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经典美文2011年第9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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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写诗是惨淡经营，孤立在人中挣扎的勾当，但是因为我知道太清楚了。你在这上面单纯的信仰和诚恳的尝试，为同业者奋斗，卫护他们情感的愚诚，称扬他们艺术的创造自己从未曾求过虚荣，我觉得你始终是很逍遥舒畅的。如你自己所说“满头血水”，你“仍不曾低头”，你自己相信“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
　　简单地说，朋友，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犟强的。这在讨论你诗的时候，谁都先得明了的。
　　至于你诗的技巧问题，艺术上的造诣，在几乎没有一定的定义时代，转入这讨论外形内容，以至于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的时期，即是根据着对这方面努力尝试过的那一些诗，你的头两个诗集子就是供给这些讨论见解最多材料的根据。外国的土话说“马总得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没有一些尝试的成绩放在那里，理论家是不能老在那里发一堆空头支票的，不是？
　　你自己一向不止在那里犟强地尝试用功，你还曾用尽你所有活泼的热心鼓励别人尝试，鼓励“时代”起来尝试──这种工作是最犯风头嫌疑的，也只有你胆子大头皮硬顶得下来！我还记得你要印诗集子时我替你捏一把汗，老实说还替你在有文采的老前辈中间难为情过，我也记得我初听到人家找你办晨副时我的焦急，但你居然板起个脸抓起两把鼓锤子为文艺吹打开路乃至于扫地、铺鲜花，不顾旧势力的非难，新势力的怀疑，你干你的事“事在人为，做了再说”那股子劲儿，以后别处也还很少见。
　　现在你走了这些事渐渐在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你的诗和文也散漫在各小本集子里压在有极新鲜的封皮的新书后面，谁说起你来，不是马马虎虎地承认你是过去中一个势力，就是拿能够挑剔看轻你的诗为本事（散文人家很少提到，或许“散文家”没有诗人那么光荣不值得注意）。朋友，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却一点不为此灰心，因为我有我的信仰。
　　我认为我们这写诗的动机既如前边所说那么简单愚诚；因在某一时，或某一刻敏锐地接触到生活上的锋芒，或偶然地触遇到理想峰巅上云彩星霞，不由得不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近于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实际的真美，读诗者的反应一定有一大半也和我们这写诗的一样诚实天真，仅想在我们句子中间由音乐性的愉悦，接触到一些生活的底蕴掺和着美丽的憧憬；把我们的情绪给他们的情绪搭起一座浮桥，把我们的灵感，给他们的生活添些新鲜；把我们的痛苦伤心再揉成他们自己忧郁的安慰！
　　我们的作品会不会长存下去，也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的，这种事它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你的诗据我所知道的，它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地系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人的心里。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
　　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志，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及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如果这事你不觉到太寒碜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这一蠢诚的事吧。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北平
　　摘自《大公报》1935年12月8日

