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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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强有力的君主，否则，他也不可能开创新朝，又利用北朝的内乱，把梁国的北方边界推进了不少。
　　然而，再强的人也有暮年，这是客观规律，即便皇帝也不能违背。

二、强者的暮年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他受菩萨戒的年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后期为普通改元之后（公元520～549年），他事佛兴致渐浓。到了大同年间（公元535～545年），他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者，《魏书》评论晚年的梁武帝“怠于听政，专以讲学为业”，完全失去了壮年时的风采，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门弟子模样。出世超凡本没有任何问题，但身为皇帝，尤其是梁武帝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或者如批评家所说的“佞佛”，就值得商榷了。
　　于是我们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梁武帝究竟为什么会“佞佛”？
　　梁武帝当然有一万条理由去选择自己的信仰，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将梁国变成“佛的世界”，他必然是从选择国家命运的角度来思考的。
　　梁国立国于乱世之间，南齐的经济算不上很发达，刘宋的力量也远不及北魏，南朝内部又经常出乱子，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换，民风相对北朝也显得奸滑险恶。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后，很下了一番工夫总结刘宋与南齐不安定的教训，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来，并且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安定团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和谐社会”，那么得先“立教”，在民众中建立信仰基础。
　　在梁武帝看来，刘宋和南齐，都是没有注重到国人的信仰。国人没有了信仰，就失去了凝聚力，其君昏庸，其民奸佞，政权也不会长久。所以，要建立一个不再混乱、秩序井然的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信仰上做文章，这是一切的纲，其他的都是目，纲举目张。
　　下一个问题是，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梁武帝选择了佛教。佛教劝人向善，吃斋拜佛一类的修炼方式也容易被接受，并且在当时比较深入民间，推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抵触。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你今世受的苦，是前世造的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起来反抗统治。
　　在“立教”思想的指导下，梁国的政局比动荡的北方稳定许多，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赋》里，感叹说，“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大抵是事实。这说明弘扬佛法的政策并不能说完全错误，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问题在于，凡事不能走极端，既是在程度上，也是在时间上。
　　梁武帝统治的后期，社会实际情况较之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侯景之乱时梁国统治阶级的行为可以看出，梁人此时并不是太“奸滑”而是变得有些不通机变，甚至有些逆来顺受和麻木不仁了）梁武帝过度致力于佛教事务，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了，时间越长，脱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寿，觉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国上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梁武帝一心“立教为首”，梁国却并未摆脱南朝其他几代王朝衰弱的规律。信仰虽然重要，但不可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民以食为天，没有经济的发展，空有信仰，也无益于国家。
　　普通年间，梁国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战事频繁，大兴佛事，使得国库日益空虚。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罢铜钱而铸造铁钱，这种铁钱又称“铁五铢”，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铁钱价值不及铜钱的十分之一，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吏大肆贪污，商人从中渔利，民众苦不堪言。
