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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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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景灵宫也有七百二十六座楼观殿宇。
真宗时期，京师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了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真宗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命名。宫观官在真宗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在大中祥符五年“圣祖”降临以后，真宗就命王钦若、曹谷和张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年），经增补共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抄录了七藏，真宗重新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在道教史上倒有着重要的地位。
自大中祥符元年起，真宗导演的神道设教的闹剧真可谓一年一个样，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导自演的脚色之中了。《宋史·真宗纪》评说澶渊之盟以后的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代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然而，当一国君臣都炫耀“皇帝的新衣”时，还是有人大声说出真相。早在天书首降之际，龙图阁待制孙姡Ь鸵每鬃拥幕八担骸疤旌窝栽眨∑裼刑焓椋俊蔽黛敕谝跏保鲜橹赋觯较槿鹗瞧厶煊廾窕蠛笫溃咕嬲孀冢骸安荒蠲衿＃恍舯呋迹仓袢帐湮蕹率ぃ⒚裎藁瞥玻俊钡闭孀谝ゼ漓肜献邮保嵝颜孀谟Φ崩渭翘泼骰屎笃谠馐馨彩分业慕萄怠Ｃ颊庞蕉啻沃该昊魍跚杖艉投∥剑僦丈媳砘挂笳孀谙日抖∥街分霉乓孕惶煜拢僬蹲约褐分枚∈现乓孕欢∥健Ｕ孀诙哉庑┘ち业姆炊砸饧扇×思炔徊赡梢膊蛔肪康姆秸耄姑挥谐沟谆柰贰�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天书也都随葬入陵，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天书闹剧。《宋史·真宗纪》说：“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仁宗这年仅十三岁，当时是真宗刘皇后垂帘听政，这一决定应该是她做出的。不过，刘皇后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出于对天书封祀的憎恶，而是为了满足真宗生前的追求，说不上贤明，这有后事为证。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玉清昭应宫遭雷击起火，焚毁略尽，他曾哭着表示要重修新宫，大臣们都以“天变来警”加以激烈的反对，才不得不打消原来的主张。
这场天书闹剧对真宗朝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上，大中祥符以后，真宗一再热衷“祥瑞”粉饰太平，对朝政兴革却无所用心，听任王钦若和丁谓等“五鬼”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真宗晚年更是神魂颠倒，甚至满口胡话，在真宗迷信的长期暗示作用下，他自己也进入了迷狂状态，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氏决断。
在财政上，东封泰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这还不计亳州之行。营造玉清昭应宫缺少具体的支出记载，但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则二千六百十座建筑的糜费可以想见。倘若将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和各地宫观都计算在内，其费用之大恐怕不是几千万贯所能打住的。真宗前期，进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太祖太宗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留给后人的是一个空壳子。
细说宋朝24：天禧的宰执和政争
天禧共五年，是宋真宗倒数第二个年号，他的统治也进入了晚年。
大中祥符前四年都是王旦独相，后五年他与向敏中并相。王旦有宰相之器，群臣奏事，他从容言来，一锤定音。寇准常在真宗面前诋毁他，他却一致称赞寇准。真宗对他说：“你尽讲他好，他却专讲你坏。”他说：“我久在相位，政事缺失必多。寇准直言无隐，更见其忠直，我也因此推重他。”
寇准在枢密院，见中书公事有违条例，便奏报真宗，王旦被责，中书堂吏都受罚。不久枢密院有公事送中书，也有违例处，堂吏送呈王旦，指望他报复，王旦却指示送还枢密院。寇准见到王旦惭愧的说：“同年，你怎么这么大肚量？”寇准罢枢密使时，托人向这位同科进士求使相，王旦断然拒绝道：“将相之任，岂可私求！”
