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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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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这才不得不立长子赵愭为皇太子。岂料赵愭命蹇,两年后一命呜呼。其后东宫虚位四年,按立长的常规,理应立赵恺,但孝宗实在看好赵惇。乾道七年,孝宗断然越位建储,立赵惇为皇太子。淳熙七年,赵恺病死,孝宗问心有愧,却譬解说当年越次建储正因为他“福气稍薄”。赵惇坐稳了皇太子,迫不及待的企望孝宗早日禅位给他,但孝宗还不打算放手。
  太上皇去世,孝宗渐生倦怠之意,让太子参决朝政。淳熙十六年初,孝宗正式禅位给皇太子,此即宋光宗。据推测,孝宗之所以决意退位,另一原因是这年正月,金世宗的皇太孙完颜璟即位,此即金章宗,而按隆兴和议,年过花甲的孝宗得尊年仅二十来岁的章宗为叔叔,这是其强烈自尊心所无法接受的。禅位以后,孝宗改高宗原先退居的德寿宫为重华宫,移住其中也当起了太上皇。他期望光宗也像自己对待高宗那样,让他颐养天年。
  但孝宗也并不甘心完全放弃对朝政的内控,禅位前安排自己信得过的老臣周必大出任左相,作为一种平衡,光宗潜邸旧臣留正为右相。光宗一上台,就不愿再受太上皇摆布,提拔亲留怨周的何澹为谏议大夫。何澹上任,首攻周必大,光宗顺水推舟将其罢相,升任留正为左相。
  光宗即位次年,改元绍熙。史称绍熙初政,“宜若可取”,实际情况是言过其实。光宗虽多次下诏求言,却是只做听众而缺少行动,有臣下一针见血的说他“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无闻”。在任用台谏上,他既出于私心选用了何澹,也严加甄选,任命了刘光祖、彭龟年等人,可谓正邪并用。至于薄赋缓刑,见诸本纪的“下诏恤刑”、“后殿虑囚(审问囚犯)”,不过是虚应故事;减税、节用、理财之举,或杯水车薪,小惠未遍,或有始无终,言行不一,总体上无甚可取。
  另一方面,光宗初政,有违明君之德的嗜好却逐渐暴露。他对优伶歌舞,市井段子,特感兴趣,召来演出,乐此不疲。原先就嗜酒,如今更是饮宴无度。虽说是后宫生活,却没有不透风的墙。〖Zei8。Com电子书下载:。 〗
  太学生余古知道了,就趁着下诏求言,在封事里以酒池肉林的商纣王和宠昵伶官的唐明皇作为类比,进行劝谏。光宗再也顾不得维护纳言好谏的形象,一怒之下,将这个太学生押送筠州,让他边受监管边学习。
  当年高宗听信道士皇甫坦鼓吹李凤娘“当母天下”,为还是恭王的光宗定下了婚事。婚后才知道她是一个妒悍多事的女人。册立为太子妃后,她容不得太子身边宫女的增多,一再到高宗与孝宗夫妇面前告状,孝宗让他学点后妃之德,同时警告她:“如果只管与太子争吵,宁可废掉你!”
