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2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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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黄爵滋吸烟论死之疏上达朝廷始，在道光亲自主持下，经过各有关方面约半年时间的讨论准备，神州大地除西藏地区以外，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全面查禁鸦片烟毒的热潮。各地查拿鸦片贩子，缴烟土，收烟具，封烟馆，惩治大小吸烟官吏，通令鸦片烟鬼限期戒烟，可谓如火如荼，雷厉风行。鸦片烟毒似乎从此真的要在华夏神州净尽根除了。

三、抵御侵略力不从心

面对举国一致的禁烟热潮，道光欣喜异常，心想多年痼疾若一旦扫荡净尽，总可以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了。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结果不仅使他根除鸦片烟毒的全部方案措施尽皆落空，而且把他推到了清朝有史以来初次蒙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深重打击，并被迫屈辱求和的被动境地。这还得从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谈起。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初春，林则徐携钦差大臣关防到达广州后，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和衷共济，内则查办收受贿赂、包庇鸦片走私之文臣武将，惩治贩毒奸商，劝戒吸毒兵民；外则晓谕各国来粤商人，限期缴出囤放于外洋趸船的全部鸦片。为预防万一，林则徐于查禁鸦片的同时，一面饬人搜集翻译外国书报，了解西洋国情及来粤商人动静，力求知己知彼；一面招募水勇，整顿水师，加固增修炮台，购买西洋大炮、战船，积极整军备战。

面对林则徐雷厉风行的禁烟措施，以英国为主的外国鸦片贩子们有些着慌，纷纷找英国在华商务监督义律商量办法。义律鉴于中国官方禁烟向来虎头蛇尾，一阵风过去便万事大吉，一切照旧，认为此次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吓唬胆小的，抓几个倒霉的罢了，约定众洋商拒缴鸦片。林则徐看看限期将过，外国鸦片贩子们毫无动静，便传令四处张贴告示，告谕中外，谓“本大臣奉旨来粤查禁鸦片烟毒，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表示此次禁烟势在必行的决心。随后，他即采取断然措施，将黄埔港所有外国商船统统封仓，不准装卸货物，同时下令撤出广州商馆里的全部中国雇员，派兵围困商馆，断绝了水陆交通。至是，聚居商馆里的外国商人们纷纷抱怨义律毁了他们的生意，龟缩在这里的鸦片贩子们更是慌了手脚，急请义律寻求解救之策。此时义律并无良策，心中暗暗计谋报复行动，表面上不得不派人请林则徐解围，答应劝说鸦片贩子们缴出全部鸦片。

道光十九年三月，以英国为主的鸦片贩子先后缴出鸦片1。9187万箱又2119袋，共计237。6万多斤。林则徐收缴完毕，即奏报朝廷请示处理办法，同时下令解围开舱，恢复中外贸易。道光闻报大喜，传谕林则徐等将所缴鸦片烟土，“即在虎门外当众销毁，无庸解往京师验看，俾令沿海商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骇，永杜后患。”是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林则徐遵旨偕邓廷桢等率广东文武员弁，在虎门海滩将收缴鸦片全部彻底销毁净尽。斯时沿海居民及外国商人、传教士等观者如堵，百姓欢呼，烟贩们震恐痛心不已。是为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传令各国进口贸易商船具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凡从事正当贸易的外国商人，无不遵令具结进口，惟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蓄意挑起事端，纠集兵船拦截其本国商船，不准进口具结，并多次袭击中国水师。林则徐一面下令严惩来犯英国兵船，一面奏报朝廷，建议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外国商船，实行“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策略方针，以集中力量打击不遵中国法度或敢于来犯之敌。此时道光正陶醉于销毁鸦片的喜悦中，自思从此白银不再外流，国库渐可充裕。闻林则徐奏报，当即怒火中烧，传谕沿海加强防御，切令林则徐等万勿示以柔弱，谓“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所有英吉利大小船只，尽行驱逐出海。嗣后片帆不得入口贸易。”道光二十年一月，林则徐遵旨断绝了中英贸易。

道光原想以天朝声威慑服英夷，岂知英国为了保护鸦片贸易，已决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国兵船40余艘到达中国海面，先行封锁珠江口，正式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军在广东滞留月余，北犯福建，未能得手，当即兵进浙江，攻陷定海，随后又移师北进，兵至天津白河口，投送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无理要求中国皇帝为英人昭雪在粤蒙受的“冤屈”，赔偿鸦片烟价，并割地通商。按惯例，清王朝地方大员不能擅自接收外国照会，更不敢向皇帝呈递外人照会。无奈英国船大炮猛，而且除广东、福建预做防备之外，各省既无坚实战船能够御敌于大洋之外，又无阻敌登岸之可用大炮和能战之兵。直隶总督琦善此时已顾不得成例，径直接受照会，允为代达朝廷，并上奏道光说：“英夷船坚炮利，无可与敌。夷船不来则已，夷船若来，则天津等各大海口断不能守。”朝廷内外一些平时安逸享乐的行家里手，均害怕战争打扰其安乐生活，而果真英国人登岸，自己奉命拒敌，又不知这仗到底是如何打法。他们为英国坚船利炮所吓倒，只求早早结束战争，纷纷散布流言，有人谓林则徐广东缴鸦片，原是先许重价收买，而后食言负约，以致激变；英人兴兵，实是请求天朝大皇帝给个公道，开恩恢复通商。有人则说邓廷桢调赴闽浙总督，毫无作为，英人未攻厦门，硬是上奏朝廷，谎报战功。一时间，朝廷上下，乱哄哄吵做一团。

