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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笔记-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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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宏昌,耶稣有罪吗?还不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今天之所以坐在这里,都是我的政治对立面所为,纯属政治迫害。”

这就是我面对的彭国梁。自他被“双规”以来,我们交锋过无数次。每次他都振振有词,目空一切。再加上张佩芬在彭国梁的指使下,利用他们多年苦心经营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四处活动,一方面拉拢腐蚀一些见利忘义的官员,一方面转移巨额赃款、销毁犯罪证据,使得案件查处阻碍重重。若不是组织上决定对张佩芬及时采取措施,专案组怕是要陷入更大的被动。

应该说,块案组从成立之初是在十分绝密的情况下工作的,但是从张佩芬被“双规”以后,从她皮包内搜出的一个笔记本上记录着专案组全部成员的手机、宅电、办公电话,以及一些办案细节,甚至还记录着一些协助词查人员的口供,彭国梁、张佩芬能量之大,也是我始料不及的。这两口子为了翻案,很有点疯狂的味道。

我第一次与张佩芬交锋,吸取了与彭国梁第一次变锋的教训,紧紧抓住地与彭国梁串供的问题不放。一开始张佩芬还云里雾里编故事,想以此转移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始终不离串供这个主审方向,致使张佩芬编的故事漏洞百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尚小琼更是颇有心计,用以案说法的方式,举了两位贪官夫人的例子,一个配合调查免于起诉,另一个设障阻挠锒铛入狱。张佩芬受到深深的触动,也开始从抵抗进入内心斗争阶段。

年三十那天,张佩芬突然提出一个要求,声称今年是彭国梁的本命年,希望专案组能为丈夫买一条红内裤。我冒雪连跑了几家超市,终于买到了包装盒上印有“本命年”字样的红内裤送给张佩芬,她看后很满意。我交给彭国梁时,彭国梁也很感动。

这件事给我触动很大,人性化办案的思路久久在我脑海中萦绕,像彭国梁这种呼过风唤过雨的人物,最受不了的就是世态炎凉,如果从人格上尊重他、在生活上关心他,或许会很快消除他对我的顾虑和戒备。从我冒雪为他买红内裤这件事,就已经得到了验证。

从此以后,每次与彭国梁交锋,我都不直呼他的名字,而是在人格上尊重他,称呼他“老彭”。考虑到彭国梁最大的心病是儿子,儿子一出生就有严重的胃下垂,这是彭国梁最放心不下的。我就特意安排他与儿子通了几次话。彭国梁烟瘾很大,我就自掏腰包给他买烟抽,还一起跟他聊家庭、侃人生,潜移默化地以案说法,失去外援的彭国梁心理防线终于松动了。

前天我和他见面时他猛地冒出一句:“邓主任,中央是不是一定要杀我的头?”

我不失时机地说:“按你现在贪污受贿的数额,按照国家刑法,可以判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弹性为什么这么大,关键看情节的严重性和造成的后果。今天的《清江日报》报道了西州市一位副市长因为巨额受贿被判死缓的案子,按照他的受贿额,本来就应该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但是由于他认罪态度好,而且赃款全部追回,才从悬崖边上捡回一条命。”

彭国梁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鼓足勇气问:“我交代了,你们能不能兑现政策?”

看来我这招“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策略让彭国梁很有触动,便步步为营地说:“你的案子社会影响很大,结果会怎样,归根到底取决于你自己。”

口子终于撕开了,尽管彭国梁抱着“好夕讲一点,让专案组对上面好交代”的想法,一会儿开口,一会儿封口,讲一句留半句,像挤牙膏一样,但是他的犯罪事实还是如剥茧抽丝一般,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

尽管彭国梁已经开始交代问题了,但是张佩芬按照两个人串供的约定,仍然死扛硬顶。有一天,尚小琼向我反映了一个情况,由于彭国梁案发后,他儿子在学校备受歧视,死恬不去上学,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马上向齐书记做了汇报,齐书记亲自出面找刘一鹤,妥善处理了孩子上学问题。这件事我透露给彭国梁以后,他受到极大的震撼,含泪向我要了纸和笔,发白肺腑地给张佩芬写了封信:

佩芬,我最最亲爱的妻:

我以无限的懊悔向你做最深切的忏悔。我的妻,我不配做你的丈夫,不配做儿子的父亲。即使在你面前永跪不起也难以抵消我对你们娘儿俩造成的伤害。案发以后,我不仅没有从自身查找原因,而且怨天尤人,不能正确审时度势,配合组织查清自己的问题,反而一再要求你帮我活动、开脱,干扰办案,终于铸成今天的大错,既害了你,更害了了儿子,还坑害了许多亲朋好友,最不可饶恕的是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已至此,只有面对现实、丢掉幻想,积极配合组织的审查,以实际行动取得组织上的谅解,争取宽大处理。

彭国梁将这封情交给我后,一口气交代了全部罪行。

当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将这封信交给张佩芬时,她声音颤抖着自言自语道:“一年多时间,我花了那么多钱、找了那么多人,没想到还是从起点回到了起点。国梁啊,我对不起你啊!”说完,她双手捧着脸绝望地大哭起来。都说彭国梁夫妻感情笃深,从张佩芬的哭声就能听得出来。因为她心里很清楚,一旦丈夫开了口,怕是要两世为人了。

