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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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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虽然侥幸攻进去了，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把我军包围在长沙城内。后虽突围出来，据当时参加第一次打长沙的同志回忆：被他们带去的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没有准确的统计）都来不及撤退，有一批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
打长沙，打构筑了防御工事的大城市，在由游击战转到正规战时立即要求进行阵地攻坚战，显然是错误的。虽然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很好，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我军士气十分旺盛，有利革命向前发展，但是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还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当时长沙城内有敌军31个团，我们的兵力共13个师，实际上相当于13个团。敌人兵力超过我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中央命令要打长沙，三军团中的少数领导干部也坚持要打，理由是“中央命令”，而实际情况却不应该打。怎么把部队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下引上正确的轨道呢？这是第一个战略转变中最先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部队该如何行动呢？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默默地吸着烟，脸上表情很严肃，他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说：“让步。”为了团结红三军团，毛泽东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前进。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0年8月24日在永和市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8月28日方面军总部又发出“向长沙攻击前进”，占领长沙东南郊距城约20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黄中铺、龙头一带的命令。29日，方面军到达上述地点，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火力侦察。后来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了总前委，毛泽东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是他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泽东统一领导的，因而是正确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都是错误的。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9月1日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我军即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少数拥护立三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又提出来，说敌人遗失了作战命令，一定会改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执不下，郭化若等人都把眼光移向毛泽东，毛泽东在默默吸烟，脸上表情很严肃，突然站起来说：“我看留下红3军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仍控制在猴子石侧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红4军、红12军展开向长沙进攻，看朱总意见怎么样。”朱德马上表态同意。留一个军作预备队，这是总司令、总政委有权决定的，总前委也无法反对。于是大家无话。
第三天下午3时许，敌陶广师之1、2旅及补充第6团、特务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动了。至5时许，敌人出来约2个多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3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红4军、红12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一直压制歼灭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出动的敌军全部被歼。这一仗给长沙守敌以重创，我军部队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査明，敌军虽遗失了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反动军队传达命令迟缓，才推迟了一天出发，后来郭化若对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继续将主力部署在猴子石一侧，还会给敌人更大的打击。”毛泽东回答说：“这是我在打长沙问题上作的第二次让步。”
○七、毛泽东说：这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
1930年9月10日黄昏，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向长沙发起总攻，一军团从许家冲向敌乌梅岭一带阵地攻击，三军团从栗圹向二里牌敌阵地攻击。总部设在五马峰山上。夜幕降临后，在这里只能听见前线的枪炮声，看不见部队运动情况，但朱德还不吋端起望远镜观察搜索。朱云卿、郭化若守在电话机旁，作战命令上规定军用电话与总部联系，师团以下用传令兵送信，攻击阵地有希望时举火为号。晚8时战斗打响，一个多小时过去，各路都未来电话，更无举火的，看样子战斗并不顺利。毛泽东一声不响地在吸烟，他太累了。前委差不多天天晚上要开会，而且对争论的问题意见总是难以统一。部队自8月29日推进到长沙近郊新桥地区后，不断移动小打，半月来无大战果。由于敌人凭借坚固工事顽抗，我军攻击难以奏效。而且在9月2日晚组织的第一次总攻中，部队遭受很大损失，红一军团第1纵队队长柯东武、第3纵队政委刘作述阵亡。可是，一些热衷于打大城市的人，却仍不肯放弃攻长沙，李立三中央又命令打大城市，怎么才能把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呢？他不能不日夜思考。按规律，毛泽东在组织一个战役或战斗前总是几天几夜不顾疲劳，精心运筹，战斗打响后，他就自动去休息，有时甚至安心地睡上一觉。这次总攻他安心不下，眼睛里尽管布满了血丝，仍然坐在指挥部，不停地吸着烟。
天很热，没有风，空气像是凝固了似的。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给人带来的是不安。郭化若拿起话筒，一面记录，一面复述内容。电话是红4军参谋长陈奇涵打来的，说部队组织了几次冲锋，敌人火力太猛，根本接近不了铁丝网，有的连队用火牛在前面开路，火牛也顶不住子弹，毫无作用，现在部队伤亡不小，有两名团长阵亡。朱德听到这里，急了，一跺脚说：“快，叫他们撤下来。”
“问一下三军团的情况，不行就赶快撤。”毛泽东说。
朱云卿给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打了电话，那边情况也很糟。朱德对毛泽东说：“老毛，攻长沙这个仗我们不能再打了，你要下决心。”
“关键是怎么说服那些热衷于打大城市的同志，尤其是干部。” 毛泽东说，“不是说张桂军进湘潭吗？”
“8月31日，总部在白田铺时，见国民党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 郭化若说，“说张桂军到武冈、新宇、衡宝，有退湘潭讯。今天长江局 来信讲张桂军已进到湘潭。”
“我们就做这个文章，提出先打张桂军，再夺长沙。”第二天前委开扩大会，毛泽东说话了。他提出先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而要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就得将红军部队调到机动位置，以便在敌军分路来犯中各个歼灭之。这一提议并没有放弃打长沙，所以要求打长沙的干部接受了。于是，朱德、毛泽东于9月12日签发了撤围长沙，进占株洲、萍乡待机的命令。命令指出：“方面军以先消灭张桂军及何键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拟占萍（乡）、醴（陵）、株（洲）等处待机。”分散到萍、醴、攸后，毛泽东又提出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必须在三县大力筹款20万（仅半个月军费），帮助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建立政权等，也就是就地开展群众工作，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两个军团从9月14日起，以12天时间在三县筹款。12天后，一军团沿株萍路进攻吉安，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于是，9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株洲发出分散工作并向吉安进发的命令，命令前面说，“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这是尚方宝剑）“最火速最勇敢地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后面则说，“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第三军团夺取峡江、新干”，并“沿途分散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筹款和缝制被服”。9月17日，总部到达醴陵，毛泽东写信给江西省委并转中央。信的主要内容是：