  册立为皇后以后,凤娘更是目中无人,有一次竟然话中有话的讥讽太上皇后谢氏与孝宗不是结发夫妻,气得孝宗把老臣史浩召来讨论废黜事。史浩从稳定政局出发,以为绝不可行,废后之事这才作罢,但双方关系却充满了火药味。
  光宗只有一个儿子,时封嘉王,是皇位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留正劝光宗早日立储,光宗就去找太上皇,不料孝宗对他说:“当初按例应立你二哥,因为你英武像我,才越位立你。而今你二哥的儿子还在。”意思很明白,赵愭绝后,皇位应该再回到赵恺一脉。孝宗这一安排原因有二:其一,弥补对赵恺的歉疚心理;其二,他发现嘉王“不慧”,而赵恺之子嘉国公赵抦早慧。光宗在大义与情理上不能回驳太上皇,内心却是老大的怨怼,父子关系划出无法弥合的裂痕。
  李皇后知情后,决定亲自出面为儿子争回皇位继承权,他在一次内宴上向太上皇发作:“我,是你们堂堂正正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太上皇勃然大怒,光宗默不作声。
  不久,太上皇知道光宗心脏不好,搞到一张秘方,合了一丸药,准备在光宗来看望时给他。李凤娘知道后,竟挑唆光宗说:“太上皇打算废掉你,准备给你服的那丸药,就是为了好让嘉国公赵抦早点继位。”光宗信以为真,不去见孝宗,把原先规定的一月四朝的约期也抛诸脑后。
  光宗的妃嫔多起来,碰上李凤娘却是个悍妒的醋坛子。一天,光宗洗手,见端盆宫女的双手白如凝脂,嫩似柔荑,大为愉悦。几天后皇后送来一具食盒,装的却是那宫女的双手。李凤娘对光宗最宠爱的黄贵妃早想下毒手,就趁绍熙二年光宗祭天不住后宫的机会虐杀了她,再派人到祭天斋宫报告黄贵妃“暴死”的消息。因为祭天大礼,光宗不能赶回后宫看个究竟,他也深知凤娘的歹毒,只是哭泣个不停。事也凑巧,次晨祭天时猝不及防发生了火灾,转瞬间大雨冰雹劈头而下,虽没把光宗烧死,但诸多变故交织在一起,他以为自己获罪于天,吓得神经从此失了常。
  直到绍熙三年春天,光宗才能勉强升殿听政,但也经常目光呆滞,精神恍惚。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还有点周期性,岁末年初比较稳定,偶尔还去朝见太上皇,开春到秋末神志就基本不正常。理智清醒时,他还想做个明君,曾为自己能把陈亮由礼部走名第三擢为第一而喜形于色。但昏政已司空见惯,蜀帅吴挺死了半年,他还固执的以为活着而不派新帅。邵熙二年岁末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南宋王朝就是由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的。
  光宗一年里犯浑的时候多,那时他绝对不愿去朝见太上皇,孝宗不同意立嘉王的旧症结,使他疑虑与妄想父亲要废黜或加害自己。这事在臣下看来事关君德与孝道,于是近臣口敝舌焦的谏诤,外臣连篇累牍的奏疏,都劝谏光宗过宫朝见太上皇。有时,光宗在压力下,勉强答应某日过宫,届时侍卫仪仗全体出动,阖城百姓驻足翘首,他却出尔反尔,酿成一次次过宫风波。
  绍熙五年初,太上皇逐渐病重,起居舍人彭龟年叩首苦谏过宫探病,额血渍红了龙墀,也没能感动他。从太上皇犯病到去世,他竟一次都没有去过北内。个别得睹“天颜”的大臣不敢说出病相,无缘得睹“天颜”的士庶军民却被光宗的所作所为所激怒。叶适建议宰相留正将光宗病状遍告群臣,免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轻议君父”,留正却以为人臣决没有对皇帝说“你有病”的道理,听任人心浮动,政局动荡。
  六月,孝宗去世,光宗拒绝出面出面主丧。大丧无主,是前所未有的人伦大变,社会变乱随时可能发生。宰相留正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率群臣拉住光宗泣谏,衣裾为裂也无济于事,朝臣们都手足无措。
  高宗皇后吴氏自高宗死后一直与太上皇孝宗同住重华宫,她年已八十岁,却能处变不惊,命宰执赴重华宫发丧。留正、赵汝愚请她以太皇太后之尊垂帘听政,她不愿背上女主干政的恶名,只同意代行祭奠礼,并向外宣布“皇帝有疾,可在南内服丧”,以掩饰朝廷体面,平息朝野义愤。
