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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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丹·吉尔默说“我们即媒介”，应该说，他们都是深得传播与媒介真谛的人。博客成为“由所有人面对所有人进行的传播”的自媒体的一个标杆。在这个“我有机会讲话”的年代，如吉尔默所说：“你的声音是重要的。如果你有值得说的，人们会倾听。你可以做自己的新闻，我们都可以。”

博客使全民表达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或无数个麦克风，而且这是个跨国麦克风。每个人代表自己说话，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做到同时进行，叙述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一样简单平常。此一历史进程或可概括为“科技改变传播，传播改变生活，生活改变文化/政治”。

在一个“人各有志”的开放时代，人人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它意味着人人都是自己历史的权威叙述者；意味着人人都是整个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当那些书写博客的人，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者思想——无论是出于自恋还是出于责任——搬到公共领域，如阿伦特所说，它们将在公共领域获得生命。

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正在积极推进社会转型的国家而言，“有志者事竟成”在文化或政治上也被赋予另一层含义。

【“墙倒众人Twitter”】

2009年6月的某天，笔者偶然读到一则有关荷兰国会议员疯玩儿微型博客Twitter的新闻。据说，他们当中许多人利用开会时间在键盘上埋头苦“推”，沉浸在Twitter网站上。“Twitter疯”就好像传染病一样，愈来愈多议员被感染，直到“议长终于忍无可忍，私下劝说他们自我约束，多放点心思在问政上”。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使用Twitter发言本身就是一种问政方式。而且，类似微博客的流行，已经引起越来多国家网民与政要的注意。比如，在这年6月发生在伊朗的街头骚乱中，Twitter便是示威者发泄不满、相互串联的一个重要渠道。由于骚乱期间伊朗政府对媒体和互联网实施管制，经由这些网站传出的德黑兰街头示威的照片以及冲突、伤亡情况甚至成了西方各大媒体报道伊朗的重要信息来源。140个字符只能说清楚两三句话，然而正是网络上这些源源不断的两三句话，为伊朗大选后的动荡局势“火上浇油”，据称，6月15日当晚，Twitter上以“伊朗大选”为标签的信息几乎每分钟就增加30篇。

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时间当日下午，总部位于旧金山的Twitter公司接到了一封发自美国白宫的邮件，“请求”该公司推后其原定于15日深夜进行的系统维护。《华盛顿邮报》随后披露说，诙邮件内容包括：“伊朗正处决定性时刻，Twitter显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你们可以让它继续工作吗？”与此相关的背景是，据《纽约时报》报道，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热衷推行“网络外交”，重视利用社交网站Facebook、视频共享网站Youtube、图片共享网站Flickr和Twitter这些平台传递外交政策信息，声称要以网络力量来应付那些打压国内媒体的国家，而奥巴马政府已经把社交网站视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

Twitter网站在一夜间竟然具有了某种政治影响力，令该公司创始人之一斯通颇感意外。两年前，Twitter还只是几名科技人员的试验品，而现在，Twitter已成为一种风靡世界的社交方式，其注册用户可以使用短信在手机和网络间传递消息，传递对象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不相识的“踉随者”（Followers）。不到三年时间，Twitter已蹿升为仅次Facebook和My　space的第三大社交网站。上限140字符的微型博客服务器，因为动辄号召万人集体行动而让各类政治博弈者刮目相看。2009年5月初，白宫开通Twitter官方账户，邀请国民了解政府信息；同月底，甚至连朝鲜中央通讯社也以KCNA为用户名登录发Twitter，出来自朝鲜的声音。

事实上，这并非Twitter等社交网站首次显示其巨大的“煽动力”。两个月前，摩尔多瓦大选后发生的那场未获成功的“颜色革命”就被称为“Twitter革命”。从摩尔多瓦到伊朗，两次大规模抗议活动中，Twitter都是主要的召集平台。《纽约时报》4月9日曾详细披露过摩尔多瓦的青年组织如何策划“Twitter革命”。文章说，“Hydepark”和“Thinkmoldva”这两个青年组织是这次示威活动的组织者。“Thinkmoldva”领导人之一纳塔利娅·莫拉里在其博客上揭秘了动员过程：“6个人，只用了10分钟的快速思考便作出决定，然后用数小时通过网络、Facebook、博客、短信和电子信箱将消息传播出去……结果1。5万名年轻人走上街头。”

如前所述，网络科技不仅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样在改变政治格局与政治传播的方式。此前，手机和短信被认为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现在许多人相信引发的“革命”，并非只有科技内涵，同样涉及政治领域。

