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蒙蔽世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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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思想和呼吸那样自然”，随意和快乐。

当然，文学是有优劣文野之分的。像我这样从自己的精神需要出发，依据生活印象和想象妄自涂抹的小说，当然不可能成为上品和精品。何况有些作品明显沾染了当代人流行的浮躁，一看就知道是速成的东西。我所占的便宜是从小喜欢听故事。听罢又喜欢卖弄给别人，经此锻炼，摸到了几处推波助澜、一唱三叹的窍门。可惜我的性子有些急，所以小说里的那些故事常进展得太过仓促，以致不能尽情展开人物的面貌和精致，当然更谈不上文笔的性灵和深奥。而且我的写作又多是于每晚睡前，书成之后，不免总能让人看到字里行间的困乏和潦草，如此我也就决不敢在文学上有什么目标和抱负。在文学圈里则把自己归为“票友”，聊以自嘲。

读者当然能看到，我的目光总是留恋着那个激情时代，青春的纯情、浪漫、率真、挚爱、狂放不羁，甚至苦难，都是我倾心向往却终不可得的。因为我们被太多现实的烦恼纠缠着，有时会忘记了人的本质。烦恼皆由欲望产生。和我的成长年代相比，90年代的各种物质欲望实在是太泛滥了，令人在精神上感到无尽的失落。而我抵抗这种失落的武器，就是让笔下的人物充满人文主义的情感，他们的错误，也因他们的单纯而变得美丽！于是，这些作品的风格貌似写实贴近生活，实际上都是些幻想和童话，读者喜爱的人物几乎都理想得无法存在。而以我的成见，文学既可以是生活实景的逼真仿模，也可以把生活瞬间地理想化，诱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梦想。有许多在现实中得不到的感受，做不到的事情，却常常令我们憧憬一生，也恰恰是那些无法身体力行的境界，才最让人激动！

在这些作品中，警察是我最热衷表现的人物。与其说是缘于我对警察生活的熟悉，不如说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迷恋。在和平年代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比它更酷。这个职业就像一个引力强大的“场”，有一种深刻的向心力在凝聚着你，使你即使远离了它也依旧恋恋不舍地想再贡献点什么。

2。我所心仪的世界

我更希望在文学中描绘一个我所心仪的、倾心的世界，描写一个充满爱情、真情和高尚心灵的美好氛围。

我们这一代人，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经历过共产党优秀光明的时刻，也经历过党受到挫折的时候；看到过失望，经历过痛苦，心理发生过太多的冲突。但接受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和理想教育是永远植根在我们的脑子里的。有时候我们白天做的事情，晚上却梦到另外一件事。我们所身体力行的是一回事，但心理追求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我是个商人，就要在商场中冲冲杀杀。但我的小说就很浪漫、单纯，我不想再写那些乌七八糟的黑暗了，我更希望在文学中描绘一个我所心仪的、倾心的世界，描写一个充满爱情、真情和高尚心灵的美好氛围。虽然我的小说以悲剧收尾的比较多，这正是我内心矛盾的冲突，也反映了我对社会的某种情绪。

从我个人生活感受讲，我认为命运是不可预测的。文学其实关注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人物的生存环境、命运变化，都是为了表达人是以怎样的生活状态生活。但无论命运怎样变化，人都要有一个恒定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我们古人一直推崇的“吾道一以贯之”，就是所谓的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人不能因地位、命运的变化而发生大的变化。我们讲“唯大英雄能本色”，我喜爱周志明就是因为他很本色。他在得意的时候和失意的时候差不多。比如《玉观音》里的安心也是这样，无论碰到怎样的困苦，她都柔善如一，善良依旧。我之所以叫她“安心”，就是因为她身心安顿，不为凡俗所困惑，美好的内心不为外物所牵动。

但是在各种各样的遭遇中，安心也会犯错误，她的灾难是由她个人的弱点、缺点导致的，但这并不重要，关键是犯了错误后怎样去面对。我认为一个人的人品和内心是否有价值，关键看她遇到事情后怎样去面对。周志明正是这样，他本可以避免牢狱之灾，对一些事缄默不说，也就过去了。但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做了。其实人最终都会走向完结，踏实做人就是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就不是这么想。他们一出生就看到的是形形色色的天空，他们觉得周围一切都很正常。在这个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挑战和机遇共生，机会和陷阱并存，人们的思维非常活跃，知识空前饱满，通讯手段发达，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比我们那个时候更自我。他们也许想他人、集体、国家的事很少，主要是关注自己的事。虽然这是时代使然，但将来他们就业以后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很少有“忠诚”这样的品质的。要想真正使一个企业有所成就，“忠诚”的品质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自己有这个文凭、有那个证书本本，关注的是自己的专业技能。其实个人的素质，比如说，是否忠诚、是否自私，这些才是在任何时代决定你是否胜出的主要因素。大家都在搞技术，最后可能都差不太多，最终能够决定一个人向上走的，是他的个人素质——思想素质这部分。我经常跟年轻人说：“说了，就要做到！”而现在大部分年轻人说完了做不到。应该是“有志者立长志”，对眼前的每件事作好策划和安排。而现在有些年轻人是“无志者常立志”，眼前的事做得粗制滥造，但对未来规划得特细：什么时候有车，什么时候开公司……本末倒置了。

