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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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庆二年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追尊祖、父为太祖、太宗，封妻子野利氏为皇后，立儿子宁明为皇太子。元昊缔造了西夏王国，在称帝建国过程中，在促成与宋、辽鼎立的政治格局中，表现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文治武功和雄才大略。
　　西夏立国实现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其后近二百年各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为元朝全国范围内的各民族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但当时者却不见得有这种放宽视野以后的宽容见解。元昊立国称帝，与宋朝成为平起平坐的主权国，这对一向强调大义名分的宋朝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而元昊正打算实现对宋朝“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的抱负，宋夏战争便不可避免。对此，且听下回分解，这里先把元昊说个有头有尾。
　　元昊为人有其雄杰、坚毅、果敢的一面，也有猜疑、凶鸷、暴戾的一面。前者使他成功，后者则使他受害。嵬名山遇是元昊的从叔，勇谋兼备，为元昊掌军政多年。对元昊执意侵宋，他以为“一二年间，必且坐困”，劝他“安守藩臣，岁享赐给”。元昊就想除掉他，示意山遇从弟惟序诬告其谋反，惟序将元昊意图泄露给山遇。大庆二年九月，山遇被迫破家投宋。不料宋延州知州郭劝不但无视山遇提供的情报，反而把山遇一行交还给元昊。元昊聚集从骑用乱箭将山遇父子活活射杀，其族人也尽数处死。宋方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虚弱和颟顸，更使元昊敢于断然向宋朝开战。
　　在宋夏战争中，元昊皇后野利氏的兄弟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多谋善战，功勋卓著（关于野利后与旺荣、遇乞的关系，一说是兄妹，一说旺荣兄弟是野利后的叔父）。宋朝边帅对其恨之入骨，庆历三年（1043年）种世衡利用元昊猜疑心理，巧施反间计。种世衡亲书一封给旺荣的问候信函，闪烁其辞中若有促行私约之意，再选死士以苦肉计面见元昊行诈。元昊见信，派心腹将领假托旺荣所遣去见世衡，世衡确知来使真实身份后，假戏真做，当面痛骂元昊，盛赞旺荣弃暗投明，并赐以厚礼，让使者转告旺荣“速决不要迟留”。使者回报，元昊立即杀了旺荣，但对野利遇乞依旧信用。
　　遇乞时驻天都山，故号天都大王。这年除夕，他领兵巡边，深入宋境数日而还，与他向来不和的元昊乳母诬陷他企图投宋，元昊将信将疑。种世衡获悉情报，即命细作盗得元昊赐给遇乞的宝刀，而后散布流言，声称遇乞已被诬陷而死，他将择日在边境上为其设祭。他把祭文写在板上，历述野利兄弟有意归顺，追忆除夕与遇乞晤面之快，痛悼其兄弟功败垂成。设祭当晚，故意以熊熊火光引来西夏巡边骑兵，逃离时存心遗弃祭器与盗来的宝刀，将祭文投入火堆。夏人扑灭余火，祭文清晰可辨，遂与宝刀一起送交元昊。元昊再中离间计，赐遇乞自杀。两位名将因元昊的猜疑而无辜就死，群臣人人自危。
　　元昊妻室后妃众多，即为以后更是贪婪好色，欲壑难填。他最先娶母族卫慕氏，后因卫慕族首领山喜与其争权，企图谋害他，事泄，他不仅族诛了卫慕一姓，竟把自己生母也鸩杀了。其妻卫慕氏责以人论大义，他将其也幽禁起来。幽禁中，卫慕氏生下一子，宠妃野利氏向元昊进谗言，他把卫慕氏母子都给杀了。
　　野利氏曾被立为皇后，为元昊生有三子。第三子早死，长子宁明被封为太子，因热衷辟谷之术，走火入魔，不能进食而死。次子宁令哥，状貌酷似乃父，深受元昊钟爱，被继立为太子。成年以后，元昊便为他聘娶党项大族没吚氏之女。不料元昊见没吚氏貌美，便自纳为妃，称为新皇后，还为她在天都山大起行宫。天都山守将野利遇乞难免有牢骚话，传到元昊那里，便对他心存恶感，终于堕入宋人的反间圈套。
