一两个月来库伦之乱甚嚣尘上，全国上下都在激烈讨论武力征讨外蒙之事。诚然，武力平叛是解决外蒙叛乱的有效手段，但国民却不知道在武力平叛之外还有解决蒙乱更有效的方法，那便是国会大选。因为现在是民国初始，无论对内平定叛乱，还是对外解决外交纠纷，首先必须得巩固国基。国基巩固与否，此次大选为第一决定性因素！有志之士无不知此。——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你就out了。而且你也不再是有志之士，转而变成为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现在国内民众往往以不能抵御外侮来责备政府，殊不知政府中人正是利用边疆危机来愚弄国民，转移民众对于内政尤其是国会竞选的注意力，以便于他们上下其手从中播弄。所以，尽管爱国民众都希望边疆早日平定，政府却迟迟不愿出兵，根源就在于他们不愿边疆平定。这种心理就好像列强想利用我国内政混乱来实现其侵略意图一般，虽然手段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等当不为政府所引诱，集中注意力于国会竞选，选举出符合民众意愿的政党议员，进而组建符合民众意愿的政府，对内迅速平定叛乱，实现民主共和；对外解决外交争端，建设睦邻友邦。如此则和平随至、富强可期！”
这个论调很像后世论坛上民煮柿油党的语气。
在他们看来普世价值就是灵丹妙药，只要民主自由实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前咄咄逼人、对中国领土垂涎三尺的列强立马摇身一变，成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文明绅士，不仅会迅速退兵，甚至连以往割地、赔款都会吐出来。而那些国内的土豪军阀们也会温良恭俭让起来，只要国会一声令下，马上就“十四万人齐解甲”。
什么，饥荒问题怎么办？切，真没见识！只要民主自由了，天上会噼里啪啦自动往下掉牛奶面包，要多少有多少，哪还会有饥荒问题？——当然，如果你只喜欢愚昧落后的稀饭馒头，吃不惯高贵冷艳的牛奶面包，那就另当别论了。
虽然在孙元起看来《民权报》的社论很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不过却有效地把媒体的注意力转回到内政方面来。记者们似乎也厌倦了一群政客坐在会客厅里高谈阔论数千里外喇嘛、王公和牧民在不毛之地的穷折腾，开始关心起发生在身边的国会竞选。
如同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的那样，群体是无意识的，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在媒体有意识引导的情况下，社会舆论顿时为之一变，大家突然间都忘记了外蒙独立带来的边疆危机，开始热烈讨论起国会议员竞选来。而且国会竞选也确实精彩，绝对够十五个人瞧半个月的！
清末实行新政时曾设立资政院，资政院议员分钦定、民选两种，共200人。其中钦定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十六人，满汉世爵十二人、外藩王公世爵十四人、宗室觉罗六人、各部院官三十二人、硕学通儒与纳税多额者各十人，合计100人，均由皇帝委派。另有民选议员100人，虽然名为“民选”，其实却是由各省谘议局推选，大多数是地方士绅，少数是留学归来。要说如此大规模“民选”，民国元年的国会竞选可真算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正因为这是头一回，所以才倍加热闹，各种手段是层出不穷。
正大光明的公开竞选手段自不消说，比如各党派充分利用本党的舆论机关、报刊杂志进行广泛宣传；组成“助选团”到各地演说，张贴海报、标语、传单鼓吹本党政见，炫耀本党候选人的声望权威；开设夜学，发放候选人名片，教选民填写本党候选人姓名等。这些大家都司空见惯。
真正令记者和读者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见不得光的非法手段，诸如选票作弊、投票违规、开票做假、金钱贿选、裁判不公、政府干涉等等，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报道。但要说最刺激、最吸引眼球的，还是竞选的全武行。在这个领域，国民党出镜率最高。
国民党如此露脸，除了己方候选人数众多、对手报纸刻意渲染等原因外，还在于它前身同盟会便具有很浓重的暴力倾向，甚至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也时常因为一言不合而大打出手。比如1912年4月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等人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议事，因为宋教仁赞成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被马君武认为是替袁世凯当说客，出卖南京政府，对宋教仁大肆言语讨伐。宋教仁年轻气盛，按捺不住性子，便打了马君武一耳光。马君武立即还以颜色，照着宋教仁脸上就是一拳，宋教仁左眼顿时受伤出血，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伤口才勉强愈合。
当然，马君武素来骁勇善战，当众斗殴的光辉事迹屡屡散见于野史轶闻之中。如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勇武好斗，他必定当仁不让位列前茅。除了宋教仁被他辣手摧花外，惨遭他荼毒的还有曾任临时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的李肇甫、著名诗人苏曼殊等人。
在暴力行为方面，同盟会的女会员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以唐群英为甚。1912年3月20日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唐群英等因为女子参政权问题企图闯入会场，参议院下令禁止入内。唐群英恼怒之下，挥拳击破窗户玻璃，手掌受伤鲜血四溢。警卫上前阻拦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用脚“踢之仆地”。
唐群英最光辉的业绩还是殴打宋教仁。因为宋教仁在党纲中取消妇女参政权，唐群英于1912年8月27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对宋教仁进行公开殴打。据当时报纸描述，唐群英是“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国民党（同盟会）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对于敌党自然更下得去手了。1907年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成立大会召开那天，以陶成章、张继为首，革命党几百人携带手杖跑来砸场子。梁启超刚讲了几句，张继就用日语大骂道：“八嘎！”（日语“馬鹿”，笨蛋的意思）接着就喊“打！”革命党人举起手杖就开始横扫千军，梁启超等人则抱头鼠窜。梁启超对此事终身难忘，从此一直把革命派叫做暴烈派、暴民政治。
