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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社会-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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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病与人心之病仿佛是两生花。然而，在社会马铃薯般不能自组织起来的时候，苛责人们过于隐忍苟安，则多少有些残忍。如笔者在《一个人的宪政》一文中所写，我们时常责怪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懦弱，然而懦弱又有什么过错呢？无论是在极权还是暴民政治时期。电子书下载，与其说它是人们的处世抉择，弗如说是一项权利。它为生活于乱世之中的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当一个国家的大宪法失灵时，老百姓心里的小宪法就会立即生效，它们不会构成中国宪政共同体，却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何一盘散沙、一塌糊涂、一地鸡毛。当国家宪法失之空洞、没有足够的力量加以护卫，当人们不能借着宪法上的白纸黑字保卫自己，便只好各顾各，充当犬儒或猪仙，热衷于在一个“盲社会”里践行“一个人的宪政”。
导演李杨借助《盲井》和《盲山》向世界展示了“盲社会”的存在。在那些对罪恶和危险视而不见的世界里，人的眼睛不是简单地瞎了，而是“死了”。正如李杨所说，所谓“盲”，就是“亡目”，而“亡目”的意思就是“眼睛死了”，死了和瞎了不一样。显然，这里“眼睛死了”并非生理而是心理上的，就像人们时常谈到的“哀莫大于心死”。尽管心脏还在跳动，但这个人的精气神儿都死了。同样，一个人如果“眼睛死了”，即使这双眼睛还能完成光学投射的功能，他也会对眼里的一切视而不见。
【社会动荡与社会溃败】
面对政府反复提到的“稳定压倒一切”等“维稳”思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在他看来，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得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
孙立平注意到，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呈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三十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这种失控表现为，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一些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更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与此相关的是，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关于这一点，只需看看书店里有多少书在教人做好狼和狐狸；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
【有人的地方未必有社会】
中国人常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按照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说法，有人的地方却未必有社会。“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恐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事实上，这种恐慌的直接原因便在于社会的崩溃；而克服这种恐慌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照此说法，你在公共场所看到“龙的传人”竟然不会排队，打成一团，甚至还有人提刀在春运窗口买卧铺票，这些也都算是零星的“社会崩溃”了。
德鲁克笔下的沉船与恐慌为世人展示了一幅“社会崩溃”的图景。“人类作为社会和政治的存在，必须要有功能正常的社会，正如人类作为生物的存在，必须要有空气以供呼吸……”正因为此，我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泰坦尼克号》最震撼中国人心的不仅是爱情，更有旅客与船员在大难临头时的有序逃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生在新疆克拉玛依的那场大火以及当时“让领导先走”的壮语豪言。
民主并不只是选举，更不是几年赶一次集匆匆投票了事，自由也不只是简单的各行其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时，人们同样看到，没有对民主与自由价值的弘扬，就不可能有功能正常的社会，而没有“社会”，“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
民主国家社会力量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以美国为例，除了由国家政党、总统政治以及官僚机构等操持的“政治”外，还有一种广泛存在于街坊邻里之间的民主。如果说前者是吸引眼球的“华而不实的想象”，它使公民成为旁观者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参与者，那么后者则更像是“后院里的革命”，虽然悄无声息，却在一点一滴地哺育这个国家，小河有水大河满。
社会民主无疑是民主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政党政治一起构成民主生活的两翼。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贵族制度把所有的公民，从农民到国王，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而民主制度则打断了这条锁链，使其环环脱落。当社会进入散兵游勇般的陌生人状态，没有人能够单枪匹马维护自己的自由。社会必须在独立中合群，重新组织以求自治。正因为此，我们看到今日美国活跃着百万余非营利性组织，它们的活动不仅为美国贡献了十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而且成为美国最大的“就业机构”。
【柏克的问题与圣西门的醒悟】
阿尔文·托夫勒在《再造新文明》中这样区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差异是，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动的，而在市场经济中，信息主要是水平及对角流动，买卖双方在各个层次交换着信息。
一个国家的整体性繁荣，有赖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维建设，任何一维的错位与忽略都有可能祸及其他，而让政府回归“仲裁者”“服务者”与“监管者”的角色，无疑是防止公权力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人与保护伞的重要路径。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一个显著进步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公民社会治理成本最低，“小政府，大社会”与建设一个“权小责大”的政府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一个好的政府只是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担任社会“裁判者”和“守夜人”的角色。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普通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
令人遗憾的是，当经济改革将资本从权力中部分救赎出来后，官商合谋很快便形成了特殊权力集团，可能拒绝市场的利益分化，又可能拒绝社会力量的利益博弈。
