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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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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以为不必禁欲出家,因而组织松散,势力不大。
  传说张陵(即张道陵)由太上老君亲授正一之道,道众尊其为“正一天师”;其后,张陵的曾孙张盛移居龙虎山,创龙虎山天师府,世代承袭“正一天师”之位。不过,天师道自张陵之孙张鲁(张盛据称就是他的儿子)以后,就传承不详,两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也都不见“正一天师”的活动。宋真宗崇道,召见了信州道士张正随,他自称是张道陵的二十四世孙。人们有理由怀疑正一道后来编写的《汉天师世家》就是他假造的伪家谱。
  真宗把信州贵溪(今属江西)龙虎山真仙观改为上清观,张氏子孙继承天师之位时,例由宋代皇帝赐号,所赐之号也只是“某某先生”,天师只在道门内使用,但天长日久,世人也称其为天师,一般认为这才是龙虎山正一天师的真正开始。与其说真宗时期的正一天师道是新道派,还不如说它是老店新开。但到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时,理宗命他提举龙虎山、阁皂山、茅山三山符箓,正义道已凌驾在灵宝派与上清派之上,俨然成为道教符箓派的领袖。
  南宋初年,金军南下,江南地区战祸惨剧,生灵涂炭,群众企盼能有神仙出现,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玉隆万寿宫有个名叫何守证的道士,利用民众这一心理,伪托晋代神仙许真人(许逊)授他《飞仙度人经》与《净明忠孝大法》,创立了忠孝净明道。
  净明道将儒家伦常直接搬进了道教经典,是儒道合流的产物。教义直揭“忠孝”两字,宣传以自己的忠使不忠的人变忠,以自己的孝使不孝的人变孝,才是道门最大功德。净明道修炼的“八极”,就是许逊当时提出过的“忠孝廉谨、宽裕容忍”,八极具备就集中了一切善。
  由于强调向内的心性修养,净明道教徒多制有“功过格”作为日常生活的规范。这一道派也讲符箓的修炼,声称佩戴符箓,就能达到内心清静、日月光明的“净明”境界。净明道主要流传在民间,由于强调忠孝的内修,从统治阶级到苦难群众都能接受。
  内丹派南宗、正一天师道与忠孝净明道,是两宋境内的新道教教派。南宋时期,北方金朝的河北地区也出现了三个很有影响的新道派,这就是全真道、天一教和真大道教。当时北方的汉族遗民面对战争灾荒与异族统治,迫切需要找寻精神支柱。徽宗时显赫一时的旧道教已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道教倘不改革,就不能在北方立足与发展。这些道派的创始者都是北宋遗民,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里说,他们“立教之初,本为不仕新朝,抱东海西山之意,何期化民成俗,名动公卿”,终于成为金元时期最重要的道派。
  全真道的开山始祖叫王重阳,咸阳(今属陕西)人,名嚞,重阳是其道号。正隆四年(1159年),他正式开始修道,挖一隧道,堆土成坟墓状,题为“活死人墓”,在内练内丹派功法。三年后,自平墓室,意味得道成功。后到刘蒋(今陕西户县祖庵镇)建庵传教,但追随者寥寥,便火烧茅庵,出关东去,到宁海州(今山东牟平)受到马钰(即马丹阳)与孙不二夫妇的礼遇,并入重阳门下,还为其造静室,重阳命名为“全真”。
  王重阳著《立教十五论》,其教义主要是:其一,三教同源;其二,否认长生不死是修行的目的;其三,在修炼方法上属于内丹派“北宗”,主张先性后命,性命双修;其四,强调出家修行,实行禁欲主义。马丹阳夫妇入其门下以后,也不再相见,他们夫妇与王重阳后来所收弟子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合称“全真七真”。王重阳死后,弟子将其归藏于刘蒋村故庵处,这里后被全真教尊为祖庭。
  七真中要数邱处机对宏大全真教贡献最大,他后来受到成吉思汗召见,向大汗宣传了全真教教义,以为帝王学道修仙,内修应内心清静,减声色,省嗜欲;外修应敬天爱民,不妄杀,令天下人安居乐业。邱处机大得成吉思汗的赏识,全真教也走向宫廷,成为元代道教的大宗,与王重阳创教时以遗民自居的宗旨已大相径庭。
  太一教的祖师萧抱珍,是卫州(今河南汲县)人。据说他曾得先圣“密箓”,为人治病,信徒颇众,便建庵立教。他曾受金熙宗召见,赐所居庵名为太一万寿宫。太一教脱胎于符箓派,与天师道关系密切。其教名取自“元气浑沦,太极剖断,至理纯一之义”。其教义提倡“中道”,知柔守弱,乐善好施,躬行孝道,戒律严格,不能茹荤饮酒与娶妻生子。
  因不能生子,太一教祖师之位就由门徒接替,师徒形同父子,非萧姓门徒即位以后,必须改姓萧氏。萧抱珍以后的传承是二组萧道熙、三祖萧志冲、四祖萧辅道、五祖萧居寿、六祖萧全祐、七祖萧天祐,其后就断了世系,也许入元以后逐渐衰微,而归入了正一天师道。
  真大道教的祖师刘德仁,号无忧子,沧州乐陵(今属山东)人。自称梦中有一乘犊车的白发老者,向他指点《道德经》要义,于是信徒渐多,遂创新教。他立下九条教规:一曰视物犹己,毋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远势力,安贫贱,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弈,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由于教义平易,修行简便,这一新道派一时流传颇广,名声籍籍,刘德仁也受到金世宗的接见与赐号。这与其立教初衷不无矛盾,但一个教派若要兴旺发达,离开统治者的支持谈何容易。金元之际北方三个新道教,最后都离不开“名动公卿”而走入庙堂的结局,原因即在于此。