道光获悉前敌败耗，耳听各种流言，翻阅琦善奏章　和巴麦尊照会，不觉对林则徐等产生怀疑，暗思英军威逼京师，孰是孰非，一时真伪难辨，不妨颁旨诘问林则徐，看其何词以对；诏令琦善与英人交涉，虚与周旋，试看结果如何，再作定夺。其诘责林则徐的谕旨，措词激烈，大略谓：“命你赴粤查办海口事件，业经一年有半，然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何词以对朕也？”在给琦善的诏旨中，则令其转告义律说：“天朝皇帝抚绥四海，恩布中外，凡外藩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自会立即查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鸦片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前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意想以此先令英军退去，然后从长计议。

琦善所辖防区，天津共有弁兵800名，山海关一带连一尊合用的大炮也没有，英军北上，清守军早已慌做一团。琦善接奉道光诏旨后，心中暗喜，自思有了退敌法宝，当即照会英国侵华军总司令懿律（义律的堂兄），明确表示说：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办理不善”，大皇帝已知其非。至于巴麦尊照会中所求各节，尽可慢慢商量，希望英军返回广东，静待大皇帝派出钦差大臣“秉公查办”。时值深秋季节，天气渐凉，英军不便在北方采取大规模行动。懿律接到琦善照会后，即顺势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伺机再发。

英军南下，琦善上奏朝廷大肆渲染自己“退敌”有方。道光接报后，觉得这英夷原来并非桀骜，林则徐等恐是有负朕意，确乎办理不善。于是降旨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令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

琦善奉旨到广东后，一意媚外求和，实指望退出英兵，报功邀赏。岂知英军南下本是缓兵之计，一面在广州与清交涉提出更为苛刻的侵略要求，一面暗中调兵遣将。琦善毫无战守准备，步步退让，答应了英国侵略者几乎全部无理要求，只是关于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准备上奏朝廷请示后再做明确答复。英军调兵遣将停当，不待琦善答复，即发兵攻占大角、沙角炮台，进而威逼虎门，并单方面发布未经议定签字的所谓《川鼻草约》，强占了香港。

道光派令琦善赴广东时，原想引英军南下，姑允恢复通商，惩办林则徐，以换得英国全部撤军，消除战祸，免得大动干戈，劳师靡饷。不过，那时他既不认为英国坚船利炮威不可挡，也不完全相信英人会轻易就抚，因此谕令琦善到广州后，要“一面与之论说，力争折服英夷，一面妥为预备，如其桀骜难驯，毋得示弱，有失天朝体面。所需御剿兵丁，可一面飞调，一面奏闻，不必先行请旨，以误戎机”。英军在广州再次发难，攻占沙角、大角炮台消息传至京师，道光因事先已有所预料，并不惊慌，当即传旨责令琦善“赶紧团练兵勇，奖励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严惩英夷”。同时，诏令对英开战，命御前大臣宗室弈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征集各路大军共计1。7万余人开赴广东前线，意欲一举荡平入侵之敌。不料琦善毫无战心，竟上奏说广东“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英夷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道光览奏不觉动怒，心想如此懦夫，如何堪当前敌？正思降旨斥革，又接广东巡抚怡良等密折，参奏琦善一意孤行，不听众文武劝说，私允割让香港。怡良密折真是火上烧油，道光阅后直气得手足冰冷，两眼昏花。稍待镇静，提笔在琦善奏折上批道：“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随即传谕，令将琦善革职拿问，锁解进京，并将其全部家产悉数抄没入官；命奕山、隆文等星夜兼程，迅赴广东，整兵旅，歼丑类，收失地，惩汉奸，务期大伸天讨，以张国威。

英军获悉清廷派将增兵，遂先发制人，大举进攻，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二月初攻陷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及数百守军力战不敌，壮烈殉国。三月，参赞大臣杨芳先至广州，一战又失乌涌炮台，英船驶入省河，广州城危在旦夕。