3。多样的读者需要多样的文学

文学的存在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因为只要有人类存在，就必然有交流、有倾诉、有倾听、有抚慰、有宣泄、有娱乐，文学的存在不必寻找任何理由，理由是理由太多。

这个讨论似乎只有在把文学狭义为小说、散文、诗歌之类的文字之后，特别是这种文字的商品性质日益被它的制造者看清之后，才更有意义。因为谁都知道，现在已经不是阅读的时代。电脑、电影、电视，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传媒，特别是在中国。中国现今的作家，很不幸地生在一个电视霸权主义的时代。电视训练着并改变着无数人的欣赏习惯，让无数人变得焦躁、轻浮、懒惰、追逐直观和直白。有个统计说全国有上亿人每天都要打开电视，每人平均每八秒钟换一次频道……养成这种习惯的受众，还会看长篇大论的小说吗，还会看不知所云的诗歌吗，还会看慢慢悠悠的散文吗？散文是什么？

在一个生活单调、信仰单一、信息闭塞的时代，作家征服读者的武器，是他火热的思想，广博的知识，独特的视角和信息占有的优势。而在一个多元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生活节奏和生存竞争日益剧烈的时代，作家立刻风光不再。大众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都被自身的生存及享乐占去，余下的大脑空间里，只剩下了一些好奇，需要留给那些新闻热点，即来即去。你看这几年比较好卖的文字，不都是靠新闻或新闻人物先炒热了才好卖的么，比如《不过如此》、比如《李响与米卢》、比如《三重门》、比如《第一次亲密接触》。除此之外，这年头还坚持看小说看散文读诗歌的，显然属于小众一族了。

这也怪作家们自己。我是一个经商的人，从商业规律的角度看，作家算得上当今社会中最“傲慢”的人了，大都懒得“与时俱进”，在大工业时代怎样写作，在信息时代依然怎样写作。不像我们经商办企业，必须以变化求生存，必须研究消费形式的每一个进步，好让我们的产品更新换代。

也怪那些评论家们。在文学界，小众作家永远是被尊为主流的。连我自己，受这种思维惯性及话语权势的影响，也只崇拜小众作家，同时自惭形秽。因为我至今搞不清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确切界线该如何划分，至今搞不清到底我算哪头的人。所以，我一向羞于以作家自居，说作家也须加上“业余”二字，生怕那些专业的、主流的、纯的作家们见笑。

这都是真话，心理话。平时藏着不说的。

我是一个喜欢写故事的人，可我自己最不喜欢看的小说，就是故事性强的小说。我爱看的书，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字优美。确实有人称我为“大众作家”，其实更让我自豪的是，我是一个真正的“小众读者”。

也许喜欢文学的人都是“小众读者”。王蒙、王安忆、阿城、史铁生、丛维熙、刘心武、冯骥才、铁凝，他们的书现在都卖不过我，但我崇拜他们。他们的思想、心态、经历和语言，我都喜欢极了。王朔的书大概卖得比我好，是我爱读作品中的一个例外。尽管我不习惯他那么极端，但他说起话来的锋利和腔调，总能让我惊奇并且会心一笑。

我总期待有一天，理论家们、主流们，别再把文学分成纯与不纯，既不科学，也没意义，还让好些人找不着位置。任何一类作品，都有它特定的读者，不以众寡论高低，不以俗雅分优劣，这似乎更接近多元时代的思维吧。多元时代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是什么，谁说得清呢？

4。为无爱时代作爱情小说

去年某日，北京某报，称某老者病于途，路人皆绕行，致其冻死街头。旁有编者按语，痛责见死不救者冷酷无情。今年某日，上海某报，有新闻照片报道某老妇病卧路中，围观者众，却无援手。照片一侧的文字除声讨外，亦有表扬，曰幸有好心人呼来老妇亲属，将其扶起送入医院得以抢救云云。

读京报新闻时，虽震撼不已，但料想之中，因类似现象，早不绝于耳。看沪报图片时，感慨之余，又存疑惑：人既好心，何不尽快将老妇扶起急救，反而舍近求远去喊亲属？包括那位摄下此景的路见不平者，有调焦取景按快门的功夫，为何不先救人于危难之中，以身作则？

世上人情，想来如此淡薄。

难怪我的小说始终被舆论质疑——现实中还有如此纯粹的爱情吗？原来我所倾心的那种举案齐眉的境界，早已不是男女爱情乃至整个风气的常态，我确实在粉饰生活，凭空杜撰，随意拿捏呢。

