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6:百家争鸣-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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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行径，难道因为动用了国家的名义，就变成正义的了吗？3

更无耻的是，诸侯们不但侵略别人的国家，屠杀别国的人民，掠夺人家的财产，还要“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向后代炫耀。那么请问，一个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邻居家，杀人抢粮抢东西，然后也记录在案，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行吗？

显然不行。

同样的事，王公贵族就干得，平民百姓就干不得；或者王侯干了就叫“英雄业绩”，小民干了就叫“为非作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4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公平与正义！

没有公平正义的原因，是没有爱；而救世之方，则只能是兼爱。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5兼，即一视同仁；交，即有来有往。前者讲平等，后者讲互利。平等就公平，互利就正义。公平正义，是不是要靠兼爱来实现，也只有兼爱才能实现？

墨子认为是。

那么，仁爱不行吗？

不行。因为兼爱无差别，仁爱有差别。有差别，就有等级；不平等，就难公平。没有公平，又哪有正义？其结果，只能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因此，墨子坚定不移地高高举起兼爱的旗帜。这旗帜上写着八个大字：互爱互利，公平正义。

请问，这是什么思想？

社会主义。

那就来探个究竟。





墨家社会主义




墨子主张的合理社会，是劳动者的天堂。



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一样，墨子高度肯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墨子说，动物是不必男耕女织的，因为羽毛就是衣服，蹄爪就是鞋子，水草就是粮食。人，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劳动则不得食。6

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根据这一点，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就应该是出力的得，不出力的不得，多出力的多得，少出力的少得。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最多的，往往出力最少甚至完全不出力，叫“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7　墨子称为“无故富贵”。8

这很不合理，非改革不可。

墨子的方案，是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

首先，每个人都要劳动，都要做贡献。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贡献则有分工不同，叫“分事”，比如君王搞政治，士人当助理，农民种庄稼，妇人做纺织。这些都是劳动，也都有理由有资格按照贡献大小得到相应的报酬。这就是自食其力，按劳分配。9

其次，既然按劳取酬，那么，为了体现公平，社会也应该保证所有人都“各从事其所能”，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各尽所能。10

第三，既然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那么，社会的管理，就应该是“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即便地位卑贱如农民、工人、商贩，只要有能力，也应该“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相反，即便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没有能力也不能做官。总之，尊卑贵贱，都必须根据能力、表现和贡献进行调整，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就是机会均等。11

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理想在两千多年前提出，堪称振聋发聩，不能不让人惊叹。故此说一出，便立即风靡天下，成为孔子之后与杨朱齐名的两大显学之一（杨朱的学说详见本书第三章）。

然而好景不长。风行一时的墨家思想，很快就销声匿迹，墨子本人也被遗忘。司马迁的《史记》中，墨子的生平甚至只有寥寥二十四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12

杨朱更惨，一个字都没有。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独尊儒术所使然。事实上汉武帝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此不但有“外儒内法”，而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儒道释“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被迫成为“地下党”。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墨子的主义和践行都有问题。

首先是没有依据。儒家的主张是有依据的。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就是历史依据；人皆有之的亲亲之爱，就是人性依据。墨子的主张，却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既无依据，也没有办法。他的一整套改革方案，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没有一件能成功，没有一件能推广，也没有一件能持久。

当然不可能成功，因为做一个“墨家社会主义者”太苦太累太难：穿粗布衣服，着草鞋木屐，整天干活不休息，弄得小腿上没有粗毛，腿肚子上没有细毛，非如此不能叫“禹道”，不能算“墨者”。13

这实在让人望而却步。

没错，墨子主张公平正义，这是我们要的；主张人类幸福，也是我们要的。但他主张的公平正义，却要靠吃苦耐劳、赴汤蹈火去实现；他许诺的人类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苦哈哈的。也许，在墨子看来，只要大家平等地过苦日子，就是幸福。如果像他这样，领导人带头过苦日子，芸芸众生就更应该欢欣鼓舞，感恩戴德。可惜他想错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既要平等，也要过好日子。人人破衣烂衫，餐餐粗茶淡饭，天天劳动不止，还不准有娱乐活动，14　这样的日子没人想过。

难怪庄子学派会说墨家“反天下之心”了。反天下之心，就是违背人之常情常理。故，“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强制推行，则“天下不堪”。就算墨子自己能实行，奈天下何！15

那么，庄子他们又是什么主张？





两种“无政府”




庄子的主张，是“无政府主义”。



笼统地说，道家是不喜欢政府，也不喜欢领导的。至少，庄子和庄子学派不喜欢。他们认为，政府和领导最好没有。就算不能取消，也得等于没有。形象的说法，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16　标枝，就是树顶上的叶子。它存在吗？存在。管事吗？不管。

这并不奇怪。

前面说过，道家的观点，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因此，正如最好的社会不需要拯救，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形同虚设，或若有若无，至少应该看不见。

用老子的话说，就叫“太上，下知有之”。

这句话，也有版本写作“不知有之”。不知有之，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下知有之，则是仅仅知道有领导而已，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

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叫“侮之”。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17

上如标枝也好，不知有之也罢，都说明政府和领导是可以不要的。

那么，道家为什么不要政府？

先看老子。

老子从没说过不要政府，但主张政府不要作为。老子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盗贼越凶。18　总之，天下大乱，就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

但，统治者为什么有为？

多欲。

在老子看来，一切作为都起源于欲望。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这就叫“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19

