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2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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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君如听了她的话，禁不住笑了起来，此时屋内的阴诵声已经平息了下来，凌君如透过雕花的窗扇向里面望了一眼，映入她眼帘的，是一个高大俊秀的青年。

此时屋内的刘德升也听到了外面的谈话声，他转过头，刚好和凌君如的目光碰了个正着。

尽管雕花窗扇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还是看清了窗扇后面那张艳若桃李的脸，呼吸禁不住一顿。

而窗扇后的女子看到他的面容，似乎也是吃了一惊。

此时的刘德升，感觉到了那从窗户飘过来的女人香气，已经把刚才献给爱人陶诗咏的那首《贺新郎》抛到了九霄云外。

从未涉足欢场的他，第一次完全被这个美艳妖媚的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迷人气息吸引住了。

正当刘德升在那里意乱情迷之际，屋外的院子里突然传来阵阵喧嚣声。

刘德升转头向窗外望去，看到刘家大院的仆人们全都在跑来跑去，很多人都朝着天空指指点点，刘德升抬眼看了看天空，一双眼睛因为吃惊瞪得溜圆。

碧蓝的天空中，赫然是一艘又一艘的巨型飞艇，飞艇的周围，除了在不断的盘旋着的飞机，便是一朵朵盛开的白色伞花。

对于这些伞花，刘德升当然并不陌生。

一种狂喜的感觉从心底升腾起来，刘德升知道，自己和陶诗咏应该是得救了。

此时，站在花园当中的刘文彩，看着一名伞兵落在了一座角楼之上，将屋瓦踢得纷纷掉落，心中满是惊骇之意。

他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会在自己的家里看到这样的景象。

当然，他心里清楚，这些伞兵是来干什么的。

那名伞兵飞快的卸掉了身上的降落伞，拎着一支“花机关”快步的在屋顶上奔跑着，刘文彩猛地掏出了手枪，瞄准了这名伞兵打算开火，但是他犹豫在三，始终没有扣下扳机。

“六哥别做傻事”刘文正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刘文彩的身边，他一只手一把抓住刘文彩的手腕，另一支手则按住了刘文彩手中的手枪。

“你要是开枪的话，一切就全完了。”刘文正看着刘文彩的眼睛，恳切的说道，“现在抵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刘文彩听了刘文正的话，手臂开始剧烈的抖动了起来。

“到了这一步，好好配合政府的话，保命还是不成问题的。”刘文正接着说道，“要是抵抗，这院子里死的人，怕是不光是六哥一个了。”

刘文彩长叹了一声，执枪的手无力的垂了下来。

“不错，就是抵抗的话，也根本坚持不到老七和袍哥会的人来。”刘文彩的手一松，手枪便落到了刘文正的手里。

“七哥也许会来，但袍哥会的人，现在只怕早已经逃得不见影子了。”刘文正说道，“那些人，是根本靠不住的。”

“早听你的话就好了，否则也不会落到这般田地。”刘文彩叹息着说道，“你传我的命令，叫大家不要抵抗，放下武器，听候政府的发落。”

此时，在飞艇观察舱中的杨朔铭，正举着望远镜，观察着刘家大院及其周围的情况。

地面上偶尔传来零星的枪声，但很快一切都归于沉寂。

“果然不出‘吾豪’所料，这个刘文彩没有敢顽抗的胆子。”杨朔铭放下了望远镜，说道。

“算他识相。”站在杨朔铭旁边的陈宦笑了起来，“四川的事一直很棘手，这其实也是又一道坎儿啊”

“是，好在这道坎儿，总算是好好的迈过去了。”杨朔铭点了点头，说道。

“咱们中国的坎儿，实在是太多了。”陈宦看着杨朔铭说道，“瀚之还能记得，上一道坎儿，是什么时候吗？”

“甲午故事，须臾不敢或望。”杨朔铭望着那些已经占领了刘家大院的伞兵，低声说道。

“不错，要说这最开始的一道坎儿，就是甲午年，可惜咱们没能好好的迈过去。”陈宦叹息着说道。

陈宦和杨朔铭虽然分属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却出奇的一致。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从历史上看，是中国的一道坎儿。

中国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是著名的洋务运动，在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赶上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令晚清的改革开放彻底改道，从“制度”和“主义”层面寻找灵丹妙药和捷径，成为精英阶层的共同追求，而围绕“器物”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本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却在“制度万能”和“主义万能”的大跃进中被忽略。晚清改革正是自此走上了一条“主义”取代“问题”、口号取代实干、旗帜取代行动的歧途，终至政权分崩离析，“改革”被“**”所替代。