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
1。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31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5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
2。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
3。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但文家市一役消灭敌人3个团，猴子石一役消灭敌人2个团以上，缴敌步枪2000枝，机关枪25挺，毙敌团长戴斗恒，伤敌旅长陈渥，俘敌团长二，伤敌团长二，俘敌士兵2000余，敌士兵死伤4000余，围困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30余里，9月3日将敌之出击部队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壕，不敢出来一步。到9月10日，我军第二次总攻不得手，9月12日始决议向萍醴撤退。把敌军30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
这次战役是自有红军以来第一次大战，因此，我军死伤亦不小，单以一军团说，高级干部有柯东武、刘作述两同志阵亡，中级干部死伤数十，下级干部100以上，士兵1600左右，三军团损失亦不小。我军虽有这些损失，但士气还是很旺，到江西去继续作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目前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两个军团每月需款40万以上，必须在萍、醴、攸三县筹款20万左右，能支持半个月。同时，萍、醴、攸数县的地方工作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颇为要紧（这三县均是白色，群众失败情绪颇重），故两个军团从9月14日起以12天在三县筹款，并帮助地方党部发动群众，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建立苏维埃，建立赤卫队。12天后第一军团由安福进攻吉安，第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夺取吉安、樟树前后，要解决新兵补充问题。要调20军、22军向北前进，配合广大群众，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挦路。
经过一系列会议，一次又一次争论，终于把整个方面军从长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带到了江西。而这正是毛泽东在打文家市时就想好了的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这一战略计划是到湖南去，配合三军团狠打何键部队，然后引导三军团沿株萍路回师攻吉，准备在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作战。郭化若目睹了这一事实的全过程，非常佩服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对毛泽东说：“毛委员，都说您有办法。”毛泽东苦笑着说：“不是有办法，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
事情总是复杂曲折的。总部9月29日下午在宜春发出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后，当晚就得到了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同志的来信，大意说，长江局查明张桂军并未来到湘潭，一方面军仍应回去打长沙。本来总部在发出向吉安前进的命令中就指定红3军派部队去迎接并护送周以粟到总部来。当晚他就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打长沙。周以粟一到宜春，毛泽东就热烈地欢迎他，并同他亲切通宵交谈，把他说服了。这位本来是坚决拥护立三冒险主义的长江局代表竟放弃了原来的意见，眉开眼笑地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成为一个积极的拥护者，心悦诚服地称赞毛泽东马列主义的领导，后来就是他在青塘会议上说的“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在宜春开了一个会，就是有名的袁州会议。这次会议是毛泽东说服周以粟，并在周以粟的支持下召开的，主要是决定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先去打孤立无援被我长期围困的吉安。这是在战略转变中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把热衷于攻打长沙的红三军团“循循善诱”地引导到江西来，这对尔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具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吉安是座孤城，曾被我江西地方武装长期围困，守敌是邓英部3个团（不足），士气低落，军无斗志，真可谓是惊弓之鸟、瓮中之鳖。吉安又是江西省一个较大的城市，周围都是红区，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县城被极少数的靖卫团占领。打下吉安，可以使广大红区连成一片，更好地发展土地革命，扩大革命根据地，更进一步“经营江西”。打吉安，江西干部是拥护的，比较容易说服干部和群众。
10月初，总部离开宜春城由西向东沿大路前进，走到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时，从北面来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江西省委（当时叫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毛泽东又问他：中央有什么指示？他说：“中央还是要我们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接着又用手指着前面正在走着的部队说，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面对这实际情况，只说了一句话：“那也只好这样。”毛泽东就在路边坐下，向李文林说明打长沙的经过和回师打吉安的意义和作用，又问了中央还有什么决定和指示没有。
红军开向吉安，在兵力还没有完全集中时，有人就急着要打。10月3日午夜，即阴历八月十三日凌晨，攻城部队攻入吉安城内，邓英部敌军全部坐船由赣江北航，向南昌逃跑了。原定担任用火力封锁江面的部队，没有遵照总部的命令部署，沿江没有布置炮兵和机枪，竟让3个团的反动军队在我们手中溜掉了。
打开吉安后，周围的泰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的靖卫团都逃了，我们一一加以占领，周围红区连成一片。各地赤卫军、赤卫队纷纷赶来，红20军（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和红22军（军长陈毅），也奉命调到吉安附近，于是吉安周围数十里到处都是红旗飘扬，好不热闹。大批红区武装和群众拥进城来，抓逃到吉安的土豪劣绅。在城外开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庆祝大会，群众踊跃报名参军。打下吉安后参谋处作了个粗略统计，这时一、三军团，20军、22军和总直属部队合计已超过5万人。
○八、毛泽东说：郭化若知道我在想什么
打长沙以后，毛泽东对攻打长沙不克做了分析，认为原因有三，其中之一就是“敌之工事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而“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因而毛泽东感到没有足够的炮兵和工兵，要攻打防御坚固的城市是极困难的，他开始考虑怎样发展红军的炮兵和工兵。
9月24日，我一方面军总部到了安源，毛泽东要郭化若带机关的一些同志深入矿工中做工作，抓紧筹款和扩大队伍。安源是刘少奇同志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工人的觉悟很高，对红军的行动很支持，报名参军的很多，有的工人对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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