　　在野利旺荣、遇乞被杀后，皇后野利氏时向元昊哭诉两人死的冤枉。元昊也悔之莫及，便寻访野利氏遗口。遇乞之妻没藏氏因出家为尼得以免死，被元昊访得。见她美艳绝伦，元昊便接入宫中，与其私通。被皇后野利氏发现，元昊令没藏氏仍入兴庆府戒坛寺为尼，自己常去幽会，出猎则同行共帐。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没臧氏在出猎的营帐里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谅祚。因为没藏氏的身份关系，谅祚就由没藏氏之兄没藏讹宠抚养。
　　元昊先是移情别恋没吚氏，继而宠幸没藏氏，野利氏时出怨语，终被废黜，幽闭别宫。宁令哥先是美妻被夺，继而母后被废，怨恨交加。而没藏讹宠兄妹，却为谅祚的皇位继承权，布下了借刀杀人之计。这时，没藏讹宠已升为国相，他派人与宁令哥密谋刺杀元昊。宁令哥信以为真，便联络野利族人约期下手。
　　次年正月元宵深夜，元昊烂醉如泥，由侍从扶入卧室，宁令哥持剑直入，一剑削去了元昊的鼻子。而讹宠事先埋伏好的卫士来救元昊，宁令哥仓皇逃脱，径投讹宠府邸藏身。讹宠反而以谋反罪逮捕了宁令哥，将他与其母野利氏一起处死。元昊因鼻疮发作，不治而死，遗命由从弟委哥宁令继位。
　　但没藏讹宠已控制了政局，朝臣们只得同意他的安排，立刚满周岁的谅祚为帝，上元昊庙号为景宗，尊其生母没藏氏为皇太后，讹宠以国相总揽军政大权。而由此为发端的母后干政，外戚专权，几乎成为西夏政治史的一大特点，其原因固然与后族基本上都是大族有关，也说明西夏政治在防范后戚擅权上还是远不成熟的。

细说宋朝28：宋夏和战
　　元昊立国以后，军事与外交两手并举，一面出兵攻掠宋朝鄜延路地区（今陕西北部），一面遣使宋朝要求承认既成事实，“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朝当然不能容忍藩属成为敌国，宝元二年（1039年），削去元昊的赐姓和官爵，断绝互市，张榜沿边，有能将元昊俘获或斩首者即授以定难军节度使。
　　当时的君臣都以天朝大国的观念来对待这一事变，认为元昊不过“蕞尔小丑”，大兵一出，就可诛灭。兴兵问罪，成为文武群臣舆论的主流。知集贤院吴育建议采取开国之初太祖对待江南藩国的方针，即稍易其名，故许其求，暂时顺抚，伺机收服，被宰相张士逊讥讽为脑子有毛病。
　　既然外交上一无所获，元昊决定用军事手段来夺取。当时，延州（今陕西延安）和泾州（今甘肃泾川）分别是鄜延路和泾原路帅府所在地，范雍和夏竦以经略使和马步军都总管的多重身份分知延州和泾州。宝元三年正月，元昊率大军一举攻下延州外围重镇金明寨，直逼鄜延帅府延州。范雍急召屯驻庆州的鄜延副总管刘平、石元孙前来救援。
　　二将率二万援军行至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元昊伏兵四起，双方发生激战，刘平耳朵中了流矢，依然率残部千余人与西夏军苦战两昼夜，最后与石元孙战败被俘。三川口战役结束后，元昊猛攻延州，七日而未能破城，时正大雪，西夏军不敌严寒，更恐切断后路，解围北归。
　　三川口之败震惊朝野，这是宋朝自雍熙北伐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也让宋朝知道元昊是必须认真对付的。宋朝调整了西北的统帅，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舰知泾州，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在对夏方针上，韩琦主张主动进攻，根除隐患。范仲淹主张坚壁清野，固守抗敌，这一方针是鉴于宋朝长期边防不修，战斗力不强的实际作出的。
　　岁末，仁宗召见了韩琦与两府宰执，决定采取韩琦主攻的方针，次年正月组织鄜延与泾原两路军队进讨西夏。但范仲淹一边派名将种世衡在延州东北修筑军事要塞青涧城，一边加强延州城的防务，同时上书说服了仁宗，允许鄜延路暂缓出兵。这样，韩琦的主攻政策也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推行。
　　宋朝的主动攻势还没有发动，元昊却先行一步。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元昊率十万大军准备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闻讯，即命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为大将，泾原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率部迎击。西夏军奉命诈败，一路丢弃马羊骆驼，宋军紧追至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见西夏军已设伏川口列阵以待，才知中了诱敌深入之计，但已无路可退。双方从清晨激战到正午，桑怿、任副都力战而死，宋军战死将士共达万余人。
