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第4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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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毅表现得非常客气，仿佛杨永泰从来都没有算计过他一样，杨永泰看在眼里暗自心惊，他想过此番见到安毅有可能遭到白眼和冷遇，或者安毅不会与他多说一句话，没想到安毅还是和以前一样也是客客气气脸带微笑，打完招呼就走到满脸笑容的陈诚和蒋鼎文等黄埔系将领身边，热情交谈极为融洽，这让杨永泰心中的疑惑和惶恐不断加深——实际上，他非常不愿意蒋介石把安毅叫来南昌协助他和何应钦的工作，可蒋介石决定的事情，根本就不会给任何人辩解和拒绝的机会。

杨永泰和何应钦心里都很清楚，蒋介石的这一决定蕴含双重意思：一来是对安毅的更为信任和器重，二来是对两人数月来的工作非常不满意，否则尽可派另一位参谋次长过来，而非是与两人存在宿怨的安毅。

车队在众多军警的严密保护下开到南昌城中装饰奢华焕然一新的行营。安毅之前曾远远见过湖畔落成使用的行营，但是自建成之日起便没有进去过，这回跟随在蒋介石身后算是见识了一番，对何、杨二人的铺张浪费颇不以为然。

一行人很快来到宽阔气派的会议室，十余名军长、师长和江西省政府各部官员分左右整齐站立，齐齐致敬。

蒋介石走到首位，威严地扫视一圈。微微抬手示意大家坐下，安毅坐在蒋介石右下首第二个位置，神色平静一派从容，掏出笔记本埋头书写，不向任何人望一眼。

在蒋介石的询问下，何应钦起立汇报近期剿匪情况，精心粉饰的语言中处处透露出窘迫近况，数次被红军调集优势兵力伏击的军长孙连仲等人和各师师长神色尴尬，嘴巴紧闭，对何应钦把红军一击得手快速消失解释为“一经接战四下逃散”、“仗着对地形之熟悉化整为零致使我军各部搜索困难，造成难以把握赤匪主力之僵局”等话语深感安慰，可安毅和蒋介石都听得出其中的真实意思：剿匪各部处处挨打，却找不到红军主力之所在，造成各部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进而不敢前进一步的困局。

何应钦汇报完战况，杨永泰站起来汇报江西各地的军政民政情况，在语言的组织和阐述技巧方面，博学多才的杨永泰显然要比何应钦干得漂亮，除了把“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这一主要意思表达出来之外，杨永泰还提出了“赤匪借抗日之名广泛宣传、煽动不明真相者抨击政府责难军队，以卑劣手段和不知疲倦之鼓噪，赢得无知民众之盲目同情。却从未停止过对我党我军及各级政府之颠覆活动”等问题，并在问题的后面提出解决的办法，其中包括极为残酷的“应以战时条例对犯奸作恶者予以最直接、最迅速、最解决之惩处”，言下之意是请求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杨永泰述职性质的报告让蒋介石舒心不少，听完杨永泰长达二十多分钟的陈述，蒋介石和蔼地示意他坐下，扫视众人一圈，大声训示：

“各位同志，江西及周边地区之现状极为严酷，经年之剿匪中央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可至今匪患不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我决定，增加剿匪总司令部之力量，将在一周内请来德、美、英各国军事顾问前来襄助，纠正作战计划中之错误，弥补其中之疏漏与不足，我军与顾问团之联络、协商等事务，由参谋次长安毅将军全权负责，希望各位同心协力，报效党国，树立正确之政治观，早日清除匪患方能一致对外。”

冗长的会议结束，蒋介石把安毅、何应钦、陈诚、蒋鼎文、杨永泰、邓文仪等七名军政大员留下，再一次细致地要求何应钦、杨永泰等人要对安毅严密配合，并明确地给予安毅参与军事及政治决策的权力，安毅可以根据需要前往各军各师督导作战与协助指挥，俨然成了蒋介石无比信任和重视的“钦差大臣”。

众人唯唯诺诺，心里却各有想法。陈诚、蒋鼎文等人与安毅交情深厚，深知安毅的能力，对安毅的到来自然高兴，何应钦和杨永泰就不一样了，两人非常清楚蒋介石给予安毅这么大权力是何意思，CC系干将邓文仪心中吃惊，脸上却是热情洋溢的笑容，表现出同门袍泽宽厚诚挚的风范。

开完会再一次与一群心腹协商军事难题，讨论军事部署，期间只进行过两次休息和用餐，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需要赶回南京等待张学良到来的蒋介石才乘车赶赴机场，对送行的安毅谆谆叮嘱寄予厚望。安毅频频点头却没有任何的承诺。

蒋介石即将登机之时，看到两架崭新的飞机停在南侧的停机坪上，数名身穿迷彩服的地勤人员和三名身穿美式飞行服的飞行员围着飞机认真保养，转向安毅低声问道：“你的飞机？”