国民党员不仅打人，而且以打人为骄傲。比如《中国报》主笔程梦余，无缘无故打了法制局局长施愚两个耳光，第二天还得意洋洋地把打人事件刊登在报上，自以为很英雄。而号称最懂《庄子》的国学大家刘文典，平生也以踢了常凯申一脚而自得不已，不过踢没踢、踢没踢着现在还是两说。
在民初这场纷纷攘攘的选举中，一方面是初始实行民选时的蓬勃朝气，一方面是各种丑态毕露的乌烟瘴气，两种似乎对立的氛围却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酝酿出某种类似于午夜酒吧的喧嚣与颓废。
根据袁世凯九月份公布的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各省及蒙藏青海众议院议员初选举定于1912年12月10日举行，复选举定于1913年1月10日举行。在整个十二月中，各地上都在不断演着同样悲喜剧，有些人因为因缘际会而当选省议会议员，顿时仿佛如同范进中举，房屋、田产、奴仆、财货都蜂拥而至；有些人则是耗尽家财，破产竞选，最终依然未能如愿，以至于悬梁自缢。
在已经完成的各省众议员初选中，国民党稳居榜首，占据了36％的份额；新中国党虽然不敌国民党，却也有28％，暂居第二位；而共和党以24％的份额，屈居第三位。初选成绩和最终结果之间虽然还有不少的变数，但变化不会太过悬殊。
这样的结果对于新中国党算是上佳表现，令孙元起、汤寿潜、杨永泰等都心满意足地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对于国民党、共和党来说，这样的结果却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对国民党，他们尽管坐稳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宝座，优势却不够明显，很难实现宋教仁在竞选之初设立的“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组成一党责任内阁”的目标。
孙元起此时已经在全国各地奔波了两三个月，其中劳苦可以想知，好在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他在上海稍事休整之后，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在那里，他将面临一场特殊的选举。
三九七、乱鸦又向寒林集
孙元起此次北上，是为了准备参加中央学会的参议院选举。
“中央学会”是个奇怪的名字，现在几乎没人知道历史上还存在过这样一个组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存在时间非常短。从1912年8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明文规定由中央学会选出参议院议员8人开始，到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中央学会最重要的任务选举参议院议员成为镜花水月，中央学会也不了了之，总共不过存在一年半时间。若是算正式组建时间，恐怕还要更短。
尽管中央学会一直以来寂寂无闻，但它在学术脉络和政治体系的传承中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根据1912年11月29日袁世凯签署颁布的《中央学会法》，中央学会是全国性学术团体，直接隶属于教育总长，以研究学术、增进文化为目的，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从学术定位上看，中央学会应该是取法法兰西学士院、美国国家科学院、日本帝国学士院的规制，并上接唐宋元明清以来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的传统，下开民国中央研究院、党国中国科学院的先河。
民初政府对于中央学会的建立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甚至把它与各省放在同等位置，分配了8名参议院议员名额，相比之下，各省也不过才有10个名额而已，由此可见其对中央学会的重视程度。当然，这份尊崇并非始自民初政府，而是脱胎于清朝末年的资政院，因为在资政院200人名额中，就有10个是钦定给硕学通儒的。在中央学会之后，这种传统也一直保持，像后世民国国民大会有教育团体、技师团体、医药团体、社会贤达等名目，党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也同样有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教育界等界别。
按照道理来说，中央学会在学术和政治上都有自己的独特地位，不应该如此轻易夭折才对，怎么会一岁而殇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学会尚未成立，大总统府便急匆匆地颁布了《中央学会法》，致使中央学会先天存在严重缺陷，自然难以长命百岁。
首先一点是中央学会的地位。
从《中央学会法》第一条可以看出，中央学会是教育部直属的学术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科学院就，推进学术和文化发展，性质类似于近代国家的科学研究院。但《中央学会法》的第十六条又规定，只对学会会长、副会长及各部部长酌给公费，普通会员则分文皆没。也就是说，学会会员仅是兼职，并非专职研究人员，这又与民间普通学术团体类似。
另外，国家研究院一般直接直属于中央政府，而中央学会是直属于教育部。由此可见，中央学会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研究院，也不是普通的民间学术团体，应该看作是国家研究院的雏形，或者民间学术团体向国家研究院演变的中间过渡形态。故而中央学会的地位非常尴尬。
其次一点是中央学会的定位。
中央学会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对其成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成就应该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但《中央学会法》却规定：会员由具备国内外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或者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资格者互选，满五十票以上当选；外国人对于中国学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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