  刘德仁之后,经二祖陈师正、三祖张信真、四祖毛希琮,到五祖郦希诚时,教内似乎有了麻烦。具体真相也不太清楚,只知道“逆魔乱起”,十五年遭了十七难,多亏郦希诚道法高明,“魔不胜道,寻乃自平”。但教门内从此有真假之分,刘德仁创教时原名大道教,到得这时,郦希诚才自称“真大道教”,就好像老字号王麻子剪刀,在幌子前加一个“真”字那样,说别人都是冒牌货。
  真大道教六祖孙德福以后是七祖李德和,他曾与正一天师道、全真道的教主应元世祖之命,共同审核道经的真伪,足见当时真大道教与正一天师道、全真教三足鼎立的地位。这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事,距宋亡已经五年。

细说宋朝76:理学与宋学
  这里首先有个正名的问题。学术界原先所说的宋学,是相对于汉学或清学而言的,所指的就是理学。这种以朝代命名的叫法,当然是指一个朝代的学术主流,说理学是宋代学术的主流,也未尝不可。
  不过,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以为:理学真正形成一个学术流派是南宋高、孝以后的事,因而把理学与宋学等同起来,就有失偏颇,更何况两宋还有不属于理学系统的其他新儒学学派,把理学与这些新儒学学派统称为宋学,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实。这样,宋学就不宜用来专指理学,其范围几乎把宋代学术思想都囊括在内。我们也是在这一内涵上,使用“宋学”这一概念的。
  理学之所以在宋代产生,说得大一点,是唐宋之际社会变动在思想领域里的必然反映,社会与时代需要有一种维护统治的新思想;同时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长期撞击、批判与融合的历史结果。唐代是一个功业伟大而思想相对贫乏的朝代,但韩愈高扬道统、李翱鼓吹复性,已开理学的端倪。
  讲到理学的先驱,总提到“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与石介,他们以《周易》、《春秋》为依据,继承韩愈的道统论,开始提倡道德性命之学,揭开理学成立的序幕。但他们都活动在仁宗朝,实际上不能称为宋初。
  范仲淹在理学开创上的地位也值得特别标出,近来有学者推崇他为宋学开山,他虽然也有提倡新儒学的理论,把“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时代精神正式呼唤出来,这自然是他的伟大之处;但主要还是以自己光风霁月的人格,为后来理学家群体树立了一个典范。
  提及理学的兴起,还有必要说说唐宋之际私立书院的勃兴。范仲淹早年曾在应天府书院攻苦食淡,终获大成,当时已有应天府、嵩阳、白鹿洞和岳麓四大书院之说,而宋代书院总数大概在四五百所之间。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不必向官方的价值系统降贵纡尊。这里没有太多的利禄诱惑,只要有志于学问,都可以就学;倘若感到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也可以悉听尊便。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探讨留下了一片净土。这里曾是理学家的摇篮,理学兴起以后,又往往成为理学重镇。
  从宋仁宗末年起,涌现了宋代学术史上第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其中既有奠定理学根基的北宋五子,也有王安石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家。
  第一个必须提到的就是周敦颐。他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其学也称濂学,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与《通书》。他的《太极图说》奠定了理学的宇宙观。不过,这一奠基之作却有剽窃之嫌,他只是将陈抟的《先天图》改头换面、颠倒次序而已。
  陈抟是宋初著名道士,为修炼内丹,总结前人成果、结合自己心得,绘成一张炼内丹的方法程序示意图,名之曰《先天图》。其次序恰与周敦颐的《太极图》相反,因为陈抟认为这一模式“顺则生人,逆则成仙”。陈抟追求的是成仙,所以倒过来;周敦颐研究的是“生人”,所以从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顺着往下说。
  不过,周敦颐好歹也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算不得太丢脸。一般认为,后来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与程颐的《伊川易传》也都受到陈抟先天象数易学的影响,由此也可见道教对理学形成的重大作用。
  与周敦颐约略同时的邵雍,字尧夫,号康节,少年时从祖籍范阳迁居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代表作为《皇极经世书》。他曾追随李之才研究《河图洛书》与象数之学,李之才则得之陈抟,因而邵雍的象数学与儒家易学与道教思想相杂糅。
  邵雍从太极的“一”开始,乘以简单倍数,递增为《周易》的六十四卦,构成一个宇宙图式。他认为这就是宇宙万物构成的“道”,即天理,这种道是先天就有的,也存在人心之中,而所谓“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就是返求自己的内心,认识与适应先天的“道”。
  邵雍还以象数学构建了一个历史循环的公式,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循环一次,其间又分皇、帝、王、霸四段逐步退化。他的学说染上了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张载也与邵雍同时代,他是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其学也称关学,代表作有《西铭》、《张子正蒙》和《横渠易说》。据黄宗羲说,张载学说“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
