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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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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约1元7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沈的住处谈了一会儿。郁达夫走时，将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找回的3元多零钱留给沈，沈从文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在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光景后，在北京农业大学就读的表弟黄村生替沈从文在银闸胡同的一个公寓找了一间由贮煤间改造而成的小房间，又小又潮，只有一个小窗口，房内仅能搁一张小小的写字桌、一张小床，沈称之为“窄而霉小斋”。他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他后来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说：“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摄氏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
1925年，沈从文得到了第一笔稿费——七毛钱，他很是高兴，觉得终于有出路了，但实际上他还是养活不了自己。实在觉得无法支撑的时候，沈动摇过。好几次，他遇到奉军招新，一个排长拿着招兵募员的旗子在街上走，后面跟着几个面黄肌瘦的失业游民，沈也跟着走。但走到骡马市大街，要按手印的时候，他还是临阵脱逃了。
沈从文买不起书，只能厚着脸皮到书摊看书。他一听说有什么好书，不管路有多远，都会立即跑到书摊边，装出买书的样子，与卖书人聊天。与人熟络后，他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直到将书看完才离开。《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说：“这全得力于沈从文青少年时期在行伍中获得的人生磨砺。”
20年代末，沈从文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却仍旧为生计发愁：全家每月要有近百元开销，母亲的肺病逐渐加重，九妹上学也要花钱。沈被各大书店宣传为“天才”，但一本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只能拿到百元左右的稿酬。手头窘迫时，沈去求书店预支给他几十元稿费，却总是遭到拒绝。他不懂与人争利，只能在书店门口呆坐半天，到夜幕降临，也拿不到一毛钱。唯一的办法便是坐在斗室里不停写作。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三天两头常会头疼难禁，不停流鼻血，弄得嘴角、下巴、衣服、稿纸以至于毛巾上到处是血。一次，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陈万孚夫妇去看望他，推门一见此情形，吓得陈夫人当即昏倒在地。
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月薪一百元，完全够他和九妹生活了。但每次钱一到手，二人就去下馆子看电影，很快就花销殆尽，常常弄得下半个月没有饭钱。
一次，杨振声家的用人帮沈从文洗衣服时，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张兆和的一只纪念戒指当了。杨振声知道他穷，便预支给他五十元薪水，笑着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情绪异常悲观，竟然有自杀的冲动。沈从文知道后，一改往日的平和，写信大骂汪道：“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还在信中提到了他当年初到北京的情形，以此来勉励正在困境中的汪曾祺。
抗战后回到北京，一次，沈从文去给周定一送稿件。天寒地冻，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狐皮袍子，脚上套着一双毡子大毛窝，头戴毛帽。周打开门，看着他一身如同圣诞老人的装束（只差没有胡子），不禁一愣。沈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道：“买这件旧的狐皮袍子比去做件新的要便宜得多，又省事，又省工料，哈哈！”
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分得三间宿舍，没有床，沈就用五个大小不一的书箱、三个煤油桶、十多函旧书、一块宽一尺半长七尺半的床板、三块二尺方书箱板拼凑成了一张床，人睡在上面一翻身，煤油桶就哐当响一声。周末两个儿子回来，父子三人“孔融让梨”般互相谦让一番，一人睡床，其他两人便在地上打个地铺对付了。
在湖北干校，沈从文几经搬迁，后来迁到一所小学里，沈这样描述这处住所：“地面约半年生长绿毛白毛半寸。炎夏气温及四十五度。雨时上漏下浸，幸得塑料发明较早，于是帐顶桌面和箱子上，全用塑料盖上，打着雨伞，在房中走动。地下一次舀水四十五大盆后，地面还可以养青蛙，朋友为我搬来约七八十块砖，搭成一条行人道，居然可以自由从床边到桌前，另一端可达门外……”小学校的路对面有一个分配棺材的机关，沈从文十年后风趣地说：“万一突然死去，领个棺木倒也方便。”
沈从文甚为节俭，总是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新中国成立后常穿蓝卡其布或涤卡的干部服，黑灯芯绒的“懒汉鞋”。在昆明时，汪曾祺去看望他，到吃饭点总到对面米线铺吃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不超过两角五分。住在小羊宜宾胡同时，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头，炒慈姑。沈从文爱吃慈姑，说：“这个好，比土豆‘格’高。”
黄永玉回忆：“几十年来，他（沈从文）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那些日子距今，实际上已有半个世纪。”
【著文】
沈从文15岁入伍，看尽世间黑暗。1922年，他来到北京。这个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小学毕业生，立志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去保靖入伍的途中，沈从文听大哥一位曾姓老友（《湘行散记》中带水獭皮帽子大老板的原型）说起他过往的种种故事。曾只有二十五岁，却赏玩过四十名左右的年青黄花女。沈从文回忆：“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个女子，皆仿佛各有一分不同的个性，他却只用几句最得体最风趣的言语描出。我到后来写过许多小说，描写到某种不为人所齿及的年青女子的轮廓，……就多数得力于这个朋友的叙述。”
沈从文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他写东西并不快，从来不是一挥而就。他年轻时日以继夜地写，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是吓人。有时他夜间写作，竟致晕倒，伏在自己的一滩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但奇怪的是，他连续感冒几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
文章写就后，沈从文仍要一改再改。其原稿的天头、地脚、页边，布满修改的字迹，这里牵出一条线，那里牵出一条线，蜘蛛网似的。他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修改，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有时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来的，以至于夫人张兆和后来不许他再修改了。沈从文所有作品中写得最快、最顺畅、改动最少的，只有《从文自传》一本书，只用了三个星期，一气呵成。
抗战时期，由于沈从文的某些作品已经绝版，上海开明书店准备重印沈的全部小说，沈陆续将修订稿寄去，但一部分稿子中途遗失。沈叹着气告诉巴金，丢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写社会疾苦的那部分小说，出版的几册却都是关于男女事情的，“这样别人更不了解我了”。
研究者评论说，沈从文的小说平静而哀怨，美丽中透着悠长的感伤。他写湘西的乡下人，钟情于未被都市污染的人们，但又对现代文明罩在人性身上的暗影，生出厌倦的情感。由于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沈从文在中国文坛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80年代，黄苗子告诉沈从文，在国外，有一位研究沈文艺作品的学者获得了博士学位。沈听罢羞涩地笑了笑，大拇指按着小指伸出手来，轻声地更正说：“三位了。”