　　好水川之败使主攻派失去了发言权，韩琦被降一级，贬知秦州（今甘肃天水）。这一期间，范仲淹在知延州任上得到了元昊派人转达的议和试探，就致信分析了八条“逆顺”的道理，但元昊回信的措辞十分傲慢，范仲淹当着来使将其烧毁了，录了个副本转呈朝廷。对此，朝廷以“人臣无外交”的罪名予以追究，将他贬知耀州（今陕西耀县）。
　　十月，宋朝中央将西北防务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以庞籍、范仲淹、王沿、韩琦分知四路帅府所在的延州、庆州、渭州和秦州，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兵分四路，防地分明，但正如欧阳修所指出“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并不能改变“常战而常败”的局面。
　　而范仲淹在对西夏和战问题上的战略思想日渐为仁宗所接受，这一方针集中体现在庆历二年正月他给仁宗的奏议中。他认为：对西夏应以有效防务为出发点，具体原则是“攻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守宜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在这一基础上，“招纳之策，可行其间”，因为“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既然“礼仪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但朝廷中反对议和的声音仍十分激烈，双方还不能立刻走到谈判桌边。
　　庆历二年闰九月，元昊在试探议和未得到回复的情况下，再次兴兵进攻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泾原路统帅王沿急遣副总管葛怀敏率军迎敌。元昊故伎重演，逐步把宋军引向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宋军一进入包围圈，就被四面围住，退入定川砦中死守。西夏军切断了水源，宋军只得冒险突围，仅行二里，就被西夏伏兵围歼，葛怀敏以下十四员大将战死，所部九千余名将士、六百余匹战马均被西夏俘获。而后元昊挥师直抵渭州城下，王沿令为数不多的守城军民竖起许多旗帜，部下疑兵阵，再学诸葛亮，才使元昊大军放弃攻打渭州，纵掠七百里后整军北归。
　　定川砦战败，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如一战，可怕！”宋朝任命韩琦、范仲淹和庞籍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总领四路军事。范仲淹与韩琦一方面在宋夏交冲地区修城筑砦，构建起牢固的军事据点。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乡兵、蕃兵和弓箭手的战斗作用。
　　乡兵是从当地居民中抽点的汉族壮丁，蕃兵是由西北羌族中汉化程度较高者组成的西北地方军，弓箭手则蕃汉皆募，然后进行专门训练，三者都具有亦兵亦民的性质，尤其适用对待西夏军队的进扰。
　　这些措施使得西夏军队不敢轻易来犯，他们敬畏的称范仲淹为“小范老子”，以区别于称为“大范老子”的范雍，互相告诫道：“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西北边民则用民谣称颂韩、范守边功绩：“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通过三次大战，宋朝原先那种一鼓荡平“蕞尔小丑”的豪气早已烟消云散，明白了自己在军事上根本不可能占上风。宋仁宗决定全力求和，双方议和使节开始往来。而议和对西夏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元昊立即响应，原因有三。
