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3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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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我们新中国党单独组阁的可能性。刚才先生说过，国民党一直以来都在谋求组建纯粹政党内阁，如果达不到目的，他们甚至可以放弃组阁，甘愿身居在野党的地位，可见他们对于纯粹政党内阁这种制度的执着追求。既然如此，那就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国民党在知道自己单独组阁无望的情况，转而支持我们新中国党单独组阁，因为这相当于变相实现了他们追求的纯粹政党内阁！”

杨永泰以手击案高声赞道：“耿光老弟不愧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果然大才槃槃！不错，国民党或者说是宋遁初，对于纯粹政党内阁这种制度非常看重，在明知自己单独组阁无望的情况下，相较于新中国党与共和党联合组阁，可能由我们单独组阁更容易让他们接受。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变相实现了纯粹政党内阁制度，二来我们在国会中只占据30％多的席位，他们随时可以联合共和党推翻我们，然后取而代之。依杨某愚见，只怕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还要高于我们与共和党联合组阁的可能性！”

陈训恩也道：“只要国民党点头，我们单独组阁在国会中通过也根本不是难事，毕竟我们与国民党的席位在国会中超过了绝对多数。”

杨杰继续说道：“所以学生建议先生不妨积极与宋遁初联系，以后局势将会大大利于我们。”

孙元起点点头：“就依耿光之见！”旋即又对杨杰说道：“去年年底我见到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蒋方震）先生，闲聊之中他提到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陆军什么的我不是很懂，但就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从日本学来的教育确实糟糕透顶。百里校长是军事专家，既然他说陆军不可救药，估计还真是够呛。

“正好前些日子致用医药公司与德国政府协商建立药厂并向德国军队优惠提供药品相关事宜，其中就有一个条件就是允许我们派遣部分军事指挥人员到柏林军事学院进行一到两年系统的学习培训，如今川、陕、甘、晋、青等省正在选拔人选。耿光，你要是没事的话也去德国看看吧！”

四〇三、生死来去转迷情

接到孙元起电报的时候，宋教仁已经返回上海。在此之前，他先后奔波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为国会竞选作最后一搏。

宋教仁最初预定的目标是联合共和党中的老同盟会会员，为国民党争取更多的选票，尽量压缩新中国党、共和党的生存空间，力争把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份额从初选的36％提升到40％以上。如果能超过新中国党、共和党的份额之和，那是最好！即便不能，也要为国民党单独组阁创造条件。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在国会议员复选完成之后，国民党的份额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了两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第二大党新中国党却逆势上扬，增长了两个百分点，二者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34个席位。这还是在中央学会、蒙古、西藏、华侨等几个界别的议员人选尚未决出的情况。谁不知道新中国党在这几个界别中占据绝对优势？如果全部决出的话，只怕二者之间的差距还会缩小，甚至反超也不是不可能。

宋教仁只好怏怏不乐地返回上海，住进了黄浦路的慧中饭店。

当天晚些时候，他的至交好友仇亮来访。见宋教仁有些神情不属，寒暄之后仇亮便关切地问道：“遁初贤弟为何如此郁郁寡欢？”

宋教仁也不多掩饰：“此次国会选举，我党一败如斯，宋某实在是愧对江东父老，哪还能高兴得起来？”

仇亮安慰道：“遁初不必太过介怀！此次我党选举失利，实在非战之罪，谁能想到孙元起那厮居然如此大胆，竟敢不顾可能引起的沙俄干涉，在国会选举前夕大举出兵北上征蒙？——当然，我们也只是稍稍有些失利而已，并不影响大局，毕竟我们还是国会第一大党嘛！”

宋教仁摇摇头：“虽然我们还是第一大党，但在国会中的影响力却大不如前。”顿了一顿又接着说道：“去年同盟会改组和国民党成立，蕴存兄也是亲身参与者，应当知道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是强烈反对的。宋某一再强调，改组的目的是单纯为争取国会多数席位和竞争组阁的需要，才勉强说服众人。至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很大程度上也是看准我们能够入主内阁，才降尊纡贵和我们合并组党的。

“如果我们这次能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并进而组建纯粹政党内阁，之前的一切质疑与抱怨自然都会荡然无存。但现在我们竞选失利，尽管勉强保住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组建纯粹政党内阁的希望非常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党内党外不会发出其他的声音！”

仇亮道：“遁初，当初我们改组同盟会、成立国民党不就是为涤荡瑕秽以适应时代发展么？只是那时为了壮大声势以应对国会竞选，难免有些泥沙俱下，致使我们有一百多万党员的国民党才将将与十万党员的新中国党席位大致持平。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或许通过这次竞选失利正好可以汰除那些趋名逐利的势利之徒，提升我党的战斗力！”

宋教仁良久才长叹一声，缓缓说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听到宋教仁说出《论语》中的这句话，仇亮的心脏突然狂跳几下，表面上却依然平静地问道：“遁初何出此言？”

