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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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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天天在喊“争取时间”，他们并不是在这争取的时间中积极地“自力更生”来培养抗战的进步力量，而是等待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外国的援助。他们的争取时间，不是为了在这时间中力求进步，而是拖延时间，维持与保留旧的一套。他们在所争取的时间中也要发展力量，但不是发展抗战的进步的民主的力量，而是发展妥协的顽固的反动的力量，并且还要打击进步的坚决抗战的力量。最坏的是还有亲日派的阴谋家，阴谋在这些时间里发动反共战争，以代替与取消抗战，以达成他们原来就要投降的目的。因此在“争取时间”这一抽象的口号下，隐藏着极不相同的内容：一种是为了中国民族与人民之解放而求发展抗日的民主的进步力量；一种是为了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少数人的专政，而求发展反动的势力；一种则是为了阴谋破坏团结，终止抗战，实现投降而求发展亲日的汉奸的势力。我们应该看个清楚。
在战术上时间的因素亦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无论新旧原则，都注重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那些被人横的各个击破或纵的各个击破的军队，就是因为力量分散于空间或时间的隔离中。很显然，总数较多的军队，如果分散于各地，或以不同的时间到达一地，就很可能被总数较少而集中力量的军队（假定质量略等）所各个击破。遭遇战“双突破”与“闪击战”中时间因素之作用更为明显。
在空间问题上，有个德国的所谓“名记者”W。Schenkoc在《论日本战略》（原文见一月号《亚美月刊》，译文见《反攻》第三卷第一期）一文中，重复而着重地指出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靠地理因素即领土之广大。他说日本之不能速胜，是忽视了这一点。他说：“地理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条件。”另外一个美国的所谓“远东通”欧文。拉特模（Ouen Lattmore），他在“日本吊在中国的弦上”一文中，把中国画个三角形，由西北兰州到河北的山海关，与西北的兰州到西南的滇越交界处为垂与底，把东北到西南的沿海线拉直为斜边，他认为日本的失算在于未能贯彻一年前的计划，“……先控制三角形的北方之线（按：即指华北）再趋直角，然后从北方和西方（按：即陕甘宁）征服四川。”（译文见“文摘战时旬刊”四十三号）他认为中国历代的战争，都是这样打，才取得胜利的。这位“远东通”对中国的历史，似还未全“通”，或是他忘记了明太祖朱元璋之光复，与国民革命军之北伐胜利，并不是这样打的。他这种“小小的几何癖”实由于不了解“在大多数场合，最适合于打开一个国家的门户的锁钥是对的军队”（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第六篇第二十三章，经列宁摘入哲学笔记内，并批了“妙极！妙极！”等字）。
对于空间的了解，我们认为空间与时间是分不开的，同是战力存在与战争运动的形式。没有时间的空间与没有空间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时间与空间进行战争也是不可设想的。假如把中国领土全部失掉，去借外国领土来抗战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中国抗战必须在中国领土内行之。因此保卫国土，成为我们全民族的神圣任务。虽然“在敌国领土上来保卫本国的领土也是可能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苏联之在卡累利亚的战争正是这样。但在中日战争的具体情况中，这种可能早巳没有。中国有广大的领土，这一“地理因素”便宜于中国的持久抗战，并使敌军越深入越分散，越暴露弱点，使中国越宜于转守为攻，这是重要的条件，这与卢森堡等国不同。然而，如果过去三年中，我们不坚持抗战，那么广大的领土又于战争何益呢？中国领土广大的条件，早已存在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利用这一条件。那种认为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地理因素即领土之广大的意见，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它将使我们放松了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使我们对于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高压，坚持民主的斗争放松，而去迷信那地理因素。这对于抗战是有害的，所以也要批驳他。至于那种有“几何癖”的“远东通”，我们已指出他的意见早为历史事实所批驳，而且各时代的各种战争有各自的具体情形，那种唯心论的说法，用不着多去批驳它。