翰林学士陈彭年上书中书，王旦看都不看，封存留档，向敏中劝他浏览一下，他说：“不过是兴作符瑞希图仕进罢了。”真宗早就欲相王钦若，他援引太祖太宗朝的惯例说：“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的。我为宰相，不敢抑人，这也是公议。”真宗终于不敢固执己见。
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王旦以身体欠佳，上表辞相。真宗允许他五日一赴中书，遇军国重事，不论时日入预参决，对他表示极大的信任。但王旦对没能阻止天书闹剧，内心深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每次天书封祀的大典，王旦都必须陪同随行，史书说他总是“悒悒不乐”，对他说来是一种痛苦不堪的事情。真宗每次送来赏赐的物品，他总是闭眼叹气道：“生民膏血，哪里受用得这么多！”
七月，王旦终于获准辞去相位，临别，真宗问他谁可代其为相，他强起举笏道：“莫如寇准。”真宗嫌寇准性格刚褊，让他再举其次，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九月，真宗在王旦死前亲临其家探病，赐白金五千两。王旦在遗表结尾加上四句：“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随即命家人把白金送还。
临终，王旦对儿子说：“我没有别的过失，只有不谏天书，为过莫赎。死后为我削发披缁以殓。”他的儿子们准备执行遗言，以表其父的无尽悔恨，最后被杨亿劝阻。王旦本来可以做一个好宰相，却一着软弱，遗恨千古，它无负于真宗，真宗却有累于他。
向敏中在咸平时为相一年有半，未见有什么政绩。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起，他与王旦并相，王旦死后，他成为首相。天禧元年，他进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真宗还是第一次授仆射之官，认为敏中一定会非常高兴，贺客盈门，派翰林学士李宗諤前去打探。宗諤是敏中的亲戚，到相府一看，只见门庭寂然。他表示祝贺，敏中唯唯，历数前朝仆射德高位重，敏中仍是唯唯，不发一言。宗諤到庖厨问今日有亲友宴饮否，也无一人。明日，真宗听说，感叹“敏中大耐官职”。向敏中是天禧四年死在宰相任上的，他第二次入相长达九年，除了“大耐官职”，也不见得有大政绩。
王旦辞相以后，王钦若才由枢密使升为宰相，他恨恨的说：“为王旦一句话，晚做了十年宰相。”实际上，他自景德三年（1006年）再入枢府，除有十个月的短暂罢政外，一直都位居执政，真宗对他可是言听计从的，作用远在宰相向敏中之上。这年三月，真宗让参知政事王曾兼任会灵观使，王曾早在担任知制诰时就明确反对建造玉清昭应宫，尽管当时重要宫观都以宰执充任，他仍然坚辞不受，推举王钦若担任，真宗怀疑他标榜立异。
八月，王钦若拜相，处心积虑排除异己，便将王曾罢政，出知应天府。不过，这年九月，真宗又把钦若的老对头马知节召入知枢密院事。当王钦若任枢密使时，马知节就是副使，他是武将出身，一向鄙薄钦若为人，廷仪时，往往当面数落王钦若的短处，让他下不了台。真宗将知节召入政府，也许就有牵制钦若的用意，他对王的眷宠似乎已大不如前。不过，八个月后知节就以病自请罢政，除了健康原因，或许也有钦若排挤的因素。
大约在天禧三年，商州逮捕了一个私藏禁书的道士，据说还能施展法术驱使六丁六甲神，他承认出入王钦若之门，还得到过他的赠诗。在真宗看来，他王钦若可以帮我搞神道设教，却绝不允许与道术之士自搞一套，这年六月毫不犹豫地将他罢相，出判杭州。
取代王钦若为相的就是他的政敌寇准，这当然是王旦临终力举的原因，但也有寇准曲意迎合真宗有关。天禧元年，寇准正在判永兴军的任上，他辖境内的巡检朱能与内朝宦官头目周怀政串通起来，谎称天书降于乾佑山（在今陕西柞水）。真宗问王旦真伪，王旦以为，寇准原来不相信天书，现在就该让寇准奏上来。也许，王旦认为寇准是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才这么说的。不久王旦去世，寇准的女婿王曙在朝，知道内情，力劝丈人与朱能联手。寇准便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将这事奏报朝廷。朝野都知道这是在造假，真宗却下诏将天书迎入大内。不论真宗是真相信还是假做戏，也许他对寇准个性刚褊的成见有所改变，天禧三年召其为相。
入朝之际，有门生向寇准建议：途中称病，坚求外补，是为上策；入朝以后，揭发真相，是为中策；下策就是再入中书，那将大坏平生声明。寇准还是决定入朝为相。也许在他看来，只有为相，才能有所作为，至于入相的手段是可以不必计较的，这也是绝大多数政治家的思路。
与寇准入相同时，丁谓也再入政府任参知政事。寇准与他的关系原先不坏，还向李沆推荐过丁谓的才能。李沆认为，以丁谓的为人不能让他位居过高，寇准还大不以为然。一天，两人在中书用工作餐，寇准的胡须沾上了羹汁，丁谓忙不迭的为他拂拭干净。寇准开玩笑道：“参政，国家大臣，倒为官长拂胡须吗？”丁谓由惭转恨，从此交恶。曾任皇太子东宫老师的李迪这时也任参知政事，刘皇后因其反对真宗立自己为后而对他怀恨在心，寇准与他倒是一条战线上的，都为时局担忧。
这时，真宗已得风疾，病情时好时坏。前一年，真宗已立了太子，他见刘皇后干预朝政已很严重，更担心自己将一病不起，便与贴身宦官周怀政商议太子监国事。怀政及时向寇准传递了这一消息。见丁谓与知制诰钱惟演联合起来迎合刘皇后，寇准瞅准机会对真宗说了让太子监国的建议，还指斥丁谓和钱惟演是佞人，不能辅佐少主。真宗深以为然。
寇准就密令翰林学士杨亿上书，并以援引他执政作为交换条件。但寇准在一次酒后失言，这事被丁谓获悉，就责问两人：“倘若皇上康复，何以处置此事？”李迪认为太子监国，亦无不可。丁谓则在真宗面前以这事为由头极力诋毁寇准，而真宗竟记不起寇准曾当面向他提过这一建议并得到过他的许诺，天禧四年六月将寇准罢相。寇准罢相令拥立太子派大势尽去。