当然，Twitter等社交网站能否成为“改变历史”的角色，也有不少媒体提出了质疑。《纽约时报》认为它缺点与优点一样突出。一方面，Twitter难以被审查，即使网站被封锁，人们还可以通过短信或博客相互沟通和交流，这也是其能在伊朗政府管制互联网后依然发挥作用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Twitter上的许多消息都是未经证实的，而且不乏恶意的谣言，这也决定了受众可能被利用。具体到伊朗的本次动荡，华盛顿网络杂志Slate的专栏作家也列出了由Twitter传出的包括穆萨维被软禁等在内的大量虚假信息；而《时代》周刊同样认为Twitter虽然提供了海量信息，但是人们很难查找其消息来源，更不清楚发信息的人到底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境外。英国《卫报》甚至强调说，正是因为缺少可以建立起信任的面对面的社会网络，导致摩尔多瓦的“Twitter革命”最终失败。

尽管我在上面引述了不少媒体评论，不得不说的是，在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传统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甚至“传统网站”正在失去自己的新闻优势，越来越多的受众已不再依赖报纸及其网络版获得最新消息或者突发新闻，而是通过Twitter、Facebook、MSN、QQ等社交网站或者社会性软件上的好友或陌生人获取最新消息。迈克尔·杰克逊猝死的消息首先出现在一家名人网站，而一向以抢报突发新闻为能事的各大电视台被远远甩在了后面。消息公布后，Google、Facebook、Twitter等网站流量暴涨。Youtube官方音乐视频浏览量飙升至1000万次，较平时增长近50倍。Google甚至将“杰克逊”的搜索关健词识别为网络攻击。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每一位网民都有可能显山露水，走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一个“墙倒众人Blog”的时代已经到来，它可能是摩尔多瓦式的疾风骤雨，也可能是日拱一卒的和风细雨。无论其对现实政治走向的影响如何，但是这些个人媒体对政治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宣传与管制型媒体形成巨大冲击已是不争之事。

【真相拼图】

费正清先生曾经这样形容往日的中国：“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地狱。”所谓“统计学家的地狱”正如黄仁宇所批评的，旧时中国没有真正的“数目字管理”；而“记者的天堂”则一语道破转型期与新闻业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深长意味。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媒体视北京为“全球记者的天堂”，向北京增派人手。如有记者所说，北京已成为全球记者心目中“希望抵达的热地”“采访的天堂”。显然，任何时代都需要新闻记者，但是在一个转型国家，以新闻为业更能动人心魄。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挤在一起观看日出？因为人们乐见事物的新生，见证立竿见影的成长，并在必要的时候指出惊世谎言和潜在危险。

中国日益成为全球重大新闻的发源地与策源地，成为重大新闻密集的富矿区；另一方面，中国境内每年都会发生许多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对于记者来说，这既具挑战性，也将是其职业生涯的重要机遇。身处转型时期的中国，旧事物尚未消退，新事物正在生长，假如新闻记者心怀使命，甘于在困厄中前行，定然不会浪费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资源，并且能够因之大有所为。

真相创造历史。从美国始于十九世纪的“扒粪运动”到二十世纪的水门事件；从流行于中国各个“利益城堡”中的“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口头禅到2007年发生在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不难发现，探寻真相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则，是永远未竟的事业，因为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获得全部真相，而只能不断地获得真相。

没有哪个时代不生长谎言，没有哪个时代没有被谎言和无知遮蔽的灰暗，甚至那些标榜探寻真相的人也会参与制造谎言或为谎言施肥。但从整体上说，记者这个职业从其诞生开始便是以探寻和传播真相为业，并以此探寻和传播为荣耀。当然，新闻记者冒险犯难并不止于不动声色地为时代记流水账一般的真相，他必定在见证中参与，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时代，知道这个时代正在跨越怎样的难关，坚守怎样的价值并呵护那些事关进步的默契。

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有真相。从表面上看，记者是一个职业，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更是一种记录和参与社会的生活方式。拜互联网和摄录科技之所赐，尤其是伴随着博客（网志）和DV等大众传播方式的兴起，如今每个人都有成为记者的可能，每一位受众都可以投身于未来的新闻业。历史已然无数次证明，只有让真实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社会，让公众知晓，这个世界才有可能避免因为谎言坍塌而发生真相的挤兑与雪崩，并拥有一个可期的前景。

谈到真相的获得，时常让我想起两句话。一句是中国古人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另一句是雨果的“若无新闻出版，万古如长夜”，对比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这位中国古人似乎相信天是一下子亮了的，像打手电一样，圣人既出，天下大白；而雨果则认为天是慢慢亮的，甚至还有可能会暗下去。所谓圣人生则生矣，甚至可以在产房里守株待兔，但真相却只能像新闻出版一样需要漫长的进化，只能靠在路上一点点寻得与拼装。如果不能好好守着，在极端的年代里恐怕这点光亮还有可能会丢掉。