宋教仁道：“当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山先生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均已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故而主张同盟会不参与政治，以在野党身份从事实业建设；克强先生也认为同盟会应该以建设为要务，奋发于实业。但宋某却不赞成孙、黄两位先生的看法，认为应当以同盟会为基础成立一个全新政党，通过议员竞选控制国会，组建纯粹政党内阁，从而实现民生主义，维护民主共和国制度。孙、黄两位先生不以为忤，思忖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宋某的见解。

“对于同盟会改组，当时很多老会员是强烈反对的，认为同盟会系我党同志数十年流血牺牲造就而成，今日当以生命维护荣光，岂能轻易改名？改名之后，闻讯失声痛哭者大有人在，像广东同盟会更是拖延至月前才刚刚改名。现在同盟会之名已改，执政党之实未得，如果党内同志群情激昂陈书上请，你觉得理事会将如何处置我？”

仇亮喉咙有些发干，涩声说道：“你现在就是代理理事长，理事会又怎么敢处置你？”

宋教仁却没有回答仇亮的问题，而是自问自答道：“只怕难免会有人要借宋某项上人头一用吧？反正还有很多人觊觎我这个代理理事长的位置！”

仇亮很想问问是谁敢借他的人头，但最终没敢问出来。

从那天开始，宋教仁虽然仍在宁沪各地演讲，口风却为之一变，除了继续高谈阔论纯粹政党内阁外，开始大肆抨击起袁世凯、赵秉钧政府来。比如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欢迎会上就尖锐指出：

“自民国成立至今已有两年，但纵观政府所作所为，除了义务教育之外，几乎无一善政可言。有些方面不仅毫无善政，甚至是毫无作为、害国害民，比前腐朽昏聩的清政府更加颟顸，比如财政问题。

“可以这么说，政府对于财政的支出与预算全无半点计划。如今国内军费日涨，对外赔款又重，致使国库空虚、财政拮据，面对如此局面，各级官员皆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真真算得上是‘司农仰屋’了！而财政总长只知道向各国银行团借款，今日五百万，明日一千万，以此缝缝补补的办法勉强维持政府运转。列强现在也知道中国的窘境，经常以借款为条件，千方百计要挟政府以达到索权割地的目的。

“为什么政府会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置若罔闻，半点不萦于心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很快即将逊位交权，所以对任何问题都敷衍了事。最后，他们把难以收拾的局面交给了下届政府，遗祸千秋万代。如果我们现在批评他们，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称之为‘维持现状’。

“什么叫维持现状呢？好比有个病人生命垂危，路过的医生见到后却不肯对症下药，只肯开一剂参汤勉强维持病人的性命，维持病人当前的症状。我们能说这位医生尽到了医者的责任么？显然不能！所以说，维持现状就是当今政府最罪无可绾之处！”

宋教仁的尖锐批评引得舆论一片哗然，很多人以为他大力批判旧政府的目的，是为将来自己组阁营造舆论基础，扫清执政障碍。但同时也引起包括孙元起在内的很多人的猜疑：国民党尽管是国会第一大党，但在参众两院只得到34％的席位，远远没有达到简单多数，怎么就这么笃定自己能够组阁执政呢？

孙元起尽管疑惑，但为了在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拟定未来一年的工作打算，还是很客气地向宋教仁致电，隐晦地表明了合作的愿望。信中写到：

“遁初理事长大鉴：京华违教，忽忽数月，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正式国会召开在即，京城之中谣言四起，人心动摇，时事儳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贤弟。而国家建设大计亦亟待商筹，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至祈勿却为盼！孙元起顿首。”

作为宋教仁以前的老领导，孙元起觉得自己的姿态已经够低的了，他多少应该给点面子才是。谁知过了三四日，宋教仁才勉强回电，上面只有干巴巴的几句：“高情厚谊感佩莫名，然沪上事务繁杂，京中政局晦暗难明，须择机方可北上。冒犯之处还请海涵。即颂我公大安！”如此程式化的回复，让孙元起很难寻摸明白其中的具体意味，杨杰、陈训恩等人也难以说出子丑寅卯来，杨永泰甚至怀疑国民党是不是跟共和党勾搭上了。

估计在这个世上，只有仇亮才知道宋教仁这番举动的真实意图：

发表抨击袁世凯、赵秉钧政府的言论，一方面是在虚张声势，以预备组阁执政的姿态压制党内的分裂势头以及反对言论；另一方面就是在拉仇恨，希望通过挑起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为组阁失败找到合理的借口，也希望通过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能让国民党感到强大压力，从而消灭分歧团结起来一直对外。