“是！学生估计用得着，就把一架运输机和一架侦察机从西南航校调了过来，希望能在人员运送和战情侦察方面做些什么。”安毅恭敬回答。

“好、很好！这个决定非常正确，这样一来你可以随时飞抵南京向我汇报，也可以亲自去前线看一看，做到心中有底，便于作战计划的制定和作战指挥的展开，很好。顾问团到来之后。你也可以用这两架飞机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特别是德国人，他们素来严谨认真，估计会提出乘机观察前线的要求，之前我疏忽了这个问题，你的准备很充分。”

蒋介石欣慰地说完，与何应钦、杨永泰等人打了个招呼便乘机离去。

蒋介石一走，所有人都如释重负，没有了那么多的束缚，安毅与何应钦和杨永泰礼貌告别，满面春风地拉上陈诚、蒋鼎文等人同乘一车赶回市区。不一会儿就进入江南宾馆二楼的俄国西餐厅，点上些食品和几瓶洋酒开始交谈。

“大哥，你怎么不待在河南也过来了？”安毅询问蒋鼎文。

蒋鼎文苦笑着摇了摇头：“不单止愚兄过来，愚兄麾下的两个师也调过来了，原来那个陇海路西段警备司令部撤消，愚兄一下子变成了剿匪路军总指挥，这不刚开到赣东两天吗……对了，你的几个师兄都在南昌，把他们一起叫来聚一聚怎么样？”

“干脆，把我十八军下属两个师的黄埔弟兄也叫来放松一下，今天就狠狠宰一次安毅。”陈诚乐不可支地附和。

安毅爽快地哈哈一笑，抬头寻找沈凤道，正好看到许一尘在过道上与沈凤道聊天。安毅招手示意许一尘过来，热情地将他介绍给蒋鼎文和陈诚。

已经是南昌情报站站长的许一尘仍然以经营宾馆、影院和贸易公司的商人身份出现，他礼貌询问蒋鼎文和陈诚为何住在行营招待所而不住一水之隔的宾馆？几句话就把蒋鼎文和陈诚说得高高兴兴，蒋鼎文当即表示回去就把行李搬来楼上住，还要和安毅住对面，陈诚迟疑了一下，在安毅的请求下也答应住进来，反正一周之内各军主官谁也别想离开南昌，顾问团到来之前完整的下一阶段作战计划无法确定，所以只能等，开赴各驻地的军队也只能摆出一副张牙舞爪的模样暗自休整。

从这一天开始，安毅过上了非常舒心的自由日子，他本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原则，每天早上准时前往行营，与何应钦、杨永泰等人见个面，随后来到行营二楼西侧分给自己的两间办公室，指示麾下尽快通过各种方法、各种渠道了解战局进展，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后就乘坐轿车离开，回到江南集团的办公大楼里与周崇安、劳守道等人秘密协商各种事务，到了晚上就拉上十几二十名黄埔同袍出席南昌各界为他举行的一个接一个的欢迎宴会。

由于时局突变，整个南昌百业停滞，共产党组织已经在整个江西地区频繁活动，仅在咫尺之遥的高安都被神出鬼没的红军小股部队两次袭击，所以安毅麾下撤出之后的众多产业没能按照理想价格转让出去，但是也比当初的投入增值数倍。

安毅以快刀斩乱麻的态度。建议周崇安和老道尽数把闲置的产业卖掉，因为，下一步整个南昌甚至整个江西会走向何方，连安毅自己也毫无把握。

第六一六章　　背叛者死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日凌晨。日军在大炮和装甲车掩护下，出动四千多人，向嫩江桥发起进攻。时任黑龙江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将军立即命令守军奋起还击，声震中外的嫩江河畔的血战全面爆发。直到中午，日军伤亡很大，纷纷溃退回南岸。下午三时，敌人再次集中兵力，密集进攻。马占山所部等日军到百米处，齐起猛攻，趁混乱之际全线冲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飞机、大炮无技所施，无奈之下向江桥溃败，遭到在江岸芦苇内埋伏的中国军队堵截，日军有的陷入泥沼、有的跳入江中，后来增派的援兵也在桥上被马占山所部骑兵冲断，一股回撤，一股被迫逃到左翼阵地后全歼。

此后连续十多天的交锋中，日军损失惨重，至十九日马占山率部退守克山、拜泉、海伦，共毙伤日伪军六千多人，自己伤亡两千多人。这就是打响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第一枪的江桥战役。

马占山将军的义举，得到全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与支持，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很快，在全国民众强烈要求团结一致抗日，反对内战、反对不抵抗政策的汹涌浪潮中，南京国民政府与广州政府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宁粤争端”，“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在上海举行了中外瞩目的“和平会议”。

这次“和平会议”在数日的吵吵闹闹中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宁粤之间嘴巴讲和，口号无比嘹亮，实质上分歧却日益严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广州政府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最后在全国舆论和各方压力下，宁粤双方相互妥协，决定把问题拿到两个政府各自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的四全大会于十一月中旬在南京举行，广州政府的会议召开得晚一些，时间相对也比较长，从十一月十八日开始到月底依旧没有结束。

自从居中调停的广州政府常务委员古应芬因拔牙意外死亡之后，没有了任何约束的粤军主帅陈济棠极力排挤没兵没枪只有一张大嘴的汪精卫和孙科势力，长达半个多月的会议上，同属广州政府旗下的陈济棠势力、李宗仁势力与汪精卫等势力矛盾终于激化，会场上扔凳子飞瓶子你来我往乱成一团，多达十余名代表因此受伤。