说到“以空间换时间”这一命题时，我们不免要回想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红军亟须争取时间休息、整顿以巩固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家时，而对于对德议和的争论。1918年3月8日，列宁在苏联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中所做的结论说：“梁尚诺夫同志偶然讲了一句严正的话，这正好像十年一次的例外，只足以证明一般一样。他说：‘列宁让出空间以赢得时间。’这差不多是哲学的议论。这一次梁尚诺夫同志竟说出完全严正的词句（虽然只是词句），而全部实质，正是在这个词句中。我正是要将空间让给实际的战胜者，以赢得时间。全部实质，就在这一点上，也只在这一点上。”这一词句的真实意义，在于战略防御者对强敌所不能不进行的“国内退兵”，我们在过去苏维埃战争中所谓“诱敌深入”也与此相同。这被历次的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自然被放弃的部分空间也带去了部分的时间，而且在被放弃的空间里也放弃了一部分力量。不过被放弃的这一部分力量（人力、物力、财力等）是比较被保存的另一部分的力量小（主要是军队的力量，其次是未被放弃的另一部分空间里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为了保存自己主要的力量不能不放弃一部分次要的力量。以放弃一部分次要的力量（“让出空间”）来保存主要的力量，“赢得时间”，整顿自己，寻求敌人弱点，以求最后胜利，就是这一词句的真实内容。
我们知道“攻”“防”是军队进行战斗的运动形态；时间与空间是军队（及一切战争力量）存在与攻防运动的形式。没有时间、空间则军队的存在与攻防运动的进行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如果没有抗日军队与抗战的攻防运动，则时间、空间对中国民族的解放，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说“争取时间争取空间”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前者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后者才是前者的目的。战争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战争直接目的的两方面，“消灭敌人”是主要的，非此即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
“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在不同条件下又互为目的互为手段。“保存自己”的目的，因战争的本质和战争的政治目的的不同而有本 质的不同。在中日战争中，中国抗战是正义战，“其目的在求中国之 自由平等”，所以“保存自己”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日寇的侵华战争却是不义战，其目的在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从这一点上说，它的“消灭敌人”的军队，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民族与国家；它的“保存自己”不是“保存自己”民族生存，而是“保存自己”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帝国主义的政治。
在战争中有时“保存自己”的军队成为主要的。例如当没有“消灭敌人”的条件而有被敌人消灭或打击的危险时，转移兵力以“保存自己”，这是以时间与空间（以及那空间里的人力物力）的部分放弃，来换取有利的作战时机（有利的时间与空间），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也就是在一定时间在一定空间中暂不“消灭敌人”，求得“保存自己”，准备将来更好地更有利地或最后地“消灭敌人”。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放弃，绝不是抽象的或空洞的时间与空间的失去，而是包含着一定的抗战力量（就是在部分被放弃领土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不过这种被放弃的抗战力量，较少较次要于被保存的抗战力量而已。这也就是为了抗战的利益，牺牲小的次要的力量，保存大的主要的力量。
同样，在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自然不能不有若干不“保存自己”，或是一时的或是部分的。这种一时的部分的不“保存自己”，直接为了当前的“消灭敌人”，间接为了永久的全部的“保存自己”的全民族。因此在战争中一时的痛苦与牺牲，是应该忍受的。但，不应为了少数人的便利，而应该为了全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发国难财是要反对的，借口抗战而压迫人民是要反对的，少数人的一党专政应该结束，抗日的民主应该实现，在一定限度内改善民生以利抗战，也是应该允许的。
为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这种“保存”不仅只有消极“保存”的意义，而且还有也应该有“扩大”与“加强”自己的意义。不如此，则不能转变敌我力量与形势，也就不能实现反攻与最后胜利。所以一切进步的力量在抗战中应该发展，也必须发展。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的抗日团体的发展与活动，广大人民之觉醒，以及八路军与新四军扩大到五十万，这是抗战发展必然的结果，而且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下，也是完全应该的。
十、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这里要讲的是“敌我”“优劣”“攻防”“胜败”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我们已讲过，“攻防”是战争运动的基本形态，“时间空间”是这种运动的必不可分离的形式，而“敌我”则为此运动之物质内容，“优劣”则为此内容之量与质的表现，“胜败”则为此运动之结果及矛盾之解决与推移。因此，我们可以说：“敌我”、“优劣”、“攻防”、“胜败”这四对矛盾，是战争中主要的对立范畴。“敌我”又可看为根据；“优劣”又可看做条件。