商业改变中国，但在现有权利格局下，并不足以保障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重重危机，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性，使人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了社会，并对其寄予厚望。
转型，更意味着各种力量之间充分博弈，它决定了公民社会的来临不可一蹴而就。有一点是清晰的，即通过一点点地厘清群己权界，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联合，而这种联合正是一个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脱胎换骨的动力。其结果是，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逐渐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社会）。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经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为了壮大自己，君主制削弱了其他一切社会力量。为了统制国家，政权摧毁了其他所有的社会纽带。一旦维系人民的纽带被割断，整个国家就土崩瓦解了。这时，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支撑君主、贵族以及教会。”（见《柏克通信》，转引自《中国之觉醒》，陈彦著，熊培云译）从今天理财的角度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一个国家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不尽人意苦恼不已。那么，怎样才能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它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政治全能主义，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不难获得类似印象。中央政府在割断民间的横向联系后，实际上也会将社会的“救亡”机制一并剔除。同样，在皇权时期，当外敌来犯，由于社会凡事都指望中央政府，社会自救很难展开，于是中央政府垮了，整个国家也便垮了。关于这一点，清军入关，明朝速亡即是明证。当然，从理论上说，社会早在外敌入侵之前便已经瓦解了。只不过，这一时期，社会弱不禁风的实质在强大的权力面前被掩盖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来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上的接驳。今日世界热衷讨论“风险社会”，也是要通过完备的网络体系以分散社会风险。
2003年无以数计的网民为孙志刚之死拍案而起，一个被忽略或不愿被重视的细节是孙志刚大学毕业。通常，人们会认为一个人可通过个体奋斗改变命运，然而，孙志刚之死彻底否定了这一判断。孙志刚可以通过高考将自己从封闭落后的农村带到城市，但是，凭其一己之力，并不能抵挡公权力突如其来的袭击，以及不法之徒在权力授意下打出的组合拳。
能够在激流中屹立的人，未必能挺立于人海。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一切个人幸福都是可疑的。自顾自地奋斗，就像走钢丝一样，随时可能坠入深渊。“权利短板”的存在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弱者，每个人都是权利的孤儿。正因为此，当下人们对“福利工会转向维权工会”“村委会外设立农会”等呼吁才显得如此迫切和重要。
【无社会状态与无政府状态】
2007年10月，我在比利时参加中欧文化论坛。当时这个国家正深陷政治危机，已经几个月没有了政府。尽管议会选举结束了一百多天，但由于北部荷兰语区弗兰德斯和南部法语区瓦隆尼亚的政治领导人迟迟未就权力分配达成一致，组阁谈判陷入僵局。然而，几个月来，比利时人无不按部就班地生活，一切和我几年前路过时一样。如有媒体报道，人们每天正常上班，照常纳税，地铁准点来，不可不谓安居乐业。
之所以想起比利时的这一“无政府状态”，与我2008年暑假在老家县志上读到的一则文革史料有关。据记载，1967年初，“停产闹革命”使县政府瘫痪。几个月后，分化为两派的造反派发生大规模冲突，“7月4日，‘井冈山’聚集贮木场，‘大联合’调集民兵三面包围。凌晨二时，双方开枪射击，互有伤亡。11时，‘大联合’用六○炮轰击贮木场。武斗中，双方共死亡10人”。
值得思考的是，同是“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布鲁塞尔街头没有发生类似当年中国之混战？以及，两个时代的差别，是否更在于后者处于“无社会状态”之中？
如前文所述，人类作为社会和政治的存在，必须要有功能正常的社会，正如人类作为生物的存在，必须要有空气以供呼吸。没有人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德鲁克语）。君不见，即使是梭罗那样的著名“隐士”，也承认当年在瓦尔登湖畔过一种实验性的隐居生活时为自己备了三把椅子——“独坐时用一把，交友时用两把，社交时用三把。”
转型期中国人渐渐热衷于讨论政府如何对社会进行危机管理，事实上，同样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建立起一种制度文化，使社会能够充分自治，可以从容面对政府危机；能够在此危机中继续自由自我、自发自为地生活。在我看来，讨论一个国家是否稳定，政治是否文明，社会是否功能正常，首先需要观测的就是在政府出现危机时社会能否秩序如常。
如果一个国家是借暴力实现改朝换代，而且这种暴力逻辑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掌权者只能通过限制一部分人的自由，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国家及其政治是稳定的。自古以来，中国人称以暴力夺取江山为“打天下”，然而得天下者无不“像野蛮人一样”把本国当成新被征服的国家。所谓“逐鹿中原”，实则是将打天下当做打猎，将天下当做可被射杀或戏弄的猎物。及至打得天下，将天下收入囊中，盘剥民财亦如探囊取物。
相较之下，在拥有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国家，短暂的“无政府状态”尚不至于使社会陷入“痛打天下”的混战，因为权力无主时，权利归属却还在；因为在那儿社会已经订立底线契约，既承认天下并非必将鹿死谁手的猎物，又圈定了政治与社会的界限。所以，无论政治出现了怎样的危机，掌权者如何易位，社会仍不至于受灭顶之灾。仆人走了，家还在。
不难理解，文革等时期之所以处处是“人对人的狼战”（霍布斯语），就在于当时政治绑架生活、国家吞并社会，既无现代意义之政府，也无现代意义之社会。或者说，文革的大混乱不仅在于这个国家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更在于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它已深陷“无社会状态”。
对于国民来说，最可怕的是自己的国家同时陷入“无政府状态”与“无社会状态”。但是，如果比较两种状态，“无社会”之害恐怕远甚于“无政府”。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能够及时结束两种“无政府状态”。前一种，如法国“五月革命”的混乱就是在许多市民上街游行，在“法国要工作”“把索邦打扫干净”等口号中结束的；后一种“无政府状态”则是指政府空言政治，有权无责。这样的时候，选民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改弦更张。
比利时的这场政治危机足足持续了半年时间。如一位布鲁塞尔人所说：“也许我们缔造了无政府最长纪录，但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坏。如果政客不小心点，他们会知道我们比利时人不需要他们。”由此可见，比利时人并非不需要政府，而是需要他们有权选择的更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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