至于不敢进京和孙元起会晤，道理更简单。现在宋教仁就是在吹肥皂泡，稍微轻轻一捅，闪烁着五彩六色的气泡就会炸裂，哪里敢和孙元起当面锣对面鼓地斗宝？——当然，即便孙元起不捅，肥皂泡也会自己炸裂的，因为正式国会4月份就要正式召开，距今最多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好友，也是为了自己和政党，仇亮决定助好友一臂之力。

身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本来就是位于金字塔顶端，屈指算来，真正能救他的人并不是很多。在这不多的人里，排在第一位的毫无疑问是国民党正牌的理事长孙中山。

可现在孙中山在哪里呢？

四〇四、谁家独夜愁灯影（上）

孙中山是公众人物，国民党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基本上类似于新闻联播的前十分钟，等同于是他个人的起居注，所以他的行踪居止根本不用刻意去查，翻翻报纸就能轻松找到。

那孙中山现在究竟在忙啥呢？原来早在国会复选结果出来的第二天，他便以考察日本铁路及工商业状况为由，乘坐“山城丸”邮轮离开上海赶赴日本。

在一般的报道中会提到随行者有马君武、戴季陶、袁华选、何天炯、宋耀如等五人，但仇亮却敏锐地在一份不起眼的小报中发现，随行的还有一个日本人：山田纯三郎。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仇亮对这个人名自然不陌生，但更熟悉的还是他的兄长——被孙中山称为“外国志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的山田良政。

山田良政是老牌的日本军方间谍，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就以任陆军翻译官身份活动于辽东前线。战争结束后，他又到北京进行间谍活动，得以结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戊戌政变发生，他便将王照从北京护送至天津的大岛号军舰。1898年德军占领胶州湾后，山田又赴山东刺探情报。随后转至旅顺刺探俄国军情，结果被俄军逮个正着，经日本领事交涉后才得以释放。回到山东后，他将自己刺探到的德国占领胶州湾情势，向日本政府有关方面作详细报告。

不知是在身份暴露后改变人生志向，还是日本军方另有安排，山田良政突然开始关心起中国的革命来，并很快与孙中山打得火热。在1900年前后，他利用日本人的便利身份辗转往来日本、中国之间，一方面为日本军方培训对华间谍，一方面与革命党勾结进行武装起义、暗杀政要活动，其中包括瞒着孙中山预谋暗杀国南方三位重量级封疆大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所幸天理昭彰报应不爽，1900年10月22日山田良政在随同革命党惠州起义军撤退途中被遭清军捕杀，时年32岁。

山田纯三郎作为山田良政的弟弟，此刻陪在孙中山身边出访，让人不禁对其意图思忖再三。——事实上，山田纯三郎也难逃日本间谍的嫌疑。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为寻求日本政府支持，与日本人签订了出卖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中日盟约》，签约的日方代表之一就是这位山田纯三郎！

仇亮尽管对山田纯三郎的陪同出访有些疑惑，但为了帮助好友，还是抛开疑惑尽快赶到了日本，希望能和孙中山见上一面。然而到了日本之后，他发觉广播报纸上刊载的孙中山行止、言论更加匪夷所思，简直让人疑窦丛生：既然是以考察铁路技术、筹集筑路资金出访日本，孙中山应该到处参观科研院所、铁路公司、工商业团体，发表招商引资、筹钱修路的言论才对，可是他每天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仇亮大致胪列了一下孙中山这些天会见的日本政要，便包括三位内阁总理大臣，即大隈重信（第8任）、桂太郎（第15任）、山本权兵卫（第16任）。——不知该说孙中山幸运还是不幸，在他访日期间正好赶上日本内阁更迭，结果先后见到桂太郎、山本权兵卫两位现任内阁总理大臣；一位政党总裁，即日本国民党领袖犬养毅（日本政治家，后任第29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两任外务大臣，即加藤高明、牧野伸显；以及众议院议长、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本部部长、东京都知事、大阪府知事等。

而发表的言论更耐人寻味。

他在出席东亚同文会晚宴、日本众议院欢迎会、大隈重信茶话会、东京都知事宴会上，不止一次提到中日两国要互相提携，他多次表示：“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两国不仅种族相同，而且文字、文化相同，有着数千年亲密友好的关系。两国应该和睦相亲，互相提携，这不仅在东亚和平上大有必要，在世界和平上也有其重要意义。希望中日友好人士以后要大力提倡中日提携的观点，谋求东亚民众的福祉，保障东亚国家的利益，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

托抗日爱国题材影视剧之福，中国民众对“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词语非常熟悉，也非常敏感。如果听到有人在自己面前大谈特谈这番言论，有血性的中国人肯定会“唾其面而批其颊”。但在二十世纪初的前后二十年里，这却是同盟会、国民党乃至知识界的主流言论，因为中日两国都受到欧美列强的欺凌，难兄难弟理所应当联起手来共御外侮，营造东亚人的东亚。所以连一贯尖酸刻薄的周大也可以忘掉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之辱，挥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