七月，内侍头目周怀政联合其弟礼宾副使周怀信、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和閤门祗侯杨怀玉准备约期政变，杀丁谓，再相寇准，尊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干政，传位太子。政变前夕，有人向丁谓告密，丁谓与枢密使曹利用计议。曹利用在澶渊之盟中充当和议使者有功而受到真宗赏识，升迁很快，但寇准与他在枢密院共事时总看不起他，议事不合，就鄙薄他说：“你这大兵，哪懂国家大事！”因而在天禧政争中，他倒向了寇准的政敌。
曹利用听到消息，就入奏告变，真宗立即下令捕斩周怀政，粉碎了这次政变。这是原与寇准和皇太子无关，但真宗盛怒之下要追究太子，大臣们都不敢进谏，李迪从容对真宗说：“陛下有几子，竟要这么做？”真宗这才觉悟，唯恐唯一的继承人出意外，只杀了周怀政一人。由于这事的牵连，寇准一贬再贬，降为道州司马。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刘皇后垂帘听政，他对寇准绝无好感，将他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次年他死在贬所。据说，名臣张咏与寇准有一次会晤，临别，寇准向他讨教，告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归取《汉书》，读到“不学无术”，笑道：“这是张公在说我！”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以致在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既怀了名誉，又一蹶而不起。张咏认为他有奇才，可惜学识不足。
天禧四年七月，李迪由参知政事升任宰相，丁谓与冯拯也都由枢密使拜相。丁谓立即与刘皇后联手，揭发了朱能伪造天书的旧账，以彻底打击寇准的势力。在贬黜寇准的问题上，丁谓已敢对诏旨上下其手。真宗说让寇准出知小州，丁谓却说让他出知远小州郡，以致李迪当场与丁谓争执起来。寇准被贬以后，丁谓便擅权用事，连任命官员也不与李迪打招呼。李迪愤然说：“我起自布衣，位至宰相，岂能屈服权幸而苟且自安！”两人差一点在朝堂上动武。
十一月的一天，李迪向真宗历数丁谓枉上弄权的种种表现，说丁谓与钱惟演、林特相勾结，与曹利用、冯拯结为朋党，自己愿意与丁谓同时罢相，交给御史台推问。真宗一怒之下命翰林学士刘筠起草两人同时罢相的制诰，李迪出知郓州，丁谓知河南府。
次日，丁谓入谢（大臣罢政入朝谢恩），真宗追问两人纠纷情状。丁谓声辩道：“我未敢争，而是李迪詈骂我。愿继续留在朝中。”说着便自己传达仍入中书视政的口诏。真宗便命刘筠再起草丁谓留朝的诏书，遭到拒绝（宋代起草内外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只要有充分理由，都有拒绝起草他认为不合理的制诏的权利，以体现对君权的监督和制衡），就改命另一位知制诰晏殊执笔，让丁谓复位。
数日后，真宗宣布：今后大事仍由他亲自决定，一般政事就由皇太子五天与宰执参决一次。当时皇太子只有十一岁，他不是刘皇后亲生，这种视政不过走走形式而已，实际上是刘皇后裁决于内，丁谓擅权于外。对这种局面，有识之士都心怀忧虑。钱惟演与刘皇后是姻亲，参知政事王曾有意对他说：“太子幼小，非中宫不能立；中宫不倚太子，则人心不归附。皇后若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则刘氏安。”钱惟演转述了王曾的话，刘皇后认为很有道理，对丁谓乱政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心。
在真宗晚年的危局中，寇准和李迪采取的是驱逐丁谓、钱惟演的方针，以便打击后党，保护太子。但当时后党势力已成，这种做法只会招致后党的反击，因而寇、李都被逐出朝廷。在君权旁落，后党已大的情势下，让皇后或太后意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来确保君权的平稳过渡，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而这种话，只有钱惟演转达，刘皇后才听得进。难怪后来史家认为，寇准号为能断大事，在这点上却远不如王曾。
就在天禧四年十月，王钦若以太子师保的身份被招回朝，多次受真宗的召见。它是真宗信任过的旧臣，仍享受着与宰执相同的待遇，丁谓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真宗其时脑子经常犯混，一天，王钦若与丁谓一起上朝，真宗问王钦若为什么不去中书办公，钦若声辩自己不是宰相怎能到中书理事，真宗立即命宦官首领带他去中书。丁谓遇变不慌，在中书设宴款待王钦若，宴罢出来，王钦若对宦官首领说：“转告皇上，没有诏书，我不能到这里办公。”但王钦若等来的是委任他出判河南府使相的诏书，他知道自己被原先的搭档甩了，便上书真宗要求回京看病。丁谓派人给他捎话，说是皇上很喜欢见他，只要请个假，不必等朝廷批准就可回京。等王钦若回京以后，丁谓翻脸不认账，指责他擅离职守，目无法纪。王钦若随即被降官，丁谓成功的扫除了权力竞争者。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病情加剧，问左右怎么眼前老不见寇准，左右也不敢据实回答。二月，真宗去世，遗诏命皇后权处分军国事，辅太子听政。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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