那该怎么办？

寡欲。

然而欲望这东西，其实人人都有。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

为此，老子提出了他的“三不原则”。

第一，不选贤任能。因为只有不推崇贤能，人民没有学习榜样，才不会竞争。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二，不器重宝物。因为只有不把奇珍异宝当回事，才不会有人想着来偷。这就叫“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三，不炫耀可能引发和激起贪欲的东西。因为只有统治者自己不展示欲望，才能让人民清心寡欲。这就叫“不见（现）可欲，使民心不乱”。20

呵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道理老先生懂。

所以，老子不但要求统治者寡欲，而且希望他们弱智。因为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叫“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相反，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叫“其政察察，其民缺缺”。21

看来，最好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浑浑噩噩。

于是，老子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对于民众，要简化其思想，填饱其肚子，削弱其志向，强壮其身体，永远让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让自以为是的人不敢胡作非为。

很清楚，为了让“知者不敢为”，必须“常使民无知无欲”，当然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22　但如此这般，岂非舒舒服服，变成动物？

正是。

问题在于：为什么？

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国，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就算装，也得糊涂。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23

至少，也得“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4

但，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能行吗？

当然行。老子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潜移默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走上正轨；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逐渐富裕；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善良纯朴。这就叫“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5

一句话：“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26

所以，君王不要自作多情，还是“无为而治”好。无为不是“不治”，而是“大治”。要知道，在老子那里，但凡“大”，必是“无”，比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27既然最大的器物不用做，最好的天下也不用治。不治之治，是为大治。

实际上，君不治，则民自治；君无为，则民有为。因此老子的观点，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有政府，无作为；小政府，大社会。

看来，老子并非真无为。他是不治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这就跟庄子有所不同。在庄子看来，只有做到“上如标枝”，才能保证“民如野鹿”。民如野鹿，就是自然，也是自由。那么，要政府干什么？

显然，老子只是“无作为”，庄子才是“无政府”。

这是两种不同的“无政府主义”。

有不同的“无政府主义”，也有“有为”和“无为”的不同排列组合：老子是“以无为求有为”，庄子是“以无为求无为”，墨子是“以有为求有为”。至于“以有为求无为”，则将由禅宗来代表。

那么此刻，墨子、老子、庄子，谁结出了果实？

老子。

果实是谁？

韩非。





无为的专制




跟老子一样，韩非也主张君主无为。



君主无为，理由有三。

首先，君无为，才尊贵。

韩非说，天底下最高级的，莫过于道和德。道，弘大而无形；德，核理而普至。它们有什么作为呢？没有，却至高无上。而且，正因为居高临下无所作为，道才能生万物，德才能成阴阳。此外，秤能知轻重，尺能正长短，君能驭群臣，也都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独尊者无为，无为者独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独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样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当裁判员，那就不能再当运动员。

其次，君无为，才明智。

道理也很简单：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个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一个国家，要做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君主一个人做得完吗？既然做不完，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会做；君主闲下来，臣下就忙起来。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那么，是君主一个人忙合算，还是大家去忙合算？不用说吧！

第三，君无为，才安全。

道理同样简单：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会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东西就越多。如果君主还表现出操作具体事务的能力，底牌就会被摸得一清二楚。没有了神秘感，君主还怎么当？所以韩非说：“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28

相反，如果君主永远都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测，臣下就战战兢兢，既不敢偷奸耍滑，又不敢欺上瞒下，更不敢觊觎政权。用韩非的话说，就叫“明君无为乎上，群臣竦（悚）惧于下”。29

显然，这是强者的权谋。

权谋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不过，老子的权谋属于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一书再三强调统治者要放低身段，强调柔能克刚，弱能胜强，就因为他是弱势群体的代表（详见本书第五章）。

韩非却是强势的。或者说，他代表着强势的一方。对于这一点，韩非也毫不讳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0

很清楚，君主可以无为，就因为“要在中央”，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君主才握有绝对权力。有此权力，君主才能无为，也才敢无为。

权力，是无为的前提。

集权，是无为的保障。

这就与老子和庄子都不相同。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基本上无须权力。庄子追求自然和自由，主张“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更只会反感和抗拒权力。因此，尽管老和庄有区别，但，无中心甚至无政府，却是一致的。

有中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实也赞成“无为而治”，只不过儒家更喜欢称之为“垂拱而治”。孔子认为，一种好的政治，就应该像“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自然而然。只不过，这种好的政治来自道德。执政者必须“为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来感召民众，才可能像北极星一样“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31

没错，孔子的北斗是“道德中心”。

韩非的却是“权力中心”。占据这个中心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君主，包括当时各国的国王，更包括后来帝国的皇帝。他们，就是法家系统中的北极星。

当然，这些“北辰”也并非什么都不做。比如“使鸡司夜，令狸执鼠”，让臣民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便是君王要做的。他们需要做这些事，也必须做这些事。32

因为这是权力的体现。

好在这项工作并不复杂。按照韩非的设计，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应该早已将所有的闲杂人等，包括被称之为“五蠹之民”的儒生、侠士、食客、纵横家和工商业者统统消灭，只留下农民和战士，以及管理农民和战士的官员，很“干净”，也很“单纯”。33

显然，这是一种专制。

然而这种专制却又是无为的。这不仅因为最高统治权和决策权在君主手里，还因为这种专制依靠的是所谓“法治”。用韩非的话说，就叫“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34

也就是说，一切交给制度和法令。君主即便专制，也不必亲自动手。

对！人不治，法来治。

人不专制，法来专制。

这正是法家叫做“法家”的原因，也是法家及其主张备受争议的原因，必须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六章）。但可以肯定，韩非主张的无为而治，是有制度保障的。有此保障，君主便可安居其所，自有臣民前来效劳尽力。

也许，这就叫“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由此造就的，是“蜂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