亲亲的额吉

作者：桑兰　字数：2883

　　额吉，是蒙古族人对母亲的称呼。
　　第一次见她，她正站在门口。我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妈妈！”她拉着我的手，眼睛眯成一条细细的缝：“叫额吉！”于是，我就叫她额吉。这一叫，就是十年。
　　十年前，我和毕力格相爱了，但遭到他父亲的坚决反对。毕力格的父亲是地道的蒙古族人，希望自己的独子也能找个蒙古族姑娘。
　　毕力格秉承了父亲的固执，他在北京租了一间房子，然后我们领了结婚证。知道我们结婚后，他父亲拒绝和毕力格说话。我们打电话回去，一直是额吉接。再后来，工作忙，打回去的电话越来越少。额吉就打给我们，每次都是话没说出口，笑声就先传到了。
　　有一次，她一张口就说：“佳佳啊，我学会打电话了，这次是我自己按的！”说完，就笑了。我也跟着笑。额吉跟我无话不说，我知道，她是想有人跟她说说话，于是我就静静地听着，偶尔说说毕力格的坏话。快要挂电话时，她会补一句：“呀！忘了跟儿子说了，下次吧。”
　　是不是真的忘了，我不太确定，但她先儿媳后儿子的做法，让我很受用。毕力格有时会酸溜溜地说：“额吉满脑子都是你了！”
　　婚后第一个新年，额吉动员我回草原过年，我一口答应下来。说好腊月廿六动身，但腊月廿那天，毕力格被公司临时派往深圳出差。腊月廿二晚上，我接到他公司的电话：毕力格在高速路上超速行驶，车毁人亡。
　　恍恍惚惚中，我从火车站到机场，又从机场到火车站，始终无法赶到事故现场。我站在汹涌的人潮中，眼泪一个劲儿地流，鬼使神差就拨通了额吉的电话：“怎么办，额吉？我到不了深圳，他出了车祸，我怎么能不去？额吉……”
　　只有这一次，额吉既没说话，也没有笑。我语无伦次，不敢确定她听明白了没有。稀里糊涂地挨了三天，她神奇地出现在我面前，默默地摸着我的头发。我俯在她怀里流泪，像个无助的孩子。
　　处理完毕力格的丧事，额吉陪了我几天。有她在，我感到很踏实。有一天夜里起来，我听到另一间屋里有声音。我轻轻走过去，看见额吉用被子捂着嘴抽泣。我突然明白，老年丧子，她其实比我更心痛，而她却掩饰着伤心来安慰我。
　　第二天，我细细地打量她，好像一夜之间她老了许多。我故意说：“额吉，你做的饭不好吃。”她很内疚的样子，坐立不安。我狠下心，视而不见。
　　当天晚上，额吉说：“我想回去了。”我没说话。
　　我把额吉送到车站，看着她步履蹒跚地走到站台上。转身的瞬间，我的泪水再一次汹涌而下，这一次，是为额吉流的。
　　额吉走了没几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拿着化验单，在医院门口徘徊了一天，没舍得把孩子做掉。这，也许是毕力格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点关联。
　　春节一过，我就辞掉了工作，回故乡找了一份闲职，安心等待孩子的出生。三八妇女节前，我突然接到额吉的电话。那边风很大，她好像在喊：“佳佳啊，换了地方也不告诉我一声！”我无语。她说：“不管毕力格在不在，我都是你的额吉。”说完她就笑，我也跟着笑。一恍惚，我们又回到了从前……
　　她说：“羊今年能下好多羔，一定让你吃上我做的手扒肉。对了，你家在哪里？”我笑了：“还是你笨吧？知道我的电话，还看不出我在包头？”她一听：“哎！太好了，比北京近多了！”此后，额吉的电话就再也没中断过，我单调的生活多了一份牵挂。
　　儿子出生后，我腾出时间专心工作。额吉的消息渐渐地时有时无，我开始感到不安，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儿子四岁那年，额吉突然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到汽车站接我？”我吓了一跳。等我把她接回家，她掏出一大堆奶皮、奶酪、风干牛肉。最后，她从怀里拿出一张照片，喜滋滋地说：“你看。”我扫了一眼，是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她说：“镇上老张家的儿子，在包头当公务员。你要是觉得行，我给你们撮合。”我笑了：“不合适。”她白了我一眼：“你总不能就这么一个人过吧？”我忍了又忍，说：“我早找了，儿子也有了！”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半信半疑。正在这时，儿子回来了。她推了我一把：“你不对啊！不告诉我，还不请我喝喜酒。”她说笑着，跑去抱孩子。额吉把孩子放在腿上，摸摸他的脸，又摸摸他的手，细细地端详。儿子居然不认生，冲着她笑。我看着，心里酸酸的，却没勇气告诉她真相。
　　我想，我另嫁他人，又有了孩子，额吉就不必总牵挂我了。这样，其实很好。
　　额吉回去以后，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五百元钱，我把钱给她寄了回去。没过几天，她又把钱寄回来。从那以后，她隔两个月寄一次钱，三五百不等。怕她生气，我只好收下。
　　每次打电话来，她总是用近乎讨好的口气让孩子叫她额么格（蒙古语，奶奶）：“就一声，就叫一声行不行？”儿子不肯叫，她就很失望。后来，儿子和额吉渐渐熟悉了，两人在电话里唧唧喳喳说个没完。儿子也终于开口叫她额么格，她高兴得直笑，笑声在三米以外都能听到。
　　儿子七岁那年的国庆节，我准备开始自己的第二段婚姻。我打电话告诉额吉：“以前那个男人对我不好，我打算再婚了。”她高兴得一个劲儿说好。
　　婚礼前夕，额吉准备了精美贵重的蒙古族服饰前来祝贺。为了表示尊重，我把它作为结婚礼服。额吉很兴奋，大口喝酒，借着酒劲儿给大家唱歌。
　　回去时，额吉要带儿子回家住几天。送她到车站，我说：“额吉，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要这么兴师动众。”她的脸上沟壑纵横，头发几乎全白了，背一驼，显得矮小单薄。她笑了：“谁让我是你的额吉呢。”
　　我目睹着车子渐行渐远，想起了七年前，她捧着毕力格的骨灰离开北京的情形。七年后，她再次从我眼前一点一点消失，旁边是活蹦乱跳的儿子。她不知道，儿子的生命里流淌着她的血！
　　儿子回来后，我决定把真相告诉额吉，又考虑到在电话里不太好说，想抽个时间到额吉那里，最终却因为一些小事没能成行。
　　这一拖，又是一年多。今年春天，毕力格那个倔犟的父亲，第一次给我打来电话：“佳佳，你额吉好像不行了，她很想见你们母子俩。”我来不及多说，带着儿子赶了过去。
　　额吉躺在医院里，气若游丝。看见我，她的脸上放出异样的光彩。我拉着她的手，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她断断续续地说：“你要……笑话额吉了。说不行……就不行了。”我感觉她好像笑了一下，然后就气息全无。
　　安葬了额吉，收拾她的遗物。柜子里有个蓝布包，里面还有包，里里外外包了四五层，藏着两张相片，一张是我儿子的六寸彩照，一张是毕力格两寸的黑白照片。公公说，那是毕力格小时候照的。不说我也知道，卷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他和儿子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原来她知道，她早就知道！从我第一次叫她额吉开始，她就明白，我和她的牵扯一生都割不断。不管毕力格在不在，甚至不管我有没有儿子，她都要给我当一辈子额吉！
　　我的额吉，亲亲的额吉！
　　　摘自《女士》2011年第7期

