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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社会-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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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自由思想者。不幸的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一个人随时可能失去自由思想的动力和活力。为什么有人会失去其自然的禀性？显然，这和人的另一个天性有关，即人都有自私或者趋利避害的倾向。如果一个人不但得不到思想自由的好处反而深受其害，他便有可能会放弃这种禀赋的发挥，宁愿让自己的大脑处于一种“被奴役”或者“抛荒”的状态，让私田长草。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将跳蚤随意向地上一抛，跳蚤能从地面上跳起一米多高。但是，如果在一米高的地方放个盖子，让跳蚤跳起来会撞到盖子，而且是一再地撞到盖子。过一段时间后，拿掉盖子就会发现，尽管跳蚤还在继续跳，却再也跳不到一米高了，直至结束生命都是如此。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跳蚤们已经调节了自己蹦跳的高度，而且渐渐适应了这种情况，愿与盖子“白头偕老”，不再改变。类似的实验还有很多，心理学家将这种“跳蚤效应”解释为“习得性无助”。简而言之，长期积累的负性生活经验，会使人丧失信心，继而丧失创造力。韦尔奇说，世界是弱者的，因为弱者学会了适应。这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种适应绝不应该是上述跳蚤式的适应。
由此不难发现，影响一个人思想自由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两个盖子。一是实体之盖，这是外部环境，包括制度设计、文化传统、当下有着怎样的风俗或者偏见等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思想自由的发挥；另一个则是虚拟之盖，它像一张无形之网，通过自我设限或“体制化”（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概念）在心理上束缚每一个人，让这些人成为自律与“绝望”的牺牲品。这也是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些人仍然保持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思维定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人一方面自己赶不上时代潮流，客观上也限制了其他不受“虚拟之盖”役使的人们追赶时代潮流。
鉴于虚拟之盖与实体之盖的存在，解放思想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是个体层面，解决“思想自由”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与心灵层面的呵护与建设。帕斯卡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自由思想同样是人性的一部分，解放思想同样意味着人性的复苏。尽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但在任何时候、任何不自由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应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积极地维持心中的光和热，使自己处于一种“思想解放”的状态。惟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和环境保持一个良性的互动，不至于在环境有积极变化时，失去了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在不觉中拖时代进步的后腿。
其二则表现为对制度环境的改善，解决“表达自由”的问题。正如婴儿生来会啼哭，尽情表达是符合人类的本性的。而且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角度来说，来自民间的草根思想、观念不仅不需要“解放”，反而会对来自公权部门的具有强制性的“解放”抱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思想是一种自发秩序，在社会领域，权力不能越俎代庖。正因为此，政府倡导思想解放，其意义更多在于从行政层面凝聚“改革共识”，以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而对于社会而言，其所希冀在于政府在思想解放方面不设禁区。
进一步说，思想解放的获得，有赖于人心与制度等方面的共同建设。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让自由思想成为一种价值观，让自由表达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
草色遥看近却无。历史的波澜壮阔，无不源于日常的积累与生长。当我们回顾自小岗村农民按下血手印以来中国流行与风尚之变迁，亦不难发现，这个社会早已通过其润物无声的点滴之功走到了官方号召的“思想解放”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前面。
国富论与民富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满怀忧患，许多人甚至担心黄色文明的中国可能在全球“蔚蓝化”的进程中失去“球籍”；二十年后，有关“大国崛起”的种种讨论则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人正在重拾自信。显然，这一心理变化主要有赖于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注意到，国家崛起并不必然导致国民崛起，国家有钱并不必然意味着国民有钱。
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有力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济学著作在中国被译为《国富论》。然而，结合斯密提倡的经济精神，不难发现，书之关键仍在于“民富论”与“均富论”。斯密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任何时代，只有货真价实的“民富”才可能有真正的“国富”。同样，一个社会致力于民主、民权等追求时，也不会割裂“民富”理想。事实上，“民富”不仅意味着个人生活与理想的实现，更蕴藏着一种社会抱负。用斯密的话说，虽然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如果政府掌握大量财富在自己手里，国家将会失去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而如果是国民来支配这些财富，反而会在财富的自由流转中增进社会福祉。
【社会分红：阿拉斯加的光荣与梦想】
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在2008年两会上正式提出：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在这个更多是强调纳税义务而非纳税权利的时代，人们似乎习惯于政府“取之于民”，邢普委员建议政府“还钱”，难免给人一种“不严肃”的印象。
然而今日世界昌明，“找政府分红”与其说是天方夜谭，不如说是国际惯例。此前不久，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给国民发了一个相当于43亿人民币的大“红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紧随其后，因巨额财政盈余而准备退税400亿港元，退税率高达75％。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布什政府提出了145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
尽管提案看似异想天开，但不得不承认，无论其结果如何，“给每个人发放1000元”的提出便已经是一次观念的胜出。而写在这个建议背后的更是沉重的时代之问，即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可以实现社会分红的政府，以及需要一场怎样的国家伦理的革新。
“社会分红”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于1938年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中正式提出。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提出“社会分红”的构想。在米德看来：“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两年后，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还能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的扩大消费的作用。