张佩芬出身高干家庭,却没有一点大小姐的娇气。与彭国梁闲聊时,他曾向我炫耀:“我和佩芬结婚以后,每天不管我回家有多晚,佩芬都坚持等我,并且为我准备好夜宵。特别是冬天,无论多晚,佩芬都要起来为我倒上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我泡完脚以后,她还要用暖怀为我焐脚。”此时此刻,面对这个疯狂救夫的女人,再想一想彭国梁的所作所为,我不禁感慨万千,这是怎样一种爱呢?夫妻俩互相将对方推入深渊。特别是彭国梁,当初他背着妻子包养牛月仙、背着妻子致使欧贝贝怀孕时,大概绝不会想起妻子为自己用暖怀焐脚的情景,只有将死之人才会抚摸自己的良心啊!

案子终于告一段落,组织上安排我休了几天假。假期结束后,我刚上班,齐书记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安排《清江日报》记者去昌山市看守所采访彭国梁。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记者竟然是彭园梁的秘书黄小明的哥哥黄小光。

我们一见面,黄小光就捅开了这层关系。我向他询问了黄小明的近况,黄小光告诉我,他弟弟辞职了,尽管我对黄小明辞职早有预感,但是听到黄小明果真辞职了,我还是有些吃惊。说句心里话,在目前的体制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处于相对滞后和疲软的状态下,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特殊关系,就使得领导干部的秘书也有了规避监督的“避风港”,因此,一旦领导腐败,秘书大多身陷其中。俗话说,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但是黄小明却是例外,特别是案发前彭国梁交给黄小明一个用透明胶缠裹的牛皮纸包。彭国梁刚刚交代,我们刚要对黄小明采取措施,黄小明就主动交给了组织,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这是黄小明唯一的一次历险。

现在案子过去了,黄小光不避讳地说:“彭国梁将包交给我弟弟时,告诉我弟弟里面是他的零花钱,我弟弟开始想拖着,希望能给他儿子留点钱,后来我知道后,知道他犯糊涂,才逼着他交给了组织。”

我笑着说:“你们兄弟俩可真是会拿捏时机,再晚交一天性质就变了。”

黄小光颇为感慨地说:“这件事对我弟弟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这个市长秘书多亏当得时间短,时间再长一点,漩涡里洗澡,还不知陷多深呢。是我劝他辞职的,我弟弟才华横溢,我希望他换个活法。”

我由衷地说:“现在是千军万马都往公务员这座独木桥上挤,你弟弟有勇气换个活法就与众不同啊!”

黄小光深沉地说:“我只是不想让我弟弟成为腐败的牺牲品。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被当作遗产继承了下来。’”

我知道黄小光是著名作家,便用请教的口吻问:“那么你认为我们作为遗产继承下来的这个恶是什么?”

黄小光轻蔑地说:“官本位。”

42。我是《清江日报》资深记者、作家黄小光

“小光,黑暗的另一半是什么?”这是我与彭国梁而对面时,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我知道他喜欢抽软包中华烟,在昌山市看守所,彭国梁的很多物质要求都能得到满足,但是唯独香烟,按照规定,被看管人员一律不得吸烟。因此,彭国梁只有在个别提审或谈话时,才有机会向别人要根烟来解解馋。来之前,我受我弟弟的委托特意给他买了一盒,我想这盒软包中华烟大概是他今生今世的最后一次奢侈了。听我弟弟说,以前彭国梁抽烟都是他手疾眼快地给他点上火,彭国梁抽烟从未自己点过火。

估计彭国梁没有几天就该上路了,来之前,我采访了省纪委书记齐秀英,我特意问到了彭国梁的死刑方式,还好,是注射死,比枪毙要人性化。

面对一个死刑犯,我怎么回答“黑暗的另一半是什么”呢?为了敷衍他,我一边像我弟弟一样给他点着烟,一边安慰说:“我只知道光是一种类似于黑暗的东西。”

彭国梁绝望地一笑说:“对于一个即将赴死的人,黑暗的另一半只能是黑暗。谢谢你小光,临死前你还能给我一次抽烟的尊严。”

我这次采访不想泛泛地罗列彭国梁的犯罪事宴,也不想用幸灾乐祸的心理将彭国梁看成什么罪大恶极的罪人,我深知彭国梁一个跟头摔成了“死刑犯”,灵魂深处一定有许多难以玩味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这才是我想要的,而且也是最有价值的。但是轻蔑不屑的态度或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心理对待他,很难让彭国梁坦陈心底,唯一的方式就是给他以尊严。

我们经常说生命是无价的,既然彭国梁即将用无价的生命赎罪,那么赎罪以后的他就不再有罪,那么我与他在人格上就是平等的,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人道。其实人生奋斗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是权势、地位、荣誉、财富,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尊严的附属品,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尊严。对于彭国梁来说,命都要没有了,哪儿还有什么尊严?但是我给他,他会在黑暗中看见一丝光亮,不至于绝望地认为,黑暗的另一半还是黑暗。