【教学】
沈从文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学绘画，徐对他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然后介绍他到胡適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任教。自此，沈从文走上讲台。
第一次登台授课前，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他认真准备了能讲一个小时的资料。当时，讲一节课的报酬为六元，但授课当天，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寒酸，他特地花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前往学校。此时沈已小有名气，前来听课的学生挤满了教室。沈从文站上讲台，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再看见无数期待的目光，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原先想好的话语全都忘记了。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好容易开了口，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原先准备讲一小时的内容，他只用了十多分钟便全部说完。最终，他只好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传到校长胡適的耳朵里，胡適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
每次上“创作实习”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学生们从他手中接过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为他们找的书籍，心中充满了感动。上“中国小说史”课，有些资料不易找到，沈从文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以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成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发给学生。沈说自己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
西南联大的教室很简陋，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只有一张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先到的男同学占据了扶手椅，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听课。沈从文看不过去，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地，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沈从文不善辞令，声音很低，湘西乡音很重，他讲得吃力，学生听得也吃力。于是他想了个补救办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其中一些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
沈从文藏书颇丰，学生们经常到他那里去借书。联大文学院的学生，许多人手里都有一两本沈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沈从文的笔名）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从来不记得。直到联大“复员”，许多人行囊里还装着沈从文的书。
周定一回忆，在西南联大时，他曾请沈从文到中法中学讲演，沈乘坐的是一种只有两个轱辘的简陋硬板马车。讲完后，他一分钟都没有休息，一面连连挥手向学生们告别，一面跑着去赶那种马车回城。
黄能馥一次阐述某历史事件，稿件中没有引证古典，而用了“据说”二字，沈从文看后，用红笔在旁边批了“据谁说”三个大字，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妙语】
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有“校花”的美誉，沈从文第一次去学生宿舍看她，张口便说：“噢，原来你就是那个‘笑话’（校花）。”沈还自创《豆豉娘怒沉百宝箱》和《太阳照着三个和尚》。
汪曾祺的一篇小说中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富有诗意和哲理。沈从文看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
黄永玉回忆，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传到中国，沈从文对人发感慨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了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设计，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写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
沈从文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晚年，沈从文出国访问，一位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自由。”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文论】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感兴趣，是从医书中知道鱼刺卡喉可用猫口涎液治愈。第二次对书感兴趣，是读《西游记》时，培养了他的想象能力，使他“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以为自己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此书后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觉得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趣。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说：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沈之所以出这样的题目，是因为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
沈从文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说，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如此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930年，沈从文发表《论郭沫若》一文，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沈从文对自己的作品颇为自信，1934年，他在给张兆和的家书中说：“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的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1947年，他在《八骏图》自存本上题道：“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
【独立】
沈从文初到北京的两年半，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但他并没有去求助亲戚熊希龄。湘西的上层以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熊希龄的弟弟熊捷三是沈从文的七姨父；沈的大姐沈岳鑫嫁给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一；田应诏（同盟会会员，护法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晚年有“湘西太上皇”之称）曾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后来嫁给了熊希龄的四弟熊焘龄；沈从文的弟弟沈岳荃娶了田应诏的女儿；熊捷三曾想让沈从文成为自己的女婿……美国学者金介甫对这种复杂的关系感到头晕目眩，沈从文却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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