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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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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鋹被送至开封,把罪名都推到龚澄枢和李讬身上,对太祖说:“在国时,我是臣下,澄枢才是国主。”他性机巧,口善辩,曾用珍珠便治鞍勒,酷肖戏龙之状,献给太祖。太祖对群臣说:“倘把这些心思用于治国,岂至亡国呢!”有一次,太祖单独召见他,赐他一杯酒,他想起自己常以毒酒鸩杀臣下,战战兢兢说:“我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盛世。不敢饮这杯酒。”太祖大笑:“我以赤心待人,岂有此事!”便自饮此酒,别酌再赐,刘鋹惭愧谢罪。宋太祖将攻北汉,设宴宫中,他进言道:“四方僭伪之主,今日尽在座中。早晚平了北汉,刘继元还要来。我来朝最早,那时让我执梃当个诸国降王的头儿吧!”
  自宋朝立国以来,南唐始终外修供奉,不敢有失,私下却预为之备。宋灭南汉,对南唐形成南北西半月形包围圈。开宝七年(974年)九月,太祖准备进攻南唐,就是少个借口,便一再遣使召南唐后主入朝。南唐群臣多认为有去无回,坚决反对后主亲往开封,李煜便托病固辞。
  太祖便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率十万大军征讨南唐。他对王全斌在平蜀之际扰民杀降,记忆犹新,出兵之际一再告诫曹彬:“破城之日,不许杀戮!”并把自己的剑交给曹彬说:“副将以下,不听命者斩!”连潘美听了也大惊失色。
  曹彬率军从荆南乘战舰东下,一路击败南唐军队,进抵采石矶(在今安徽马鞍山)。南唐樊若水前来充当向导。他是一个有心计而无家国的落第士人,早就借渔钓之便测定长江采石矶江面的宽度,赶到开封向太祖上书说江南可取,方法是用船搭建浮桥。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人在荆湖造黑龙船数千只,这次顺流而下的大舰上就载着大批巨竹粗索,以备搭建浮桥之用。十一月,在樊若水的指导下,只用了三天,就在采石矶江面上搭起了一座浮桥。潘美率领着步兵渡江,如履平地。
  开宝八年二月,宋朝大军击溃了南唐军队的阻击,直达秦淮河畔,南唐水路兵十万列阵金陵城下迎战。这时,舟楫未备,潘美下令道:“岂能被这一衣带水阻隔而不直渡过去吗?”说着,身先士卒带头涉水向敌阵冲去,大军紧随其后,南唐兵阵脚大乱。
  南唐后主不以战事为虑,只管在后苑与僧道诵经说《易》,宋军围城已有好几个月,他还全然不知。一天,他亲自巡城,见宋军列栅满野,旌旗蔽空,才大惊失色,一面派徐铉出使,恳求缓师,一面急召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从上游率军来援。
  十月,徐铉到开封,对太祖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陛下师出无名。”太祖说:“你既说父子,却还是两家,行吗?”次月,徐铉再使开封要求缓兵,以保全一邦之命。他据理力争,论辩不已,太祖辞屈,按剑怒吼:“不须多言!江南也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徐铉只得惶惶辞归。太祖真是可人,不矫饰,不含糊,和盘托出肺腑之言:统一就是理由,他有时候不需要再用理由来垫底;而“卧榻”的精彩譬喻,则成为其后一切掌权者的不二法门。
  再说朱令赟从湖口发援兵来救国都,号称有十五万大军。但他必须焚毁采石浮桥,才能顺流而下,直抵金陵。曹彬命人在浮桥附近的洲渚间竖起长木,状若樯桅。望去疑有伏兵,令赟迟疑不敢前进。宋军水陆诸将,犄角出袭。令赟纵火拒战,恰北风劲烈,火势反而自噬船舰,南唐水军大溃,令赟也被俘。
  金陵成为一座孤城。曹彬派人向李煜传达:城破在即,归降为上。李煜不听。一天,宋军大营传开了主帅因病不能视事的消息,诸将都来探视,曹兵说:“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治愈的。只须诸位诚心立誓,攻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就会好的。”诸将焚香发誓。次日,曹彬声称病愈。再次日,金陵城被攻破,李煜赴军营请罪。南唐灭亡,宋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八十。