我承认彭国梁的命运是可悲的,但更可悲的是尚没有人意识到,在现行体制下,很多人在获得彭国梁的位置后都可能重蹈彭国梁的命运。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彭国梁嗤之以鼻呢?这种五十步笑百步的思维定式难道是彭国梁说的黑暗的另一半吗?如果是,这另—半的确太可怕了,或许彭国梁们就是被另一半推向深渊的。

《三字经》开篇讲“人之初,性本善”,我一向不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但我也不认为“人之初,性本恶”,我认为“人之初,性向善”。像彭国梁这样的人不可能一开始就是一株烂了根子的树,那么他是怎么从一棵茁壮成长的大树成为一棵朽木的呢?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为了得到答案,我又给他点了一支烟,并用请教的口吻问:“那么你认为什么是光呢?”

彭国梁贪婪地吸了一口烟说:“光就是体制,而体制就是上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因此光就是宗教,就是信仰,是最令人迷狂的政治象征。光是意识形态的神话叙述,更是乌托邦的华丽标志。我曾经是光的崇拜者、追随者,后来又成了光的受益者和制造者,现在是光的牺牲者。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在《我的罪行与反思》中说自己是受资产阶级拜金主义影响,放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其实那都是扯淡,跟人家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际上是被强光扭曲的,强光太亮了,刺瞎了我的眼睛,我就是这么迷失方向的。我不仅被强光刺瞎了双眼,而且被强光烧化了灵魂。你们可能以为光线是伟大的,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位置不同,你如果站在我的位置上,你就会透过高贵的光线看到最卑鄙的尘土,而我却以为那尘上也是光的一部分,或者就是光线本身,其实那些尘土是隐藏在光线中的黑暗的碎片,我现在才明白强光不过是黑暗的伪装。”

我一直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够洞悉光的复杂本性,而且这少数人必是灵魂经受过炼狱般洗礼的人,尽管我不认同彭国梁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肉体虽然尚在,但是灵魂已经在地狱之中承受煎熬了。从我得知彭国梁被判处死刑的一刻起,我就在内心追问自己,严峻的刑法真的能制止腐败和犯罪吗?如果能,为什么朱元璋用扒皮抽筋的残酷手段,也不能制止官员们的横征暴敛?关于这一点,在落后的体制内是找不到答案的,落后的体制有可能将一些人、很多人变成老鼠,这大概是彭国梁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体制牺牲品的根本原因。我没有想到一个将死的人对光会如此恐惧,难道这突然降临的东西真的是伪装的灾难吗?

“你是光的牺牲品,那么刘一鹤是什么?”我试探地问。文人小说下载

“懂得黑暗的人。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彭国梁由衷地说。

我弟弟早就告诉我,在官场上,彭国梁一直以为刘一鹤是他的政敌,两个人原来起点一样,但是刘一鹤却始终压彭国梁半拍,彭国梁一度有过“既生瑜何生亮”的抱怨,但是我没想到,此时此刻彭国梁谈到刘一鹤时,口气却是由衷的佩服。

我不解地问:“佩服他什么?”

彭国梁毫不避讳地说:“他早就懂得光在某种程度上是比黑暗更黑的物质,光不能被光照亮,离开黑暗光毫无意义,而我明白得太晚了,被判了死刑才懂得,但一切都晚了,只能到地狱里的永恒黑暗中回忆光的意义了。”

彭国梁似乎对黑暗有一种向往,我很想知道他对地狱的理解,便若有所思地问:“在你看来,地狱是什么?天堂又是什么?”

彭国梁将烟头往地上一扔,然后用戴着脚镣的脚将烟头踩灭,用轻蔑的口气说:“别以为这世间真有什么天堂和地狱,实话告诉你,都是乌托邦,不要担心我死后会下地狱,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俗话说人死如灯灭,死就是死了,死就是寂灭。”说完他伸手又跟我要了一支烟。

我觉得彭国梁的绝望中有一种无奈,思忖着问:“有遗憾吗?”

他沉默了很久才痛苦地说:“我觉得留下我的性命,让我在监狱中忏悔自己的罪恶,用漫漫的岁月洗刷我的灵魂,为后来者鉴,难道这样做不比从肉体上消灭我,对于这个社会更有意义吗?在西方发达国家,你听说过由于贪污受贿被判死刑剥夺了生命的吗?用死刑震慑贪污受贿,不仅是缘木求鱼,而且一些人还会尝到请君入瓮的苦果。如果说遗憾,那就是我对不住你弟弟,你弟弟是委屈自己给我当秘书的……”

很显然,彭国梁对我弟弟有些忏悔,但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毁掉了我弟弟的政治生命。在官场上,领导与秘书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人们习惯性的思维定式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旧体制下,强光会以彻底的照耀来宣告对肉体和灵魂的全方位占有,一旦被强光抛弃在阴影里,就等于被投入比黑暗更广阔的深渊。我弟弟注定要经受一次涅槃,不如此就不可能重生。理性主义,尤其是当下的实用主义已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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