这方面，最有典型性和启发性的个案莫过于来自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实践。1968年普拉德霍湾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由于普拉德霍湾的土地属于阿拉斯加州州政府所有，次年9月州政府通过油田的租赁获得9亿美元的收入。为了避免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被花光，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提出用这笔钱建立永久基金以造福阿拉斯加的后人。这就是后来由阿拉斯加州议会通过的“哈蒙德方案”的缘起。由于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的设立，1982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四十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2000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近2000美元的分红。
如今，社会分红理论在中国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除了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等学者在学理层面倡导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外，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亦有政协委员提出相关提案，建议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相关永久基金，使人人都可以分享“社会分红”，拥有美国阿拉斯加人一般的光荣与梦想。
【国家“三九化”】
2007年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会议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即政府作为股东，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这意味着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此前一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建议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改制收入属于公共收入，应当向国家分红，上缴财政部，有关红利支出的决定应该纳入统一预算，由全国人大批准。
众所周知，自1994年以来，中国数目庞大的国有工业企业，包括一些处于垄断行业拥有高额利润的企业，从未向财政部、国资委还有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分过红。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过去若干年里，国家不仅承担了一些企业重组的大部分成本，而且已经接手了诸如学校和医院等原属国企的社会职能，而且国家在职工失业和提前退休等相关的成本方面还担负了主要的责任。与过去穷困潦倒、无红可分的光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据财政部数据，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超过万亿元。
当然，政府分红的最后归宿是社会分红，因为国企的出资人以及改革成本的真正担负者既不是通过观念缔结的国家，也不是纳税人供养的政府，而是每一位具体的国民、劳动者。如果政府追逐分红而不将这些红利以各种形式归还给社会，那么这种分红便可能失去意义。
谈到国企为什么向政府（社会）分红，世行报告认为至少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向政府（社会）分红有利于改善教育和医疗等关键性资源的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如果将中国国有企业50％的利润纳入财政预算并分配给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政府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将增加85％。另一方面，对发展中的中国经济而言，过度利用留存利润进行产业扩张构成了不利因素。企业内部的资本配置无法像从金融部门获得融资那样受到严格的审核监督，很可能影响投资效率。而缺乏审核可能导致顺周期投资，使经济更易出现大起大落。这方面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三九集团。由于医药、汽车、食品等八大产业盲目扩张，该集团银行欠款已经从2003年底的98亿元增至2005年的约107亿元。
从世界银行关于国企盲目扩张的风险评估出发，值得追问的是，那些体现在国企方面的种种盲目扩张与刚愎自用是否同样适用于政府？当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聚敛超量的社会财富，它是否会累积同样深不可测的风险，甚至使国家“三九化”？
倘若能意识到这些潜在的危机，就不难发现，藏富于民或还富于民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于经济层面，更体现于政治层面，即财富的分散效应将大大降低政府在财富与权力高位中的运行风险。事实上，“小政府、大社会”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追逐的目标。遗憾的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规模再度急剧膨胀，并在2007年登峰造极。
【政府有多大？】
著名学者陈志武在《政府有多大？》中这样写道：2007年，中国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同年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亿个城镇居民、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对中美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进行了对比：在美国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即使土地也只是少量。与此相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
政府为什么“越做越大”？政府权力未受到有效约束无疑是主因。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个观念上的误区。其一是“国富先于民强”。由于事事“以国家为重”，而政府又是国家的“代理人”，所以政府与民争利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具有某种正当性。显然，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国家对某些领域的垄断，同样体现在一些具体的公共政策上。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不少调控政策，不乐见的是，许多政策收效甚微之余，却让政府尽得好处。比如2006年名义上为了控制房价而对五年内二手房收取的5％的营业税，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房价突飞猛进地上升，反而因为这一进一出的税收使房价变相上涨一成。同样，“为股市降温”而上调印花税使2007年印花税超过2000亿元，较前一年增长了10倍。从成交额和税率算更超过了过去十六年的总和。“管理就是收费”如今变成了“调控就是增加社会成本”。这种既能“偷懒”又能尽得好处的调控，其所损害的必然是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正在形成中的资本市场。
这种暧昧同样体现于“监护人政府”这一角色上。和“守夜人政府”不同的是，“监护人政府”认为自己较“未成年社会”更会花钱，更目光远大。在这样的“大政府，小社会”时代，社会就像是财务不能自理的孩子，必须将自己尽可能多的劳动所得或者财富压岁钱般通过各种渠道上交给国家（政府），由国家（政府）统一保管和支配。显然，在这里，政府多多益善地掌管钱财并非只是因为“贪婪”，同样源于某种“监护逻辑”，即政府自信能够代替民众花钱，而且花得更好。然而，人性的常识却告诉我们，每个人只有在花自己的钱的时候才更注重收益，更精打细算。当然，这里所谓的“钱”，实际上并不只是货币，同样包括土地、审美以及公民应有的其他权益。
“发放1000元钱”式的社会分红究竟有着怎样的时代内涵？不难发现，这里的“发放”实为“返还”，因为相较于国家或者政府而言，每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有力气的国民才是社会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回顾三十年的改革沉浮，中国改革的一个大脉络就在于将原本属于民众的还给民众。这是一个未竟的价值回归之旅，是在政治上还权于民和经济上还利于民的渐进之旅。而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最终仍决定于社会是否获得这一关键性成长。
【从“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到“薅社会的羊毛”】
在2008年3月22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谈到两个涉农观点：一是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二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的进口，严格控制农产品出口，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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