　　比普通百姓更糟的，是军人的经济状况。南朝的兵制承自三国两晋，其原则为一旦为兵，世代为兵，父死子代，兄终弟及，也称“世兵制”。这些所谓的“军户”被严格管理，担负着沉重的兵役。到了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梁武帝颁布诏书将士兵与奴婢并列，军户的地位低到了极点，逃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士兵们不是剃度为僧，就是投入豪强门下做荫户。
　　为了制止士兵逃亡，朝廷又规定，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役。走投无路之下，各类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来了。大同年间，广晋（今江西景德镇西北）、安成（今江西安福）、交趾（今越南河内）先后发生了聚众叛乱，其中以交趾豪强李贲的反叛规模最大，他于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自称越帝，与朝廷对抗，极盛时几乎攻下广州。叛乱持续了七年，直至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才被平息，陈国开国皇帝陈霸先，就是通过镇压这场叛乱崭露头角的。
　　梁武帝并非没有意识到种种社会问题，他曾几次下诏，要求官员上疏举奏提出批评意见。散骑常侍贺琛就上疏，具体列举了时政的四大弊端：一、地方官员横征暴敛，导致百姓流移，户口锐减，妨害民生大计；二、贵族奢靡无度，风气败坏；三、朝廷官吏专为利己，无心奉公；四、政府兴造过多，劳民伤财，动摇国本。
　　这四条，分析得都是很在理的，可梁武帝看了以后大发雷霆，立即给贺琛回复敕文：“你说有人贪残，有人奸猾，是什么人，是什么事？具体指出来，如若不然，就是欺君枉上！朕三十年如一日，崇尚节俭，百官怎会不效仿？你得好好认识错误，严肃检讨！”贺琛见状，只得乖乖承认错误，不再说话。
　　梁国朝臣里，像贺琛这样偶尔还敢直言上疏的，已经是凤毛麟角。梁武帝老了，只爱听奉承话，中期的能臣周舍、徐勉死后，他最宠幸的就数中领军朱异了。朱异学问高，本事也有，但是人品很差。他明白如何揣摩上意，一味阿谀谄媚，同时又结纳私党，收受财赂。在他的手里，梁国朝纲每况日下，愈加黑暗。
　　佛教是讲究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梁武帝却只对皇亲官吏慈悲为怀。有一次，梁武帝去郊祀，半路上有个老头拦住御驾劝谏：“陛下执法，对庶民太严苛，对权贵太宽松，这不是长久之道，假如能有所改变，则天下大幸。”梁武帝听后并没有检讨和改正，依旧如故。（梁武帝的统治方略，类似元朝，明太祖朱元璋一针见血地说：“元以宽亡国。”这个“宽”不是指对百姓宽，而是指对权贵宽。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的强悍，尚且不足百年而亡，梁武帝的潜在危险，也可想而知了）
　　在梁武帝手下做官员，是非常“幸福”的，犯了罪往往能法外开恩。作为梁武帝的亲戚，更是如此。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打仗无能（参见《绝代双骄》），搜刮百姓却很有一套。六王爷给自己谋了个职业——放债，他以借债人的田地、房产、商号、店铺作抵押，还债期限一过，马上派人夺取抵押的宅店田产，然后再利用这些宅店田产牟取新的暴利。建康周围江东一带，失业破产的百姓无以计数，多半有他的“功劳”。
　　“精明”的六王爷获利可观，仅仅用来收藏财富的仓库就有将近一百间！萧宏一生最看重钱财，防备极其严密，仓库设在内堂后面，好方便他近距离保护。不过防备得太严密了，反而引起了注意，有人怀疑里头藏有武器，秘密通报梁武帝。
　　梁武帝听闻临川王私藏兵器，涉嫌谋反，也不得不重视起来，派人调查怕冤枉了弟弟，就亲自出马。他以找萧宏夫妇喝酒，共叙手足之情为名，来到萧宏家里。萧宏热情接待，酒至半醉，梁武帝说：“我想到你的后堂走走。”萧宏脸色吓得刷白，以为要查办贪腐呢，硬着头皮领梁武帝到后堂。一圈走下来，梁武帝乐了，原来萧宏的仓库不是什么武器库，而是个大宝库。其中钱库三十多间，其余各库贮藏布绢丝绵、漆蜜纻蜡等值钱的物品。
　　梁武帝看着一身冷汗的萧宏，笑道：“老六，你小日子过得很不错啊。”当即放下心，回到前堂继续痛饮，直到深夜才尽兴作罢。
　　梁武帝对萧宏的宽容，还有多次表现。萧宏跟亲侄女、梁武帝的女儿永兴公主玩乱伦，竟打算弑梁武帝自立。事情败露，公主羞愧自杀，梁武帝却没再追究萧宏的罪责，任他安度余生。萧宏死于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梁武帝追赠他侍中、大将军，谥为靖惠王，厚礼而葬。
　　萧宏放债敛财，多少算个正经生意；他的三子临贺王萧正德专干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就属于江洋大盗的级别了。
　　梁武帝早年连生了三个女儿，担心后继无人，曾过继萧正德为嗣子，后来太子萧统出生，就把萧正德还给了萧宏。萧正德本以为将来能当上皇帝，没想到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心理不平衡，一气之下居然投了北魏，声称是梁国被废的太子，外逃避祸。结果转过年来，萧正德觉得北魏对他不友好，仇人萧宝夤还起了杀心，便又无聊地逃回梁国（本来嘛，你在梁国是皇族，到北魏算什么？要不是给你面子，谁理你这根葱？）。梁武帝没有惩罚他的叛国罪，反而流着泪教导他，恢复了他的爵位。
　　萧正德大有龙归大海、虎入山林之势。他招聘了一批亡命之徒，和弟弟萧正则一起搞了支纠察队，黄昏时分埋伏在路上做打劫杀人的买卖。有梁武帝做保护伞，官府也不敢过问。普通六年梁武帝北伐，任命萧正德为轻车将军。萧正德在前线惦念自己的纠察队，干脆抛弃部队独自一人跑回建康。军情大事，梁武帝火了，削了他的爵位，把他流放临海郡。萧正德还没走到临海，梁武帝又后悔了，派人追上去赦免了他。北伐也别去了，安心留在建康当强盗吧。（在梁武帝的一再放纵下，萧正德后来终于与侯景结盟，要了梁武帝的老命）