汪精卫及其支持者全都是些笔杆子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尽管在会场上打不过陈济棠、李宗仁集团的赳赳武夫，可他们意志无比坚强，耐力也十足。往往是今天的会议因吵闹加肢体上的争斗无疾而终，一个个鼻青脸肿垂头丧气回到家中，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准时出现在会场上，继续据理力争，大喊大叫。一些被板凳、瓶子、茶杯砸破脑袋鲜血长流的代表草草处理好伤口，马上又出场参加会议，其信念之坚定就连扔酒瓶砸凳子的军中将领们也不得不暗自敬佩。

相对而言，南京举行的四全会议显得斯文多了，也较为务实，为赢得民心、挫败广州政府的阴谋，蒋介石在会议上第一次就日军侵略东北进行表态——蒋介石对坚持抗日寸土不让的黑龙江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将军以及所部将士予以高度评价，提议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并做了专题演讲：

“我们一方面很有诚意地信仰国际联盟，希望国联能拥护正义，主持公道，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国内必须有切实的准备，我们料到日本不肯轻于退出东三省，也料到日本不能把大连、旅顺轻于交还给中国，所以我们唯有依赖国民的能力与世界上的公道，我们一定更要有最后的决心——什么是最后的决心？就是流血牺牲杀身成仁的决心！”

蒋介石的公开表态尽管仍把希望寄托在国联和欧美各国列强身上。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不抵抗”的罪名与压力，公开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的张学良于是成了全国声讨的唯一活靶子，连同只会争权夺利、争吵不休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汪精卫集团也随之威信大降。

汪精卫集团见势不妙，慌乱之下竟然也发出通电，以广州政府的名义对马占山进行表彰，同样宣布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省长，根本就不管马占山将军本人愿不愿意、全国军民有几个人相信汪精卫政府的合法性和实施能力。

汪精卫集团的军事支持者张发奎为此深感失望，一怒之下不顾盟友李宗仁、唐生智的苦苦劝阻便对外公开表示：只要国家民族需要，自己将立刻统率麾下第四军北上，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

张发奎此时展露出的军人血性，赢得举国上下一片喝彩声，可是真要把分别驻扎两广三地的第四军三个师带到北方，没有汪精卫的顶力支持、没有陈济棠和李宗仁在财力上的帮助，张发奎就算有心杀敌也寸步难行，徒叹奈何。

好在蒋介石的“最后决心”也只是听见雷声而不见雨点，他巧妙地将驻守福建和粤东北的陈枢铭第十九路军笼络，任命宁粤双方都能接受的陈枢铭为京沪卫戍司令，十九路军尽数调往南京、上海和京沪沿线驻扎警戒，除此之外没有进一步行动，大量主力部队仍留在湘赣粤闽鄂等地，围剿共产党军队，这样倒是给了汪精卫喘息还击的机会。

可无论蒋介石如何调兵遣将，剿来剿去红军不见减少，反而更加强大：这一年的十一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举行，通过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问题等案，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彭德怀、贺龙、孔荷宠、林彪、王稼祥等六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发表对外宣言。改瑞金为瑞京；鄂豫皖苏维埃区第二次大会组织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辖第四、第二十五军共三万人，旗下赤卫军高达二十余万。

剿共受挫的同时，国内原本已被蒋介石压制的各路军阀各方势力再次联合公开反蒋，与广州政府的汪精卫、孙科、邹鲁、唐生智、陈友仁等人暗中通气联合，纷纷附和广州政府的反蒋主张，频频呼吁蒋介石下台。

各地民众看到南京中央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迟迟没有挥军北上驱逐日寇、致使日军得寸进尺大大加快了侵略步伐，绝望之下也都纷纷要求蒋介石下台，顺应各界提出的改组中央政府的呼声。

这一结果令蒋介石暴跳如雷，却又回天无力，只能将满肚子气硬生生压在腹中，为自己再一次下野以退为进暗做安排。

对蒋介石无比失望的不单止全国各界民众，安毅心中也无比失望，在南昌长达一个多月时间里，他除了每天都去一趟行营露个面开个会之外，对一切围剿红军的军事方案不闻不问，毫不关心，也不理会杨永泰的任何一项施政方案。

一开始对安毅无比忌惮的何应钦和杨永泰看到安毅根本不愿插手各项事务，也长长地松了口气，巴不得安毅最好连行营办公室都别来。

表面上安毅每日忙个不停与顾问团的顾问们展开研究交流又亲临各部考察。其实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到南昌机场，向自己麾下航空大队长和美国工程师休斯等人学习飞行原理和飞机驾驶，几乎隔天就在黄禀一这位好老师的带领下到天上去逛一圈，美其名曰侦查敌情。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和操作练习之后，安毅终于在黄禀一的指导下亲自驾机飞上蓝天，几乎没油了才依依不舍地返航降落。

每天夜里，安毅都会回到老南昌的家里，不是处理南昌情报总部送达的情报，就是给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