奕山等在道光圣旨再三催促下，于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底到达广州。闻听英军船坚炮利，本无战心；若不战而和，又恐遭重咎，遂召同来新任粤督祁贡及参赞、巡抚人等计议发兵攻剿。四月初一日，奕山兵分三路，夜袭英军，希冀一战而胜。不意英军早有准备，激战五昼夜，所有炮台要塞尽失，清军兵困广州城，不时发炮轰击。奕山攻守无术，慌了手脚，急命高悬白旗示降，令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签定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议定双方停战，赔偿英国军费600万元，英军退出虎门，奕山等撤出广州城，率军屯驻离城60里以外。

奕山战败求和，自知如实上奏朝廷，吃罪不起，于是谎称广州停战，系因他率大军屡次“焚剿痛击，而大挫其锋……英夷穷蹙乞抚”。至于赔款，则是因为英夷战败，无路可走，“其头目投伏于地，向城作礼，乞还商欠，并恳请拨库钱280万，否则，年余未能通商，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非但商欠无以偿还，而且生计无以维持”。因此，经广州文武共同商量，为表天朝怀柔远人之意，奖励外夷向化之诚，议定允其所请。

道光接阅奕山瞒天过海的奏报后，非但毫无察觉，还真以为是英夷慑于“天威”，倾心向化，从此中外和好，免去刀兵之苦，不觉转怒为喜，竟颁旨“准令通商”，同时传谕沿海各省，酌量裁撤调防官兵，以节糜费。至此，他越发怀疑林则徐等在广州的行为，相信英夷兴兵构难，是由林则徐“办理不善”、“操之过急”所致。自思年余来寝食难安自不必论，其劳师糜饷，国无宁日，沿海生灵涂炭，不罪林则徐、邓廷桢，又由谁来任其咎？念及此，遂发谕一道，令将林则徐、邓廷桢从重发往伊犁，遣戍赎“罪”。

正当道光误信奕山谎报军情，认为夷乱已平而令沿海各省裁军撤防之际，英国政府换将增兵，准备进一步扩大侵略战火。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六月，英国新任特命全权公使璞鼎查、侵华英军总司令巴加聚会于香港。经过一悉密谋策划，月余后率军北犯厦门。总兵江继芸等力战牺牲，厦门陷落。随后，璞鼎查和巴加调集大队，北犯浙江，仅两月时间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三镇。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率军英勇抵抗，全部以身殉国；两江总督裕谦亲自登城督战，而浙江提督余步云未战先逃，以致镇海、宁波失守，裕谦自杀谢罪。总督死，提督逃，三总兵殉国难，整个浙东地区风声鹤唳，侵略军恣意烧杀淫掠，千千万万无辜百姓在铁蹄下呻吟。

为阻止英军的进攻，道光于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四日诏令宗室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武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调集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数省马步各军，驰赴浙江。哪知奕经一出京师即把皇帝谕旨置诸脑后，一路游山玩水，广纳贡献，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始到绍兴，并且视战争如儿戏，仓猝之间并未认真了解敌情即兵分三路，幻想一举夺回浙东三镇。结果是三路大军相继败北，奕经一口气逃到杭州，不敢再战，一面屯兵与英军对峙，一面上奏败绩，自请处分。

道光接到奕经败报，深感局势严重。这时他想到可以信赖的重臣及可以调拨的精兵基本已和盘托出，而夷焰非但未能稍戡，反而日见鸱张，足证英夷之凶狠。因此已心灰意冷，赶紧诏令盛京将军耆英署杭州将军，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授以“便宜行事”之权；起用以前因主和革职的伊里布，赏给七品顶戴。使二人赶赴浙江前线，办理对英交涉事宜，做出了准备停止抵抗，实行所谓“招抚”方略的姿态。

耆英、伊里布到浙江后，即开始策划“羁縻”之策，试图“招抚英夷”，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夷竟不肯就“抚”。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英国侵略者为了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决定按预定计划，集中优势兵力，攻取清政府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镇江，进而控制长江下游，切断清廷漕粮运输。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四月初至六月底止两个多月的时间，英军相继攻取乍浦、宝山、上海、镇江。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抗击，壮烈牺牲，镇江副统海岭统驻防旗兵拼死抵抗，全部殉难，两江总督牛鉴则闻风逃匿，英国侵略者兵锋直抵南京城下。至此，道光自觉已别无良策可寻，急命耆英、伊里布迅赴南京设法议和。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经道光批准，耆英、伊里布等在南京城下江面上的一艘英国侵略者的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内中规定诸大端者为：（一）清政府赔偿英国在广东缴出销毁的鸦片烟费600万元，商行“积欠”300万元，军费开支1200万元，合计2100万元；（二）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四）实行协定关税，嗣后进出口货物应纳关税等项，均应“秉公议定”，不能由中国自己做主；（五）废除公行制度，凡来中国贸易的英商，不论与何人交易买卖，均听自便。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南京条约》，时人称之为《江宁条约》。

历时两年多的对外战争，清朝政府支出战费7000万两，战后赔款2100万元，加上战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