三、各怀鬼胎
　　梁武帝对待兄弟和侄子尚且如此放任自流，对亲生儿子那更是宽纵得一塌糊涂，无以复加。其直接后果，是导致皇子问题成为毁灭南梁王朝的主要因素之一。
　　梁武帝共有八个儿子，依次是：萧统、萧综、萧纲、萧绩、萧续、萧纶、萧绎、萧纪。其中萧统、萧纲、萧续三兄弟同为丁贵嫔所生，其余五子，分别出自五位妃子。次子萧综我们以前提过，母亲为萧宝卷宠妃吴淑媛，因此利用领兵北伐的良机，投入北魏。梁武帝一度断绝了与他的父子关系，剥夺他的爵位封土。后来萧综客死他乡，梁武帝怀念这个“儿子”，又恢复了他的名誉，派人秘密潜入北朝，盗取他的灵柩，回建康安葬。
　　中国的皇权时代，从秦始皇算起，到宣统皇帝，两千一百多年中，绵延不断。然而比梁武帝享寿更长的，仅有清朝的乾隆皇帝一人。皇帝的寿命，常常比皇帝的品德才干更能影响皇朝的稳定性，不少皇朝的衰亡是源于皇位更迭得过于频繁，刘宋和南齐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可是皇帝的寿命过长也不见得是好事，清朝的衰落，与乾隆皇帝倚老卖老、固步自封不无关系；梁国也是如此，梁武帝如果少活二十岁，江南百姓的命运或许不会那么糟。
　　梁武帝即位后所封的太子萧统，即昭明太子，口碑相当不错。
　　关于昭明太子的传说故事很多。相传他出生时，形貌奇异，右手紧握，谁都无法掰开。梁武帝担心他是残疾，终日愁眉不展，有位大臣建议，张榜天下，招纳名医诊治。榜文一贴出去，第二天就有人来揭榜，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文豪沈约。沈约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看小萧统，有趣的是，萧统的小手被他轻轻一掰就分开了。梁武帝大喜，便拜沈约为太子的老师，沈约在自己家乡造了一座书馆，专心教小萧统读书。这个书馆，就位于今天浙江桐乡的乌镇。“昭明太子读书处”遗迹至今残存，也算是江南保留不多的六朝风物。
　　其实这个传说经不起推敲，它最大的漏洞是，萧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出生在襄阳，当时梁武帝还在进攻萧宝卷的途中，不可能有精力去掰萧统的小手，更不可能以皇帝之身，张贴皇榜。不过，传说的确寄托了千年来文人对于昭明太子的美好遐思，昭明太子也的确具备集文人、皇子于一身的理想形象。
　　昭明太子自幼才智非凡，三岁读《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十岁就能开堂讲儒家经学，属于神童级别。他成年后更是酷爱读书，过目不忘，出口成章。这里还有段佳话，有一次，萧统与一些名士在后池泛舟，番禺侯萧轨兴致很高，就说：“此处应当有伎人奏乐伴舞。”萧统不予答复，脱口吟诵晋代诗人左思的《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萧轨惭愧不已，无语以对。
　　萧统藏书数万卷，好与文人交往，他所主编的《文选》（也称《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他仁厚孝义，对仆人从不责罚，还多次减免判罚不当的重罪；遇到雨雪灾，就派手下大街小巷地体察民情，对于贫困家庭、受灾游民，都发放粮食棉衣救助，因此深得民心。
　　遗憾的是，这位人望颇高的太子却因为小人的构陷，受到了梁武帝的猜疑。
　　普通七年（公元526年），萧统的生母丁贵嫔去世。萧统派人买了块好墓地，将要斩草下葬时，有个卖地的找到梁武帝身边的太监俞三副，许诺说如果能把自己的地卖三百万钱，便将其中的一百万钱给俞三副作为报答。俞三副贪财，便密奏梁武帝，说太子所选的墓地风水不好，某块土地是吉地，对皇帝有利。梁武帝一听，对我有利，那就买吧，便宜就让俞三副给赚去了。
　　安葬了丁贵嫔，一个看风水的道士对萧统说：“太妃的墓地对你不利，若要避祸，就得厌伏。”“厌伏”是巫术的一种，是用一物压一物的方法来作咒。萧统按照道士的指示，在丁贵嫔墓侧的长子之位埋下了腊鹅等物品。
　　没想到太监出来捣乱。太子宫中有个内侍太监叫做鲍邈之，嫉妒另一位太监魏雅更受太子喜爱，心理不平衡，向梁武帝告密状，说：“魏雅勾结道士，为太子厌祷，在墓地里作手脚，诅咒陛下。”
　　梁武帝一查，果然在丁贵嫔的墓地里发现了腊鹅等物。利用巫术谋逆是宫廷大忌，非同小可，梁武帝本想彻底查清此事，幸亏侍中徐勉从中劝止，只诛杀了道士。
　　经此一事，梁武帝对于萧统的好感与信任度大幅下降，有了更换太子的想法，萧统终日忧惧不安。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他在后池游玩，因采摘莲花而落水染疾，病情迅速转重，不治而终，年仅三十一岁。
　　萧统的早逝，是南朝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梁王朝的一大损失。梁武帝在立嗣上碰到了难题，犹豫不决。按照立嫡旧制，应当立萧统的嫡长子萧欢为皇太孙，但墓地一案把梁武帝对东宫的印象搞得很差，他也不会喜欢萧欢，何况他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萧欢年纪太小，不足以主持大局。
　　萧统死后过了近两个月，梁武帝宣布立萧统的同母弟萧纲为新的太子。这个选择本身无可厚非，萧纲与萧统有几分相似之处，也是能文善辩，性情恭顺，但立萧纲的方式，等于是废嫡立庶，朝野为此议论纷纷，好些大臣都上表反对。梁武帝的另外几个儿子，除了四子萧绩死在萧统之前，剩下的萧续、萧纶、萧绎、萧纪都认为，既然萧纲可以越位做太子，那么他们当皇帝的机会也不是微乎其微的了。骨肉兄弟从此各怀心事，不仅嫉恨萧纲，相互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谁看谁都不顺眼。
　　跳得最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