于是更加感叹两千年前的先哲孔子，以一个“仁”字为内核创建儒学的苦心。儒者，社会及他人所需之人也；仁者，两人相处时应持守之道德也。在先儒的学问中，“仁”的基础其实就是爱心。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伦常，即是互相施爱于对方，所谓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然后由小及大，由近及远——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将爱心推己及他，广而大之，遂令天下德行其道也。

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爱心原是人之天然本能。又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爱心也需后天教化与培养。且爱心犹如一座宝塔，须从基础开始，分层而建。即是先儒所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递进关系。人生在世，先要自我修炼，养成良好性情，承担家庭责任，教敬父母、善待妻儿，方可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现在，我们教育后代之方法，常常忽略此天然之顺序。孩童时代，咿呀学语，便有许多声音教授其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这固然重要，但问题出在，他爱不爱父母，爱不爱他人，爱不爱花草动物，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长大成人也如是，只要你声称爱党爱国，其余均属个人小节，无碍于财路及仕途。

但我想，一个缺乏基本爱心的人，一个连对父母、朋友、妻小都不愿尽责的人，一个很少怜悯、同情和体恤他人的人，会爱国吗？如今，高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口号于个人之功利，有益无害，所以喊者甚众。至于能否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只有自己清楚。

当然，把爱心的缺失仅仅归罪于教育未免失之偏颇。多年以来，宣传教育的事倍功半，并非错在本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存在决定意识依然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辛勤劳动已很难致富，当不义之财可一夜暴发，当本应在思想上立于社会前列的知识精英沦为社会下层尊严不保，当无数不平等现象从个别转为普遍，因而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和价值观的逐渐异化，就不是简单靠提倡些什么弘扬些什么所能救药的了。

或许也不该归罪于那些见死不救的围观者和绕行者。本来，人的善良本性加上后天的教育，完全可使芸芸吾辈在轻微伤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做出有益他人之事，譬如伸手扶起病倒老人甚至将他送到医院。但如果做出此种有益他人之事需付出高额代价，譬如扶起老人后可能被老人或他的亲属诬为肇事者继而索取养老送终的资费，而又无人愿意为你做证的话，那么从最简单的成本收益率分析，成本远远大于收益的事，不取收益但需付出巨大成本的事，恐怕我等绝大多数凡夫俗子都要遮颜绕行了。

如此看来，只有当社会更重视基础德育，同时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善行义举不必承担过大风险，甚至可以受到一定奖励；使不仁不义难逃直接惩治，无须等待来世报应，只有这样的现世报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常规，公德之普及才足可期待，尽管在我们每个人的胸襟里，都藏有博大之爱心。

我的读者曾赐我醒悟，他们对我那些纯情小说喜爱之甚，远远超越小说价值本身，似乎说明：越是在功利化的社会里，人们对于单纯的爱，美丽的爱，渴望越深！

5。书的印象

我是个业余作者，每天诸多公务，疲于应付，写作和阅读的时间难免局促。多年来我读的最多是与企业有关的资料类书籍，其他的书籍则涉猎不多。对各类小说更是很少关注。偶尔看一些泛文化类的书籍，也不过翻翻而已。

《林清玄》的散文集《身心安顿》是我近年印象较深的一本读物。它把人类在涉过大悲大喜，生死荣辱的河流之后所应抵达的纯粹境界，称之为“身心安顿”。一个身心安顿的人可以进入一种自在的状态，不再受到物欲世界的诱惑侵扰。于是在创作小说《玉观音》时我就给女主人公起了“安心”这个名字，是想表达对这一境界的追求与向往。有读者据此认为《玉观音》是一部宗教小说，有“人皆可成佛”的命理玄意。

读者喜爱一本书的理由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我读丛维熙的《走向混沌》时，是被它展现出来的历史的严酷和真实所震撼。我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时代，但往事如烟，丛维熙用小说把他的亲身经历逼真地再现出来，让我们重新回到数十年前，那些被激活的记忆把我惊得闭气息声，身上出些冷汗，也由此有了阅读的快感。而我读王蒙的散文和小说则是被他作品中的智慧和思想打动。作家王蒙其实更像一个思想家，他对客观世界常常有着比我们更深入也更宏观的视野。

任何书籍都应当包含读者已知和未知两个部分。如果一本书的内容全是未知的，不免流于天方夜谭，与读者的沟通想必很难。如果一本书的内容全是已知的，又会使阅读变得枯燥乏味，缺少价值。对我来说，衡量一本书优劣的标准之一，就是书中已知和未知的比例，是否恰如其分。

6。两次经历地震

因为经历唐山大地震，我还能清晰记得那一幕幕让老天落泪的场面……唐山震后也是大雨啊！我们从当天下午坐上一辆卡车从北京出发，在扭曲断裂缝的公路上蹒跚向前，没有雨衣雨伞，全身湿透。雨下了一夜，第二天又是毒日暴晒。我们历尽艰辛，直到中午才进入灾区。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