  这种局面不能长久继续,留正便奏请立储,岂料光宗在这一问题上也出尔反尔,先是斥责留正“储位一建就会取代我”;既而御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却又不明确指示究竟立储还是禅位,让宰执无所适从。留正迷信自己流年不利,在一次上殿时扭伤了脚脖子,误以为不祥之兆,光宗给他的御批中又有语意含混的责备语,他便撇下了棘手的政局,乘上肩舆逃遁出城了。
  这一消息更令朝臣都民惊骇惶恐。工部尚书赵彦逾以山陵使来向赵汝愚辞行,建议他当机立断,根据“念欲退闲”的御笔,出来主持大计,成就上天赋予的一段事业。汝愚被说得忘情,脱口道:“是啊,几天前梦见孝宗授我汤鼎,背负白龙升天。”二赵计议已定,赵彦逾去做殿帅郭杲的工作,以取得宫禁卫队的支持,这是专制君主制下宫廷政变的关键。赵汝愚让知閤门事韩侂胄去打通太皇太后吴氏这一关,没有她的首肯就名不正言不顺,侂胄是名臣韩琦的曾孙,其母与吴氏是亲姊妹,其妻是吴氏的侄女。不过,侂胄平时也不能随便见吴氏,他托人传语,吴氏传语汝愚“要耐烦”。但局面不容一拖再拖,汝愚让他再去提议内禅。侂胄进退无路,走了原重华宫领班内侍关礼的路子。关礼声泪俱下的向吴氏哭诉局势的严重,吴氏终于传谕汝愚,决策内禅。
  次日,是孝宗大丧除服的日子。嘉王赵扩由王府直讲彭龟年陪同,在军队护卫下来到北内。赵汝愚则先命殿帅郭杲率卫士赴大内请来传国玉玺,自己与其他执政率群臣也来到北内孝宗灵柩前,向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吴氏建议立储传位。
  吴氏命赵汝愚宣布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帝。嘉王听了,绕着殿柱逃避不止,连说“做不得”,吴氏大声喝令他站定,亲自取过黄袍给他穿上。
  嘉王在韩侂胄、关礼的挟扶下侧坐在御座上,仍自言自语道:“我无罪。恐负不孝之名。”汝愚早率群臣跪拜了新君,他就是宋宁宗。次日,吴氏撤帘还政。在她的主持下,南宋王朝度过了一次皇位传承的危机。
  一场老皇帝缺席、新皇帝勉强的内禅礼终于收场。至于太上皇光宗,其后病情更重,清醒时,他不能原谅儿子夺了自己的皇位,拒绝见宁宗;恍惚时,他疯疯颠颠满宫禁乱跑,宫女内侍私下里都叫他疯皇。退位以后,他还活了六年,庆元六年(1206年)去世。孝宗选他作继承人,完全是决策错误。他以精神病患者而君临天下达两年半之久,最后造成政局动荡一筹莫展,凡此都深刻揭示了君主专制的非理性。
  高孝光宁四朝,内禅倒有三次,历史似乎一再重演。但比起绍兴、淳熙内禅来,绍熙内禅实际上是迫不得已情势下的皇位更代,意味着其后的南宋王朝,连淳熙内禅那种表面的人君之德和升平之相都难以为继了。

细说宋朝62:庆元党禁
  宁宗被赶鸭子上架,他对留正临变脱逃印象太坏,改命赵汝愚为右相。据说,太祖曾把“同姓可封王不拜相”的家法载诸太庙,以防宗室之尊与相权之重相结合,构成对君权的威胁。汝愚以前,宋朝确实还没有宗室任相的先例。若仅为身谋,汝愚应该回避,但他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认为朝中还有一批正直之士,可以共事而图治,便决定犯忌踏上危径。
  朱熹入朝任经筵侍讲,当上了货真价实的帝王师。以赵汝愚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宁宗初政,倒也众贤盈庭,露出点治世气象来,以至人称“小元祐”。
  赵汝愚有自信成就范仲淹、司马光那样的相业。在他建议下,绍熙五年(1194年)岁末,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表明了宁宗君相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但真有讽刺意味的是,改元诏书颁布前四天,朱熹却被罢官出朝。庆历元祐梦还没就枕,庆元党禁倒因朱熹罢官而预先揭幕了。