由上所述，我们就可明白，“攻防”这一运动，不能脱离“敌我”之“优劣”（所谓没有无物质的运动）。许多军事家拼命去研究，并说明攻有哪些利哪些害，防有哪些利哪些害，自然这种研究与说明对于进行攻或防也不是没有用处的。但如果因攻防利害多少为其选择之理由，甲因攻之利多而主张攻，乙又因防之害小而主张防，那么这种意见就不免陷入唯心论的错误中（曾国藩主张防，因“守可为主”，蔡松坡主张攻，说“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其实，在理论上主张攻或防，各有其时代之背景，各有其所代表的阶级之利益的政治原因。在实战中采取攻或采取防，则必视双方力量之对比，力量优者采取攻，劣者釆取防；劣者如釆取攻必败，优者如采取防则失机。
抗战初期，淞沪战役单纯防御的错误与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曾、胡兵法思想之流毒，也是军事上唯心论碰壁的最显明的例子。照曾国藩的说法是：“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当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善作客。”根据这种唯心论而且发挥它，说是：只要我们有精神，有勇气，就可战胜敌人的飞机大炮；说是：只要“镇静防御”就可使敌人“一挫再竭，气落志衰”。可是战争铁面无私地教训了这些唯心论者，“镇静防御”的结果，只是（也只能是）阵地成为焦土，守军全部牺牲。主要的因为不懂得进行运动战与积极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其实，攻防应由敌我优劣决定，不由攻防利害之多少，也不由主气与客气之盛衰。至于攻防的方式，是阵地战还是运动战，要看敌我双方各种条件而决定。
战争中攻防是运动的基本形态，进退只是攻防的准备或继续。攻防二者是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关于这一点克劳塞维茨说过：
“防御要阻止……在于占 领国土的前进（即进攻），因此必然会联系到国土来 考虑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最初的、最一般的防御方 法。这些方法一经确定， 进攻就针对它们采取对策；防御研究了进攻所使 用的手段，于是又产生了新的防御原则。这样就出 现了互相作用，只要不断 产生的新结果值得考虑，理论就可以继续地研究这 种互相作用。”（《战争论》 第二卷第六篇第七章）
攻防二者交相作用， 各以新的方法方式以对抗对方，“循环无巳”，遂使战法因之发展与进步，这就是战争内部的辩证法发展规律。而攻防二者又因双方的各种条件之联结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动着这一规律性的发展。这类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在正规战中，初期敌军长驱直入，我国行线式的防御配备，被敌突破一点，全线崩退；以后我国配备渐有纵深，于是敌又采取包围与迂回的办法，这样引起“延翼竞争”；到了我军因延翼而减薄了纵深时，敌又进行突破，……（这仅说明正规战中相互作用之一个侧面）。又如在游击战中，初期敌军向正面猛攻，后方空虚，于是我军长驱直入敌后，相继收复许多县城市镇。随后敌军以正规战法对我执行游击战任务的兵团围攻，我军则以“各个击破”的方针，消灭敌军于运动中。再后，敌以快速部队兼用“游击战法”向我袭击“扫荡”，我则巩固根据地，以民众武装的游击战，清野、破路等配合基干兵团之反“扫荡”，在内线与外线之配合下，击退敌人。再后，敌乃以筑堡修路政策分割我根据地，以经济封锁与烧、杀、掳、掠来破坏我根据地内的人力、物力、财力，我军则以更积极的更灵活的以至更大规模的交通战与反“扫荡”，打击敌人，坚持敌后抗战。最近敌军对我根据地进攻之残酷，巳达空前未有之程度，烧、杀、掳、掠之惨，未有前闻。这也说明了攻防之相互作用，推进 了双方战法，也加深了战争的残酷性。正因为双方作战方法之交互作用，在战争中是“循环不已”的，因此，我们不可满足于自己的战术技术，而应时时研究，日日进步。至于战争残酷性之增加，则往往不易无止境的继续到底，往往敌之凶焰最高之时，亦即敌之攻势达到最高度或差不多达到最高度之时。因此，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环境就会转变，最后胜利就会到来。
这种攻防的交互作用，在克劳塞维茨，似乎有点偏见。他认为引起战争行动的是防御，不是进攻，换句话说有防御才有战争行动。他说：“防御的规则是以进攻的规则为根据，而进攻的规则又以防御的规则为根据，这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但是要使一系列概念有一个开端，也就是说，要使这些概念能够成立，必须从进攻和防御中找出一个起点……如果我们从哲学上来研究战争的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战争的概念不是随进攻而是随防御一起产生的，因为进攻的绝对目的与其说是斗争不如说是占领，而防御则以斗争为直接目的，抵御和斗争显然是一回事。抵御的目的完全是对付进攻，因而必然以对方的进攻为前提；进攻的目的却不是对付防御，而是为了别的东西，为了占领，因而并不必然以对方的抵御为前提。因此，首先要使战争要素发生作用，首先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考虑到作战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方法的一方自然是防御者。……只要进攻者不了解敌情，他就一定没有确定行动的根据（包括确定如何使用战斗手段）。他能做到的只是携带战斗手段，也就是携带军队去实行占领。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因为携带战斗手段还不等于使用战斗手段。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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