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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社会-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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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又是一个在时间上打通过去与未来的先行者与协调者。当时的中国，正陷于两种极端力量之间，保守者极度恋古，而革命者又秉持“不破不立”的思维，认为但要有个好的未来，就必须推倒重来，完全否定过去。如陈独秀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6卷1号10页，转引自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相较而言，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则是介乎其中又超乎其上的一股力量。他们中和、理性，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主张立足“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
胡适认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比如谈到墨家时，胡适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以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胡适又说：“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他钯墨家思想学说看做先秦诸子思想学说中一部分来研究，考察墨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
至于“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再造文明”。据胡适的理解，“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地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
在被称为“全盘”“彻底”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诸多思想先进中，胡适首先提出要“整理国故”。就像波普尔在晚年主张要有“媒体审查”一样的确有些出人意外。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达到顶点、“新思潮”势如破竹的1919年，胡适突然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此论既出，立即引起不小争论。
一方面，在胡适的倡导下，从二十年代初起“整理国故”开始流行起来。胡适也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更有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回顾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走过的弯路，笔者以为，胡适整理国故的意义与贡献，首先并不在于它是否达到整理的目的。毕竟，整理国故不是一个人，甚至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而在于他对中国历史所抱持的态度。
在否定历史的革命到来之前，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造”，自然有其先知的一面。不过，胡适的这种思想，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也并非超前。他所要求的，不过是和爱德蒙·柏克所理解的那样，不要全盘否定本国的历史与文化，不要一代代白手起家，做“没有本钱的生意”。
【下跪救不了国学】
“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由于中国文化出现认同危机，人们杜撰出了“国学”这个概念并试图加以拯救。然而，国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并不确定。和“关系”一样，“国学”是个中国特色十足的词汇。要想翻译得准确，大概只能直接译成“guoxue”，然后加上各种注解了。
不乐见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文化保守主义者要求将儒学上升为“国教”时，这些人又将本应体现在“国学”上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语）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对“国学”的迷信。
比如在2007年，为弘扬国学，郑州市晋唐书画学校把自己印制的十万本《弟子规》无偿赠送给市内小学，作为学生自律和书法选修课。赠书第一天，赠书方的张森校长面对要赠出的5000本书，虔诚跪下。面对众人惊异，张校长称自己是“对国学的下跪”，目的是希望国人从孩子开始振兴国学，与异域优秀文化百家争鸣。
据说这位校长坚持推广国学十余年，由于历史上的“批林批孔”，国学一度沉沦，而一些外来文化以及近利文化则“抢滩”国人思想，致使真正的国学一度没落。现在很多国人都认识到了国学的好处。“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我对国学下跪，是我要推广国学的决心和诚心。振兴国学必须从孩子们抓起，这正是我免费缯书的缘由。”
本书作者并不怀疑该校长对于“国学”所具有的某种“虔敬”之心，以及匡扶国学的诚恳。显然，张校长跪在尚未成年的孩子们面前不仅仅是一种“抒情方式”，既然“国学从娃娃抓起”，这里的下跪自然也是一种“讲道理”的方式，一种“在明明德”的方式。
同样，下跪有时是一种用膝盖代替嘴巴辩论的急中生智。就像中国酒宴上的酒鬼劝酒，不善于劝的人总是少了些花言巧语，于是一口闷了下去，只听“咕咚”一声，“我啥也不说了”，〖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于是别人也只好啥也别说了。当众下跪有时候也是这样，那些想方设法劝谏别人听从或者跟随自己的人，同样只需“扑通”一声，同样只需“我啥也别说了”，最后别人也只好“啥也别说了”，只当他是对的——谁要是辩解或者反对，多少是有些残忍了。在此意义上，藏在这种下跪背后的，却是一种逼人就范的“道德软暴力”。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里这样写道；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王小波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宇，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
在急功近利、人心浮躁的当下，“国学”二字更像是个可供连锁的名牌。国学的作用来自两方面，一是利于推销，“国字号”加“老字号”的学问，年代久远，好号召大家都来买，所以有了近乎天价的“国学培训班”；二是好保护自己，谁要是反对国学，谁就在“与国家作对”，与文化上的立国之本作对。如此一来，“国学”便成了可攻可守的学术坦克。做学问的人，一旦将自己的主张包装到“国学”里去，就算入编装甲部队了。近年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之大呼小叫，有人听见热闹，有人听到荒凉，而我听到的则是国学装甲车的链条拖过大街。