而导致辛亥**、清王朝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是主张暴力**、武装起义的**党，推翻清政府的主流，其实正是当时所谓的“立宪派”，而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的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如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但却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而象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那样一个体制下，则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从这方面上讲，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而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加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从这方面来讲，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在晚清时代，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祖宗家法不可变”、“中体西用”之类“意识形态”的旗帜，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阶层被他们当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辛亥**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而象川汉铁路公司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甚至“暴力**”的催化剂。

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既没有对政权的忠诚，又没有对民生的责任，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却不必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而杨朔铭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在符合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减少和削弱这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避免已经贫富分化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分化乃至撕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杨朔铭说道，“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共同心态，就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最高社会。”

“不错，这种心态，具体的表现，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陈宦的话里带有一丝沉痛，“这种认识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就好比开火车，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速度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一下这样做的危害。”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杨朔铭说道，“昔年清廷的崩溃，绝非一些史家所说的政治改革步子太慢而导致**，其实恰恰是步子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从后世穿越来的杨朔铭在这个时代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反思之后，已经明白，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而晚清推行的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上百年，但还是被后人指责为太慢而细细考察一下，这些责难者的主流，恰恰正是那些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汉改革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美妙远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孙氏的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其实要更加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治改革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历史在这里，可以说对那些以**家面貌出现引领“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人进行了无比绝妙的讽刺。

晚清因政治改革超速而导致了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却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正是杨朔铭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律”。

一些人总是将对政治改革的任何速度控制，都指责为保守。这种指责，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社会阅历和行政常识，就是另有所图。殊不知，超速颠覆之后，作为司机的执政者之死，或许并不足惜，但是，那些一味叫嚷提速的人们，是否考虑过这辆车上的乘客安危呢？因为这辆车上面，不仅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和将来

说什么“而今迈步从头跃”，都是不负责任的鬼话

“瀚之可知，当今世界上，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热衷于　　‘主义’之争。”陈宦声音里透着苦涩，“这种偏好，其实是最应该去除掉的。”

第365章　刘文彩的救赎

“不错，这种可以称之为‘泛意识形态化’的集体偏好，养成了我们喜欢‘上纲上线’的行为习惯，总是喜欢将简单的‘问题’之争，放大到硕大的‘主义’之战，没事找事、小事闹大、大事闹崩，绝不妥协，战斗到底，你死我活，不断折腾。”

说到这些，杨朔铭的声音也变得分外沉痛。

“晚清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即是如此。各派都将‘天地君亲师’或者‘救亡图存’的大旗举起来，争夺合法性资源乃至话语主导权，而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的、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在与时俱进的政改大旗下，精英阶层几乎全部投入了夺权的传统游戏之中，而一旦夺到权力，则一切照旧，口号依然激动人心，现实却也仍旧暗无天日。”杨朔铭仿佛又陷入到了久远的历史回忆之中，“对清末民初的**与改革情况，可以下如此的断语：‘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谁败，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听你说话，总是这么痛快淋漓。”陈宦苦笑着点了点头。

陈宦并不知道，杨朔铭作为一个“后来人”，对这些的了解和体会，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要深切。

中国的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结果使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这种情况，在后世已经表现得无以复加。

只是现在的杨朔铭，已经没有机会见到这些了。

中国从甲午战败之后进入“制度万能”的大跃进时代，尤其从1911年辛亥**开启了新一轮“**”之后，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为了“痞子运动”和“黑帮政治”，高举的旗帜永远只是幌子，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象袁世凯，他虽然为中国办了不少的实事，但现在并没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功绩，反而只记得他的“复辟帝制”，袁世凯并不了解，他称帝的悲剧就在于他试图追求名实相符，却不知道这个社会现在只能接受“伪君子”，不再容忍“真小人”

泛意识形态化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闭式循环——越是上纲上线，就越是四面树敌；越是四面树敌，就越需要上纲上线。本来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解决并达成双赢的“软性”矛盾，至此都必须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的“刚性”零和方式，进行决一死战，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政治挂帅”的斗争思维中，整个中国社会充满了戾气，完全没有信任平台，更缺乏建立信任的机制，如同一个丛林世界，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同时担任受害者兼施害者的双重角色，无休止的斗争使得中华民族的元气大大受损。

而在泛意识形态化之下，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其实也未必是顽固不化愚昧保守。

“瀚之想过没有，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陈宦问道。

“中国的政治改革，其核心其实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而这主要是一项‘技术活儿’，而不是什么‘思想’和‘主义’。”杨朔铭说道，“对于咱们这个人口总数超过很多国家人口的超级大国来说，这种改革本身就是保持肌体活力的‘健康’之道甚至‘生存’之道。”

此时，杨朔铭的思绪，因为陈宦的问话，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在的那个时空。

在后世，历经了十年动乱的浩劫，中国人终于迎来了改革的春风，但改革尤其是“政改”中，依然充斥着大量“泛意识形态化”的痕迹。

本来是一些政府管理方面的技术问题和能力问题，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