  李煜被送至开封,如果说南汉刘鋹是个喜剧性的失国之主,那么南唐李煜则是个悲剧性的亡国之君,这一个性和经历倒使他对家国人生有了独特的感悟,在词史上留下了不少永恒的名作。他从金陵押往开封时所作的《破阵子》,真切的刻画了一个只知享乐不识干戈的亡国之君的形象: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史称曹彬平江南不妄杀人,所谓“克城之日,兵不血刃”,他也因此在历史上享有盛誉。清代史家赵翼在《垓余丛考》提出反证,说他在庆功宴会上听到南唐乐人大哭,以为大煞风景,便将乐官给杀了。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南塘润州降卒数千人在送往金陵途中纷纷逃亡,她发檄诱集,恐怕他们生变,斩首七百。南唐州郡都归降后,独有江州指挥使胡则率众死守达四月之久,城破,指挥攻城的曹翰纵容士兵入城掠取资财,屠杀居民。曹彬平江南没有像王全斌平蜀那样滥杀无辜,但说他不妄杀一人,则是美化。
  到开宝九年春,宋朝控制的州郡由一百十八增加到二百六十,户数由九十六万七千多户增加到二百五十六万六千多户,南方已大体平定,局促在浙、闽的吴越和陈洪进政权,对北宋来说也形同囊中之物。太祖统一南方的战争所以能顺利推进,固然与统一的大趋势有关,与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总体战略有关,还与太祖许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有关。
  其一,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太祖之时,总兵力尽二十万,除去北边防务,能用于南方作战的兵力不到其半,而南方诸国总兵力不下七八十万,不容小觑。但太祖运用政治外交手段分化离间,再配合军事进攻,终于各个击破。
  其二,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对每个割据政权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太祖总是派人搜集其山川地理、朝政民情的情报,作为决策和作战的重要依据,故能每战必胜。
  其三,实行优待降王的政策。太祖对亡国的降王不但一个不杀,还建造别馆予以安顿,保持其优厚的生活待遇。这一做法也减少了统一战争的阻力,各割据政权几乎都有主张归顺的大臣。
  其四,严禁军将滥杀无辜。虽然在平蜀时王全斌部队有所失控,但宋军在统一南方过程中,大体改变五代骄兵悍将任意杀戮的恶习,扰民较少,破坏不大。
  其五,革除割据政权的弊政。太祖每下一国,就减免苛捐杂税,改革原有弊政,以善代暴,大得民心,加快了统一的进程。

细说宋朝9:三大纲领
  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太祖与赵普有一段对话。
  太祖问:“天下自唐末以来,帝王换了十姓,兵戈不息,苍生涂炭,其故何在?我想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治久安之策,其道如何?”
  赵普说:“陛下能问到这事,真是天地神人之福。其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天根治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奇巧可用,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
  话音未落,太祖就说:“你不必再说,我已经明白了。”
  赵普以“君弱臣强”一语道破中唐以来政变频繁、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又以“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作为解决这一历史大问题的三大纲领。赵普的回答,最初是为解决藩镇问题而发的,但其后太祖君臣的政治实践,却把三大纲领推广到强化中央集权的各个方面。
  先说消除藩镇之祸的问题。藩镇因控制土地、人民,拥有财富、军队,所以敢于作威作福,坐大犯上。在“削夺其权”上,太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其一,罢领支郡。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宋平荆湖后,下令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划归中央直接管辖,中央派遣文官担任支郡的知州和知县等郡县长官,三年一任,直接向朝廷奏事,不再听命于藩镇,使藩镇的辖区和权力大为削弱。这一做法其后推行到新统一的南方诸国,至于全国三十余名节度使先后都不领支郡,已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以后的事了。
  其二,添置通判。建隆四年,荆湖初平,朝廷始向当地诸州派遣通判。这一做法后来推广到刚被评定的原后蜀、南汉、南唐地区和全国各地。这种由朝廷任命的新官,身负特殊监视的使命,颇有恃权骄纵的举动,他们名义上既不是州县长官的副贰,又不是属官,故而往往与知州、知府争权,动辄声称:“我是监郡,朝廷命我监督你!”