任何一个国家只可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而不是“通过国学寻求解放”，更不可以跪倒在国学面前等待国学的拯救。那样，我们活生生的人、知识的主人就真的要被国学奴役了。而真正的学问，本也无所谓属于哪个国家或者民族，知识在人们获得的那一刻起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在一次访谈中，哲学家黎鸣向本书作者谈到他对“国学”的理解：任何一门“学”，一旦被命名为“国学”，就一定会成为该国人民精神的枷锁，成为对该国人民的智能发展形成严重阻碍作用的教条。从人类的历史上看，所谓的“国学”，并不只是给中国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世界上凡是把一门单一的学说命名为‘国学’的国家，也全都尝到过历史的苦头。”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珍惜自己的过去，无论是自己下跪，还是逼人下跪，都救不了国学。说到底，所谓国学也不过是流淌于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几件文化产品。就像微软的Windows，产品好用不好用，还是使用者说了算。微软有今天的事业，盖茨没有下跪，他的营销团队也没有下跪。
如肯·威尔伯在《万物简史》一书中所说，“我们都想认可、尊重全世界过去文化里的许多重大成就，尽可能多地保留和吸取其智能。但不管如何，文明这辆列车在运行之中，从最初到现在，若是只看反光镜驾驶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事故。”笔者以为，一个人即使是开着一辆质地优良的“传统牌装甲车”，如果只顾在后视镜的指导下横冲直撞，而不随时往前看，同样不会有一个好的前程——等待他的显然只有危机重重。
【国学不如知识】
中国人常讲“礼失求诸野”，却很少谈到知识被主义或国家充公时求诸什么。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一个学派被尊奉为“国学”，往往也是这门学问步入穷途末路的开始。浅显的道理是，国学是国家之学而非社会之学，是封闭之学而非开放之学。与此相反，我们之所以可以通过知识寻求解放，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接近真理的可能，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不断地学习取得进步，可以通过互相纠错共同推动一个社会滴水穿石的成长。
不可否认，儒学当年成为国家之学，对于其他学派来说不啻是一场灾难。众所周知，早在战国时期，和儒家一样，墨家同为显学。盂子曾感慨“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韩非子在《显学》中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吕不韦同样孔、墨并举，说“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孔、墨）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至于墨家之没落则在《史记》中有所体现。在这部被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巨著中，有关墨子这个“人”的记忆几乎消失殆尽。司马迁含糊其辞，只为后人留下寥寥数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或许，儒、墨之分野，关键在于儒家走上层路线，并最终导致文化精英与统治者合流；而墨家来自劳动阶层，走的是下层路线，墨家的衰败，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力量在王权背景下彻底衰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王权择器而用，致儒之鼎盛而墨之极衰，难免为历史留下无数“笔头剥削锄头”“笔头磨秃变棍棒”的悲剧。还应该看到的是，当儒学上升为“国学”与“帝王之学”，同样是儒学被“充公”并且从此不能继续发展与自我修正之原因所在。正因为此，笔者认为，一千年来儒学表面上被王权圣化，但内底里早已因为摧断脊梁而被矮化为“侏儒学”。
如上所述，若是墨家文化没有湮没无闻，中国社会不但不会被王权全面压倒，甚至还有可能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培育出民主政治。只是历史早已不容我们如此多情地假设。回到当下，笔者讲“中国重新发现社会”，可以肯定的是，“重新发现社会”的要义在于重新发现个体在历史中的创造，在于尊重每个人的思想尊严与人生价值。在此背景下，有理由相信，今日中国从重新发现胡适到重新发现墨子，作为中国重新发现传统与社会的重要一环，至少在观念上将为中国转型带来一个光明的前景。
【重新发现墨子】
2006年11月底，改编自日本漫画的电影《墨攻》开始上映，票房成绩不俗。该片讲述两千三百多年前墨家弟子革离运用其高超的守城术与技战法帮助弱小梁国抵御十万赵军的故事。
有学者断定影片编导对墨学“知之甚少”“无知者无畏”，这种苛刻批评显然低估了《墨攻》的标杆意义。在我看来，《墨攻》诞生于中国电影市场的意义，关键不在于电影人是否完全读懂了墨子，而在于墨子之精神回归大众生活，见证了此一时代中国民众的思想高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中国“尊孔运动”可谓热闹非凡。近几年更是如火如荼，出了“读经运动”“汉服秀”“文化保守主义”，凡此种种，从文化生态上来说，本无可厚非。令人忧虑的是，当那些自封为“新儒家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试图为“儒教”抢占中国传统的头排甚至呼吁建立“儒教”，或者如有人批判以尊孔之名“讨政府以德治国的欢心”时，笔者却发现这些“文化投机者”或复古者未得要领——其实，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早已“另辟溪径”“暗通款曲”，在被罢黜的百家（如墨家）之中寻找智慧，并不认同才子佳人们跪在孔像下面的“独尊儒术”。
中国重新发现墨子，此一特征，自“胡温新政”以来表现尤为明显。透过“胡温新政”以来中国主要的政治议题，不难发现，诸如“创新型国家”“和谐社会”“和平崛起”“节约型社会”等等都能从墨家学说中找到精神或思想之源流。
一、创新型国家。中国政府讲创新，讲科学发展观。而墨子是“东方的亚里士多德”。墨子的科学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墨经》以及《大取》《小取》之中，里面既有科学概念的定义，也有方法论的探讨。墨子善于从几何的观点看待具体世界，并且做了世界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墨子曾制成“木鸢”，据说三天三夜飞在天上没掉下来。难怪有人说，倘使墨学不曾没落，中国早成科技大国。可惜古代思想家只有墨子重视科技，而后来者都搞科举、忙着争当七品芝麻官去了。所以，直到今天，谬种流传，科学家求官成风以至于无所作为的例子屡见不鲜。
二、和谐社会。“胡温新政”的一个显著特钲是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展社会建设，“和谐社会”自此而出。同样，“兼相爱”也是墨子的核心思想之一。与“兼相爱”齐名的“交相利”同样可被视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精神源流。墨子的义利合一也可以视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准则和得以存在的基础。尽管中国知识界在解构什么是“和谐”时与官方话语时有出入，但是二者与“兼相爱”相行不悖。
孟子曾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显然，墨子兼相爱始于人性平等的原则。在他看来，人性本无差别，如同蚕丝一样，“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两千年后，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了“白板论”）。基于人性有“恶化”的可能，墨子先于韩非提出了“法治”，规范人性。墨子反对“命定论”，称“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
三、节约型社会。几十年来，在“GDP压倒一切”的错误政绩观的引导下，中国资源的过度开采与对环境的破坏早已有目共睹。无论是生态社会主义还是节约型社会，都对这种只图一时一势的经济增长敲响瞀钟。
众所周知，墨子也讲求节约，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反对繁文缚礼，反对厚葬久丧，认为这些都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四、和平崛起。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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