  这场政治集团内部的党争,以道学之禁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把朋党之争和道学之争搅和在一起。朋党之争从北宋初年开始几乎没有消歇过,但与道学之争错杂纠葛在一起,则集中在高、孝、光、宁时期(洛蜀朔党争即便有学说不同的因素在内,也只是新儒学内部不同派别的政见分歧,并未以道学与否划线。)早在孝宗期,双方就有过道学真伪之争,孝宗虽然不喜欢空谈心性的道学之士,但没有让这场争论酿成党争。这一时期正是程朱理学骎骎乎由时尚之学向独尊之学迈进的时期,理学家及其依附者在官僚层中所占比例激增,有一种强烈的门户认同感,在自律甚严的同时,也责人颇苛。而那些被排在门户之外的仕宦们,趁着理学尚未被独尊为官学,还有被议论指摘的可能性,便在朋争的同时,对政敌所主张的学说也一并攻击,以便从根本上摧毁政敌。因而在理学已成显学而未成官学之际,朋党之争往往以道学与非道学之争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便绝非偶然。理宗以后以迄明清,因理学已定于一尊,尽管朋党之争仍是封建官僚制难治的痼疾,却与理学之争脱了钩。
  绍熙内禅,实际上是一场宫廷政变。赵汝愚以首席执政的身份主其事,赵彦逾参加了最初的决策,外戚韩侂胄在内外朝之间穿针引线。据说,在定策内禅时汝愚曾许诺:事成,让侂胄建节,彦逾执政。这一说法并不可信,以汝愚个性而论,他不是言而无信、翻云覆雨的人,否则在党争中不会输得这么惨。
  在宁宗推恩时,他对彦逾说:“我辈宗室,不当言功。”对韩侂胄也说:“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可论功?”执政对于一个文臣,节度使对于一个武职官员,都是令人向往的诱惑,两人的失望可想而知。在汝愚看来,这是贯彻自己的为政原则。
  史称汝愚为相,“尤重惜名器”,对跑官者一概不见,对门人避嫌不用。你可以说他不通权变,却不能不肯定他为人正直、为政忠廉。但人心吏风已非庆历所能比,招来的只是嗜进者的嫉恨怨望,促使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党争中倒向韩侂胄。晚清魏源批评赵汝愚“忠有余而智不足”,失计在于以己律人,诚是确论。
  沿袭文臣鄙视武职的心理定势,赵汝愚还颇有点瞧不起韩侂胄。知閤门使刘弼说起侂胄有定策功,汝愚马上驳回道:“他又有什么大功!”刘弼与侂胄原来同知閤门,内禅定策时汝愚只找侂胄,他内心很不平衡,于是一转身便把这话搬给侂胄听。侂胄便决定与汝愚一决雌雄。
  与汝愚相比,侂胄优势有二。其一,他是宁宗韩皇后的外族。历史上外戚篡位虽不少见,但在外戚与宗室之间选择时,君主往往认为对皇位的威胁,同姓宗室要比异姓外戚来得直接切近,多是亲外戚而忌宗室的。其二,侂胄知閤门事的职务,比起宰相来更有接近皇帝、交通内廷的便利,使他得以搬弄是非、窃弄威福。
  怨望把韩侂胄与刘弼捆在了一起。侂胄问以对策,刘弼说:“只有用台谏。”又问:“怎样才能用台谏?”答道:“御笔批出就是。”心计不多的韩侂胄顿然开悟,自此将御笔和台谏作为打击政敌的两件法宝。
  宁宗即位以来好出御笔,彭龟年说他“有失为政之体,殆非初政之美”,但他置若罔闻,给侂胄留下了染指之便。台谏官何以在党争中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因为对君主来说,台谏象征着公论,多予重视和采纳。对上至宰执大臣、下至一般臣僚,台谏都拥有检查弹劾权,而其主要制衡对象则是相权。按惯例,包括宰相在内的大小官吏,一旦知道自己被台谏论劾,就必须去位待罪。由于宋代台谏拥有议论弹劾的双重权力,在党争状态下,各方无论为了左右舆论,评断是非,还是为了排斥政敌,打击异己,都必须借重他们。
  汝愚也深知台谏的重要性,动作却慢了一拍,坐视侂胄以御笔将其同党谢深甫提为御史中丞,刘德秀提为监察御史。谢、刘入台,侂胄便在对阵中布下了活眼,其党鱼贯而进,言路上都是侂胄的党羽。这是因为台谏官享有独立言事权,不但不必通过台谏之长,还可以弹劾台谏长官及其他言官。因此对党争的任何一方说来,关键在于抓住双方力量消长或君主倾向转变的有利契机,汲引及时而得当,一两个台谏便足以成为弹劾政敌、左右舆论的过河卒子,进而控扼整个言路。
  援引台谏,初战告捷,韩侂胄又让京镗出任签书枢密院事。侂胄打算贬窜汝愚,苦于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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