放下34年的仇恨

作者：潘石屹　字数：828

　　我把心里一直记恨的人列了一张清单。这其中伤害我最深的人，是我的一位远房叔叔。
　　童年时期受到的伤害，有时会记恨一辈子。这个远房叔叔，我记恨了34年。
　　小时候，他家的孩子学习成绩特别不好，而我的成绩特别好，总考100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小学四年级才加入红小兵。刚加入，老师给我系红领巾时，我很高兴，就跟旁边的同学说话。开会时，是不让说话的。叔叔当着全校一百多名同学的面，把我拎起来放到讲台上站着。调皮的同学往我身上吐唾沫，下面的同学都在笑。我哭，好几个老师都说让我下来，他不让。他当时是学校的老师，但不是我们年级的。
　　我就在讲台上站了一两个小时。下面开着会，我迎着风，一直在哭。这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侮辱，多少年也忘不了。当时，我觉得就像世界末日，没脸见人了。
　　一直到前些年，我都不能原谅他。前些年，我给妈妈买了一辆轮椅。一次到王府井，发现有种台湾产的轮椅特别轻巧，就又买了一辆。以前那辆大的闲在一边。有一天，我发现大轮椅没了，就问哪去了。爸爸不敢说，妈妈说：“送给你叔叔了，你叔叔的腿有点儿问题。”我勃然大怒：“你为什么送给他？”把家里人都吓坏了。
　　你可以想想这种仇恨的分量，一个没用的东西送给他都会愤怒，每次想到这个都不愉快。
　　实际上，他离开人世已经许多年了，但我还记恨着他。他不时地跳出来控制着我的大脑，折磨着我。死人折磨活人，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鬼吗？而这鬼是我自己让他来的，是我心中的仇恨把他引来的，想想多不值得。
　　我把清单放在火上烧了。随着纸的燃烧，预示着我在世上再没任何仇人了。没了仇恨就没有了鬼，没什么可畏惧的了。
　　当我做完这些事，走到长安街上，下午的阳光十分明媚，大街上每个人都笑容灿烂。我有种大病初愈的感觉，是那么放松、愉悦。
　　我解放自己了。
　　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用一生去寻找》

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

作者：李海鹏　字数：1935

　　文化规制似乎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政府、警局管不着的事儿它都管，早上你按它吃早饭，中午你按它见客户，晚上你按它入睡。没它会怎么样？没它就没你。在现代知识阶层的趣味中就有这么一个规制——你不能说自己热爱生活。要是有谁天天兴高采烈，差不多就等于自己在脸上贴了一行隐形字：我是一头猪。这规制如此严厉，因此你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嘀咕自己多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我怀疑“不快乐”往往只是伪证，“聪明”才是言者的要点。早几年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就连一首歌里都唱着“我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遇到类似的状况我就想，你们怎么就这么缺德，偏偏往我们真厌世这堆儿里混呢？
　　我常常会觉得，人生诸般破事，其实早由天定。这倒不是说支持宿命论，“天”只是喻体，指的是不能自决之力。小时候您带劲儿地戴着三道杠，长大了会不喜欢生活？太阳底下就没这事儿。小时候您眉头深锁，成年了却变成笑面佛？概率也不大。可是，是什么让我们打小就有那么一副面孔呢？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因素多到不可穷尽，但有一样：自己决定不了。
　　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有个可怜的家伙叫科恩，无能软弱又多愁善感，坐在咖啡馆里面对杰克·巴恩斯说：“日复一日，我却从来没有生活过。”在《伊凡·伊里奇》里，伊凡·伊里奇度过了富裕又空虚的一生，马上要死掉了，心中突然狐疑：“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这些话都蛮朴素，不夸张，符合人们省思生活的常态。伊里奇死到临头，作如是观，不能叫厌世，只能叫活了一辈子却觉得没什么大意思。我猜想，它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慨叹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某位祖宗饱餐了一顿猛犸下水刺身，一时又没有女祖宗可供调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