  张载对“气”有深入的论述,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气”,主张“太虚即气”、“理在气中”。今人争辩张载的气论究竟是唯物还是唯心,显然在用西方哲学概念来套中国理学范畴,实在有点勉强。
  张载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高扬自己学术宗旨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了理学家最深沉的社会关怀,成为两宋学术中最令后人心仪的精神财富与思想资源。
  二程兄弟曾同学于周敦颐,在理学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们是洛阳人,其学也称洛学,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大程叫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小程叫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二程思想大体相同,但同中也有异。后人标称的程朱理学,主要是小程的思想。
  程颢最得意的是提出了“天理”的命题,声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他还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即具有良知良能,只要通过“识仁”、“定性”的道德修养方法,就能达到“穷理”、“尽性”的境界,求得理想人格。这种强调人心直觉真理的倾向,已开后世陆王心学的先河。
  小程则对“理”作了深入的探讨,在他这里,理与道往往是同义语。与张载不同,他认为理在气先,天下只有一个理,“一物之理及万物之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伦理纲常都是“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提出“致知在格物”,“涵养须用敬”,认为“无人欲即皆天理”,确立了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命题,并在这一前提下,说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那句名言。程颐对理学的基本范畴例如理、道、气、性等都有论述,直接影响了朱熹学说,从而形成了堪称理学主流的程朱学派。
  二程相比,程颢死得早,有影响的弟子不多。相反,小程比其兄多活二十余年,所谓程门弟子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著名的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张载的弟子吕大临等后也转入其门下。
  其中,杨时颇受程颐的赏识,称赞他“最会得容易”。杨时是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世称龟山先生,程颐送他南归时高兴的说:“吾道南矣!”杨时将程颐之学传给罗从彦,罗从彦世称豫章先生,其学传李侗,世称延平先生,朱熹就是李侗的学生。
  以朱熹为首,孝宗时期涌现了宋代学术史上第二批大师级的学者群体,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与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几成鼎足之势。
  朱熹是宋代百科全书式的杰出学者,其学术领域涉略之广,宋代无人可比,这里只说理学。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后徙居建阳(今属福建)考亭,故其学也称闽学或考亭学派。他在理学上的代表性著作有《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朱文公文集》。
  其中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把《礼记》的《大学》、《中庸》篇与《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采择合乎自己学术主张的前人论说,加上朱熹本人通俗浅近的注释,《四书》由此定名,并位居《五经》之前,在后世历朝的理学普及中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
  朱熹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对理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论述。“理”,也称“道”或“太极”,是其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在他看来,理是形而上的;先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而存在;理是事物的规律,万物有理是“理一”的表现,但落实到具体万物,则万物各有一理,此即“理一分殊”;理是纲常伦理的“当然之则”,具有理的人性是天命之性,理与气杂的性是气质之性。气也是其理学体系的重要范畴。气是形而下的,理气关系是主客关系;理在气先,理生气;但气一旦派生出来,就有一定的独立性。
  朱熹认为穷理离不开格物,即所谓“即物穷理”;由格物到致知,有一个从逐渐积累到豁然贯通的过程。在指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同时,他还认为有出于天理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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