　　其一，战争爆发后，宋朝停止了对西夏银绢钱的大宗岁赐，关闭了榷场，西夏境内粮食、布匹、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奇缺，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
　　其二，战争使西夏民穷财尽，物价昂贵，民间流传“十不如”的谣谚表示不满，连年战争使西夏“军民死亡，疮痍过半”，在兵力上也没有力量继续长期的战争。
　　其三，元昊虽在三次战役中大获全胜，但也深知以贫穷落后的西夏，要全面战胜和长期占领地广人众的宋朝绝无可能，而从经济利益上看，战争掠夺远不如与宋朝维持和平获得的好处为大。
　　还必须指出，宋、辽、夏三国关系在当时的互动变化，也促使宋朝与西夏必须尽快与对方媾和，对此，有必要多说几句。
　　元昊联辽抗宋，辽朝也瞅准宋夏战争的机会向宋捞上一把。庆历二年正月，辽朝派出使者，照会宋朝：辽夏为舅甥之国，对夏有保护之责，宋朝攻夏为何不先与辽朝打招呼；职责宋朝在边境上营筑长城，填塞隘路，开掘水道，添置边军，有破坏宋辽盟约的意向。以此为理由，辽使向宋朝旧案重提，要求归还当年被后周世宗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这对处于宋夏战争泥淖中的宋朝来说，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有点穷于应付，更迫切要求尽快结束宋夏之间的战争状态。
　　宋朝派知制诰富弼为谈判使节赴辽，答应在澶渊之盟所定岁币之外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其中一半用以替代关南租赋，一半用以答谢辽朝约束西夏的。辽朝成为宋夏战争的唯一不花本钱的大赢家，它出卖了西夏，从宋朝那里得到了好处，又在宋夏两国之间充当调停者和救世主，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元昊受到来自辽朝的政治压力，十分不满，庆历三年又与辽朝发生了争夺边境部落的纠纷，双方关系急剧恶化，联盟开始破裂。为了防止宋辽联合而腹背受敌，元昊在庆历四年秋天，匆忙遣使向宋朝送上称臣的誓表，双方达成合约：元昊以西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允许夏国自置官属；宋每年“岁赐”西夏银、绢、茶、采二十五万五千匹、斤；两国重开榷场，恢复互市贸易。
　　其后不久，辽夏关系激化，辽兴宗亲率大军进攻西夏，元昊坚壁清野，重创辽军，而后见好就收，与辽议和。从此，北宋、辽朝和西夏之间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而北宋在与西夏的关系上，最终似乎还是宋夏战争爆发前夕吴育所提出的“稍易其名，顺时而抚”的结局，看来还是算他头脑清醒些。

细说宋朝29：夏毅宗与他的儿孙
　　从夏毅宗到夏崇宗在位期间，大体是西夏继元昊立国以后，与宋、辽三国鼎峙时期，可视为西夏历史的前期。
　　夏毅宗谅祚即位于襁褓之中，朝政一切听命于国相没藏讹宠与没藏太后兄妹。毅宗初立时，诺移赏都等三大将各拥强兵驻守在外，讹宠还有点顾忌。当三大将逐一凋丧，他更为所欲为。讹宠连年侵扰宋朝沿边堡砦，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又派兵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今陕西境内窟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植，收入归己。宋方一再交涉，讹宠采取“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的对策。
　　没藏太后在元昊死后，先与前夫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私通，后与元昊的侍卫官宝保吃多已偷情。李守贵忿妒之下，密派蕃骑数十，在没藏太后与吃多已出猎贺兰山夜归途中，将两人击杀。讹宠族灭了李守贵，让毅宗纳自己的女儿为皇后，以便在没藏太后死后继续控制毅宗。毅宗只得从六宅使高怀正、毛惟昌那里了解民间利弊和朝野舆情，因高、毛之妻曾哺乳过毅宗，故而深受其信任。讹宠听说，便在奲都三年（1059年）借故杀害了高、毛全家。
　　毅宗深知这是杀给他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