  太祖颁诏要求通判与知州协调,凡有文书,知州必须与其同签署才能生效。有一则趣事颇能说明通判对知州权力的分割和制肘:杭州人钱昆嗜蟹,有人问他希望外放哪一州,他说:只要有螃蟹没通判的地方就行。
  通判之设,原先旨在削夺罢领支郡以后兼知军州的藩镇的权力;后来节度使成为虚衔,通判在演变为知州的副贰的同时,还起到制约知州的作用。
  其三,收司法权。五代藩镇跋扈,以致枉法杀人。建隆三年,太祖下令,各州死刑必须由刑部审复。同年,恢复前代县尉的建置,取代原来由藩镇亲随担任的镇将,执掌一县司法治安的权力。开宝六年,禁止藩镇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陋规旧习,代以朝廷委派的科举出仕的文官,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
  在“制其钱谷”上,太祖主要采取四条措施。
  其一,严禁占留。中唐以来,方镇都掌握地方财赋,绝大部分截留自用,名曰“留使”、“留州”,小部分用以上供奉贡或贿赂朝廷。宋代后周,依然如此。太祖在乾德年间屡下诏令,规定各州所收财赋税课,除留最必要的开支,悉送京师,不得占留。不能支配地方财赋,无异于釜底抽薪,连养病自大的本钱都剥夺光了。
  其二,设置漕司。漕司是转运使司的别称,掌一路财赋收入,以保证向朝廷足额上贡和地方州郡开支充足。乾德三年,太祖最先设立淮南转运使。这一把地方财赋收归中央的重大组织措施,不久就推行到全国诸道。作为朝廷外派的使臣,转运使权势颇大。开宝五年,李符出任京西南面转运使,把太祖亲赐的八个大字“李符到此似朕亲行”书于大旗上,常以自随。
  其三,监临场务。场务是指征收各种商税、专卖税的机构。五代场务多由藩镇差遣牙校管理,不立章法,大肆诛求,成为方镇重要财源。太祖派京朝官监临各处场务,制定条禁,整齐文簿,有关税收直接归公,节度使不再有过问场务税课的权力。
  其四,禁止贩易。五代藩镇常派亲吏前往诸道进行长途贩易,沿途免征商税。宋初,包括少数藩镇在内的数十功臣仍承袭旧风。到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颁布了内外臣僚不得“回图贩易”的诏令,把藩镇经商获利的渠道也给堵死了。
  在“收其精兵”上,太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其一,选拔精锐。乾德三年(965年),太祖命包括各藩镇在内的各地长吏挑选本道骁勇精兵,补充中央禁军的缺额。同时选拔强悍士兵作为兵样,分送各地照样募兵。后来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发诸州依样遴选。这样就使节镇精兵尽入中央禁军,自知在军事上无法再与中央抗衡。
  其二,撤罢节镇。开宝二年(969年)的一天,太祖在后苑宴请王彦超等五位节度使,席间,太祖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国家宿旧,久临大镇,公务繁剧,不是朝廷礼贤之意啊!”王彦超立即心领神会,自求告老还乡。武行德等四节镇却大谈自己攻占的资历,太祖打断他们的话头:“那是异代事,何足为道!”次日,任命他们担任些荣誉的虚衔,却把他们的节度使全给撤免了。这个故事似乎是杯酒释兵权的克隆版,其真实性恐怕也不无问题,也许都与酒筵有关,故而导致后人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太祖撤罢节镇却有其事,其后太宗也撤免了石守信、张永德等七节度。
  其三,文臣代阙。在藩镇因死亡、迁改、致仕等原因出缺,太祖便不再新任节度使,一概由京官权知,而京官毫无例外都是文臣。为了提高取代节镇的知州的权威,他们往往带着中枢职衔权知州府,例如,乾德元年,凤翔节度使王景死,任命高防以枢密直学士权知。太祖以后诸朝,这种情况几乎未见,应是太祖为削罢藩镇所采取的变通办法。
  以三大纲领收藩镇之权,由赵普建议,太祖施行,某些政策至太宗时仍在继续推行,其完成的过程远较罢宿卫典领禁军为长,绝不是一夕杯酒所能完事的。北宋初年之所以能够彻底解决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问题,一举割除了长期以来导致政局动荡、社会战乱的毒瘤,虽说其中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但太祖君臣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洞察力和政治智慧,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方镇太重不过是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表现之一,解除藩镇权力也不过是三大纲领付诸实施的一方面的成效。而相权的强弱消长总是直接影响到君权的安危存亡,这类例证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太祖便举一反三把三大纲领推广运用到分割相权上。
  赵普虽是开国第一功臣,开国之初实际上也承担着宰相的职责,但他直到乾德二年才真正做上宰相。此前四年则由范质、王溥和魏仁浦担任宰相,它们都是后周留用人员。太祖留用他们是为了稳定政局,作摆设看的,一有机会就要折辱他们的权威。
  宋代以前,宰相见皇帝议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坐而论道”。据说,有一天,范质等人议事时还坐着,太祖说自己眼睛昏花,让他们把文书送到他面前,等到想落座时,座位已被撤去,从此宰相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还有一种说法,范质等人因心存顾忌,每事向太祖报告,无暇坐论,赐茶看座之制无形中取消。倘是前一种说法,太祖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但宰相见皇帝从坐到站,是从宋代开始的,这是相权下降的标志。
  太祖把原先的相权一分为二,分为中书和枢密院,一文一武,号称“二府”。中书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中书即中书门下的简称,是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即宰相,官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或平章事),有时也以侍中为宰相,其议事办公场所称政事堂,俗称都堂。
  乾德二年正月,太祖命枢密使赵普取代范质等三人独自为相。太祖此举不过循名责实而已,却犯了一个程序错误。他首先罢免三相,两天后才让赵普拜相。这样,拜相制敕却没有宰相为其署行了。太祖倒有开国帝王不循规矩的气派,对赵普说:你来起草,我给你签署。赵普表示:这归行政部门办,不是帝王的事。最后,还是采纳了窦仪建议,皇弟赵光义以同平章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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