相信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更认同雨果的判断，而不是那位古代同胞流放自我、漫无边际的抒情。真相从来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能指望哪位圣人高高在上的光照。

【互联网特区】

2007年11月24日上午，浙江金华五十多个群的代表聚到一起，宣告“金华市青年QQ群联合会”正式成立。据悉，这是全国首个以网络QQ群为会员的民间组织。对此，浙江省民政部门表示“其创新意义、探索价值非同一般”。

今日中国社会之风情千种，网络的兴起与流行功不可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拜网络之所赐，中国人的横向交往迅速扩大，一时之间，网络聊天以及网友见面会随之成为时尚。与此同时，依托网络成立的群组也得到蓬勃的发展。网络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正是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选择通过MSN或QQ等即时交流工具进行交流，既为突破交流嗥碍，也为节省成本。与此同时，各种网络社团/社区应运而生，但是它们大多只能是一种虚拟存在。

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做一番有益社会的大事业，更不可能散兵游勇式地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苏醒，“小政府，大社会”与建设一个“权小责大”的政府日益成为共识。一个好的政府只是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担任社会“裁判者”和“守夜人”角色。这种“公共产品”，当然也包括对公民自组织能力的建设。近几年来“社会建设”被反复提出，也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力量培育与再造政府的重要契机。

前文提到，在中国从过去的社会走向更加开放、更加自主的公民社会的过程中，由于旧有的仪式、习俗与文化不断地解体、重构，每个被“抛入”社会中的个体也因此陷人一种相对“孤独”的状态。从这方面说，公民自我组织不仅是一种社会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在此意义上，如果政府不允许社会“结社自救”，在客观上也意味着那些从旧生活中得到脱身而出的民众将重陷入“双重抛弃”的境地。

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最积极的做法通常是，政府在鼓励社会成员从旧有体制与文化中走出并在更开放的经济与社会的维度寻找自我独立性的同时，更要在制度上给予其尽可能多的便利，为重建各种社会联系提供可能。从这方面说，以网络的群为会员的民间组织的成立，理应成为这种逻辑的自然延伸。

网络之上，现实之中，近年来有关经济特区的争论此起彼伏。然而在我看来，转型期中国最大的特区就是互联网。这是一个思想的特区，也是一个交流的特区、传播的特区、公民自组织的特区。它超越了生活中的一切繁文缛节；它以技术对抗技术，冲垮了种种禁忌。

【解构与风流】

“饿滴神兽啊，救救饿吧！”没有谁会怀疑，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从“俯卧撑”到“躲猫猫”，从“打酱油”到“玛勒戈壁”上的神兽“草泥马”到“猴蛇”……主义与顺口溜，真理与潜规则，虚拟与现实，正人君子与情色录像带，奖赏与屈辱，希冀与失落，各种观念、思想与情绪相互纠葛，各种道德、名分和利益充分博弈。尽管当下中国公民尚未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表达自由，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忽如一夜春风来，为中国人的社会表达与个体创造，吹开花千树。

凭借铺天盖地的广告、跨国的明星阵容、数亿元的制作成本，2005年岁尾年关，陈凯歌和陈红将众多影迷劝进影院。然而，影迷们多半是失望了，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馒头以及一个面色惨白的女人和她近乎无厘头的诅咒。

正是这个剧情“马脚”让武汉的年轻人胡戈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2006新年伊始，《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视频剪辑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时间，“恶搞”大行其道，而陈凯歌在机场的一句“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也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就像几个月后黄健翔解说世界杯时的尖叫，繁殖出各式各样的版本。

《无极》并非一无是处，其之所以成为人们泄“公愤”的一个通道，首先归咎于陈凯歌对这个“惊世馒头”的过激反应。对一个脱颍而出的年轻人进行道德上的苛责与兴讼的恐吓似乎暴露了陈凯歌在观念上已经落后于这个网络时代。这是一场平民对精英的较量。在平民未长成精英之前，绝大多数人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手无寸金的胡戈。

2006年，“文学死了！”死在诗人嘴里，而且死得很难看。诗人叶匡政在《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一文中断言“憋在很多人心里的这句话，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就在此时，“国家级诗人”却在“嘘”的一声中倒掉。“国家级女诗人”赵丽华的“梨花派”诗歌受到众人的嘲弄。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一句句了无意义的大白话，诸如“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